【論文全文】操縱“美麗”：中國秀場直播平臺中的美顏工具及其關系性使用

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王怡霖及其他兩位人大新聞學院的作者共同完成的論文，王怡霖本人為完成博士論文研究，投身直播秀場，簽約三年成為女主播，被媒體采訪后而逐漸走入公眾視野。

摘 要：在中國秀場直播行業中,作為勞動工具的美顏技術被女主播廣泛使用。既有對于美顏技術的研究大多繼承了技術女性主義的分析路徑,在“壓迫”與“賦權”的二分法中討論女性受到的影響。相較之下,少有研究將這一技術放置在具體的職業關系語境中進行更為整體性的考察。本研究基于在成都A公會為期6個月的田野調查,試圖在平臺多邊市場的三組關系中探索美顏技術扮演的居間角色。研究發現,在平臺與主播的關系中,美顏技術作為一種零成本的勞動工具,降低了女主播的從業門檻;在公會與主播的關系中,美顏技術讓扁平化的大規模勞動力生產成為可能;在觀眾與主播的關系中,美顏工具則成為調節“有邊界的本真”的策略性工具。通過超越“壓迫”與“賦權”的二分法,本研究將美顏技術放置在平臺異質化行動者的動態關系中,這種視角有助于豐富既有研究對于技術女性主義的討論。

一、引言

“美麗等于成功”概括了網紅產業的運作邏輯,而身處其中的大量女性從業者,也就是“女網紅”則是這一信條的親身實踐者[1]。在直播行業中,呈現和維護美麗形象同樣是包括女主播在內的網紅從業者的基本技能和工作內容。大多數直播平臺專門設置了“顏值”板塊,以凸顯美貌的商業價值。以斗魚直播平臺為例,研究者發現:游戲頻道首頁展示的是直播視頻的實時緩存截圖;但在“顏值”板塊,卻是預先上傳的、經過濾鏡“美化”的女主播個人照片[2]。由此可見,直播平臺并不遮掩對女性主播外貌的強調,而經過“美顏濾鏡”修飾的主播形象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商業吸引力來源。

在秀場直播行業中,美顏濾鏡作為一種勞動工具已經被廣泛使用。在行業發展的早期,“長得好看”是公會篩選主播的重要條件[3]。因此,為達到行業的美麗標準,一些主播會選擇整容[4](PP807-825)。不過,隨著產業的擴張與美顏濾鏡技術的發展,這項標準正變得不再重要。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2022-2023)》,有超過9500萬個直播賬號活躍在以抖音、快手、陌陌等為代表的直播平臺上。它們創造了超過1900億元的市場營收,直播產業進入全民直播時代[5]。在巨大的市場需求下,大量外貌普通的女孩也被吸納進主播隊伍。美顏工具的廣泛應用使她們擁有了從業基礎[4](PP807-825)。

相較于美顏濾鏡在秀場直播行業中的廣泛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眾多社會爭議,目前聚焦于這一技術的學術討論仍然較為稀缺,美顏技術帶來的矛盾體驗與理論潛力也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已有研究大多在日常交往的語境下探討美顏技術使用的心理動機和效果[6](PP152-160),性別問題在其中僅僅是一面若隱若現的背景板?？紤]到“美貌”是女性經驗的重要組成,也是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議題[7](PP30-31),少數研究者在技術女性主義的視角下呈現了美顏技術開發的性別化傾向。例如,有研究者發現,男性在美顏技術的核心研發過程中占據主導,他們認為“美顏賦權女性”,卻忽視了在性別不平等的現狀下這項技術對于女性身體施加的規訓,及其對審美標準化的推動作用[8](PP596-608)。不過,這些研究往往會關注美顏技術對于女性的“賦權”和“壓迫”,并在考察中將女性處理為均質的整體,性別與技術的交叉如何在具體的職業情境中塑造了女性的美顏經驗尚未被展開分析。

為了彌補既有研究存在的缺憾,本研究以秀場主播行業中美顏的意義生成為考察對象,通過引入對平臺經濟中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分析,希望推動對美顏技術使用的“關系性”理解。具體而言,本研究基于對直播平臺M為期6個月的民族志觀察,第一作者以全職主播的身份進入田野,在入職培訓、PK等真實的勞動場景中結識主播、公會人員以及觀眾?；谝陨辖涷灢牧?本研究旨在探索美顏濾鏡技術在中國秀場直播行業的異質化行動者之間扮演了怎樣的居間角色。

二、理解美顏工具:從美顏到美貌

作為一種數字化的外形改造技術,美顏工具能夠幫助用戶簡便而無痛地塑造出完美的形象,因此正在成為平臺中介化交往活動的“必需品”。致力于“美麗產業的數字化”的上市科技公司“美圖”宣布,截至2022年,旗下產品的月活躍用戶超過2.42億人,其中美顏修圖類軟件貢獻了最多用戶數量[9]。除此之外,遠程辦公興起后,各類視頻會議平臺響應用戶呼聲,加緊上線美顏選項[10]。就連支付寶推出的美顏刷臉功能,都帶來了刷臉支付用戶量的明顯增長[11](PP582-585)。

美顏工具為社交平臺中的形象管理提供了便利,嵌入并塑造了社交的習慣和儀式。在此背景下,對于美顏工具的使用動機及效果的學術討論已初具規模。在廣泛流行的“顏值文化”影響下,社交平臺用戶希望通過展示經過美化的理想外形獲得社會承認,增進其社交資本[12](PP32-39)。除此之外,隨處可見、觸手可及的美顏塑造了人們對于外貌的感知和評價方式。有研究指出,照片編輯行為能提升使用者的自信,緩解社交媒體給身體意象帶來的負面效果[13](PP231-238)。而更多研究則提示了美顏對于身體滿意度的消極影響,其引發的理想與現實、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比較心理是重要的變量[14](PP39-43)[15](PP86-92)[16](PP175-182)。如此,美顏影響的社會塑造過程被簡化為個人的心理效應,以至于被問題化為某種“成癮”癥狀[6](PP152-160)。

作為對心理學視角的補充,有少量研究關注到了美顏的技術邏輯和社會情境。美顏可以被理解為兼具技術和社會文化屬性的“過濾器”[17](PP25-30)。在技術層面,算法的數理邏輯滲透進美麗標準中,以至于“被美顏算法處理過的人臉開始凝視真實的人臉”,進而激發出身體改造的欲望[18](PP99-102)。在社會文化層面,各種美顏工具的流行標記了交換邏輯對身體感知的支配,制造出競爭性的、自我主宰的主體精神,這體現出新自由主義文化與技術使用的相互塑造[19](PP59-77)。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顏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技術實踐[20](PP1330-1342)。而已有研究多將“美顏使用者多為女性”處理成背景信息,或是在結論中將女性用戶列為美顏癥狀的“易感人群”。相較之下,只有少數研究從技術女性主義的角度批判了美顏技術背后的平臺商業意識形態與“偽女性主義”話語的合謀。技術女性主義揭露了技術所生產和維系的男性特權,提示研究者打破技術的“男性中心主義”,在性別權力關系中考察圍繞技術展開的知識生產、勞動分工和使用實踐[21](PP7-20)[22](PP79-95)。在這一視角下,有研究指出,美顏軟件的開發者認為它發揮了賦權女性的作用。不過,這種想象并沒有反映出女性面臨的美顏壓迫,反而維系并強化了女性在性別秩序中的弱勢地位[8](PP596-608)[11](PP582-585)。不過,上述基于技術女性主義視角的美顏研究仍然大致秉持著“賦權—壓迫”的二分理解方式,而缺乏對于美顏工具使用更為情境化的審視。

如果回溯女性主義研究中對于美貌的討論,便會發現研究者已經嘗試從“交叉性”視角去思考美貌所建構的社會區隔,這一思路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反思既有美顏工具研究存在的缺憾。具體而言,在美貌相關的研究中,相關的性別、階層、種族、年齡等社會屬性都被納入等級—交換系統中。也就是說,美貌作為價值的來源,對一些人而言是先天的資源稟賦,對另一些人則是值得付出努力得到的資本[23](PP120-121)。這種理解方式更為鼓勵“自內而外的”觀察方式,情境化地呈現出“變美”對于女性生活的意義。這也意味著,對于美麗這一女性經驗的批判和解釋需要建立在“對繁雜的社會—政治意義的拆解和審美體驗的豐富深描上”[24](PP273-282)。因此,對于美顏技術的研究應該更多強調女性的主體性體驗,將問題從“對于女性而言美麗是好是壞”轉移到更為具體的“美麗是如何被定義、施行、辯護、次要化、標記以及操縱的,這些策略又是如何與性別和價值交叉的”[25](PP131-142)。

具體到本研究,我們將美顏工具置于中國秀場直播的勞動背景下進行考察,尤其關注女性主播職業關系中美顏所扮演的居間角色。這也意味著,在既有技術女性主義視角之外,我們還需要從直播勞動的研究中獲取更多理論資源。美顏濾鏡作為直播平臺的基礎功能,成為平臺支撐的工作環境和勞動系統中重要的技術組成。因此,平臺化(platformization)研究可能會成為本研究新的突破點。

三、美顏技術的平臺化

既有對于美顏工具的研究往往在采納技術女性主義視角時秉持著“賦權—壓迫”的二分法,缺少對于具體情境和關系的探索。換言之,在互動的情境中,調試美麗的過程和關系性體驗尚待進一步呈現和解釋。我們認為,平臺化這一視角的引入有助于彌補這一缺憾。尼克·斯爾尼切克(Nick Srnicek)認為,平臺的本質在于作為連接客戶、廣告商、生產商等不同用戶群體的中介,通過為用戶群體提供一系列工具和服務,發展自己的業務和市場[26]。平臺化則強調了平臺與文化生產者之間的互動過程[27]。中國新近崛起的短視頻直播平臺正體現了文化生產的快速平臺化這一趨勢[28]。

既有研究已經關注到平臺化關系網絡對于文化生產以及更廣義的勞動過程和體驗的影響。這首先基于對平臺的中介性也就是連接和調節作用的考察[29](PP8-24,P126)。大衛·尼爾伯格(David Nieborg)和托馬斯·波爾(Thomas Poell)指出,在多邊市場結構、治理形式和技術基礎設施的相互勾連下,文化生產以不穩定的狀態依附于平臺的經濟和技術架構[30](PP4275-4292)。平臺勞動涉及多元行動者的多重人—物關系的并置、交互和沖突也成為新近研究的焦點[31](PP1217-1243)。平臺勞動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可能牽扯平臺公司、勞動者、消費者、管理機構和公眾等“人”的關鍵方面,也包括算法、界面、交通工具等“物”的要素[32](PP600-620)[33](PP39-58,PP126-127)。一方面,數字技術作為勞動工具介入勞動秩序和用工模式,塑造了不平等且不穩定的勞動形態[34](PP3758-3784)[35](PP113-135,P244);另一方面,勞動者對于各種技術工具的挪用體現出他們的主體性和身份認知[36](PP20-38,P126)。值得指出的是,技術對勞動的影響并非顛覆性的[37],而是需要被放置于具體的經濟社會情境和多層次的技術—社會關系中考察[38](PP308-323)。

針對本研究的關注對象而言,中國秀場直播作為平臺化關系勞動涉及主播、觀眾、平臺和公會的多邊關系[39](PP6-28)。其實,也有研究者關注到界面(例如親密度設置、禮物打賞功能、PK界面設計)能動地推動了親密關系的商品化和性別化,在主播與平臺、公會和觀眾的關系中扮演了居間角色[40](PP137-151)。然而,在秀場直播行業的相關研究中,對于美顏工具的探索仍舊停留在碎片式的“提及”。例如,有研究指出,美顏工具能夠幫助女主播彌補缺陷[41](P139),其廣泛使用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的建構性話語中主播對美的技術依賴與風險管理[1]。相較之下,本研究將秀場直播平臺的美顏工具放置在考察的中心位置,將其視為平臺化交往環境中的技術設定和勞動工具,最終投入到異質化行動者的多維關系中進行拆解,亦即考察在直播產業中“美麗”的意義被定義和操縱的過程。

具體到操作層面,本研究將以主播為中心,對以下三組關系進行重點考察(見圖1)。其一是主播與平臺的關系。當主播打開手機開始工作時,便會面對平臺為她準備的一系列數字工具,其中的界面配置包括屏幕貼紙、連麥PK、禮物心愿,也包括本文聚焦的美顏工具。其二是主播與公會的關系。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公會”并非彼“工會”,更不是任何勞動權利保障的聯盟。在實際操作中,它可能以不同的稱謂出現,可以是文化傳播公司,也可以是網紅孵化基地,等等。面對主播一端,公會宣稱會扮演經紀公司的角色,提供職業培訓、幫主播拍攝短視頻。其中,美顏工具的使用技巧往往是公會培訓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其三是主播與觀眾的關系。主播的工作便是等待著一個個“游客”的光臨。主播與觀眾的相遇是由直播平臺APP的界面完成的,同時,因為美顏工具的存在,雙方的相遇也注定以一種“有邊界的本真”(bounded authenticity)為前提[42](PP389-420)。換言之,美顏工具既是相遇的中介,也是相遇的障礙。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將美顏工具置于主播與觀眾、平臺、公會所形成的三種關系中,在平臺化的語境下討論美顏工具扮演的多維居間角色。

圖1中國秀場直播行業基于美顏工具建立的三組關系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調查資料主要來自第一作者于2019年3-8月對中國秀場女主播的田野調查。正如前文所述,在秀場主播的直播工作中,直播平臺、公會、(男性)觀眾均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第一作者首先在某招聘網站上發布秀場主播職位的求職廣告,并最終與位于成都的某全國十佳公會(文中簡稱A公會)簽約。在A公會的推薦下,作者從2019年3月起在秀場直播平臺M作為主播進行全職直播。其中,2019年3月至5月初,第一作者在公會參加新主播培訓以及面向新主播的公會內部比賽,為了盡快與公會工作人員以及其他簽約主播建立聯系,第一作者利用公會提供的公司直播間進行線下直播,并在這一時期結識了主播小麗(19歲)與小可(23歲)。

2019年5月中旬至8月,為了有更靈活的時間可以與平臺上的主播和觀眾建立聯系,第一作者回到成都家中進行直播。利用平臺算法進行隨機配對PK的方式,第一作者與位于東北的小琪(24歲)、北京的小倩(25歲)建立了聯系,并隨后前往這兩位主播的家鄉對她們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每次訪談持續3小時左右。在訪談結束后,作者分別跟她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周左右的時間。其中,主播小倩邀請作者住進她的出租房,同意接受作者對她在平臺之外的私人生活進行參與式觀察。

除此之外,為了增加研究對象的異質性,本文還使用了“滾雪球”抽樣。作者經由M平臺上的男性觀眾介紹,將主播小妮(30歲)、小婷(28歲)納入本研究。她們兩位均是單身媽媽主播。相對其他剛進入直播行業的主播來說,這兩名主播直播經驗非常豐富,她們從事秀場直播均達2年以上。她們兩位都有較重的經濟負擔,生活面臨很大的困難。其中小妮更為特殊,她因為欠債被銀行列為失信人員。因此對她來說,選擇成為秀場主播更多是由于生活選擇受限。

在共計6個月作為女主播的直播體驗中,第一作者需要完成公會下達的直播任務,即平均每天直播5-7小時,每月的有效直播不低于25天。截至2019年8月15日,第一作者在平臺M總共完成109場直播,進行了496場PK比賽。共計25613人收看了直播,其中710人完成了直播打賞(贈送虛擬禮物)。在此期間,作者對自己從求職成為主播、與公會簽約、培訓、在平臺M直播的經歷和觀察做了大量記錄。作者還對涉及的重要研究對象(主播、公會人員、觀眾)進行了14次無結構式訪談,其中5次訪談進行了錄音,其他未同意錄音的訪談采用筆記記錄。此外,由于作者本身就是秀場直播當中的一員,因此部分主播、公會人員和觀眾同意將日常交往的信息也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數據。

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會將美顏技術放置于秀場直播平臺的經濟關系中進行考察,尤其強調異質化行動者的關系如何塑造了美顏技術的多維角色。具體而言,我們會首先關注在平臺與主播之間的關系中美顏工具如何輔助平臺完成規模化的微名人生產;接下來,我們會關注公會與主播的關系中美顏工具如何被打造為屈從于消費的資本美學;最后,在觀眾與主播的關系中,我們會關注美顏工具如何輔助主播完成關系勞動中的親密距離調控。

五、主播—平臺:規?；摹拔⒚恕鄙a

在既有研究中,主播的工作經常被描述為一種微名人(micro-celebrity)實踐[40](PP137-151)。按照特麗薩·森福特(Theresa Senft)的定義,微名人所進行的是“一種新型線上表演”,她們“通過攝像頭、視頻、音頻、博客或社交網站來放大自己在……觀看者和線上連接者之間的名望”[43](PP346-354)。與成為真正的名人不同,微名人并沒有龐大的粉絲基礎,也不會產生巨大的公共影響力。愛麗絲·馬維克(Alice Marwick)認為,微名人展示的是一種“類似名人的自我呈現方式”與成為名人的愿景[44](P144),抑或社交媒體中特定品牌塑造行為的集合。人們通過這些行為策略性地塑造網絡形象、接觸粉絲、披露個人信息,以增加關注度,從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雖然如今有越來越多真正的“明星”開始涉足直播行業,不過,支撐起秀場直播行業主要勞動力的群體仍然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對于直播平臺而言,如果想要實現去精英化的規模化生產,仍舊需要依靠后者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輸出。這也就意味著一種潛在的矛盾:普通人的微名人夢想與她們外形條件的普通之間如何進行調節?此時,平臺免費提供的美顏濾鏡作為一種勞動工具,便起到了彌合這一組矛盾的作用。小琪在被建議做直播時的第一反應是“自己長得太普通了”,但經過美顏濾鏡的調試,立刻“覺得自己和小紅書里那些網紅沒什么區別”。

小琪生活在東北某個靠近邊境的小城市。她對直播這份工作的期待是可以迅速找到那些愿意贈送給她高價值禮物的重要粉絲,也就是直播界所說的“大哥”[45](PP621-632)。小琪之所以對達成這一目標充滿信心,是因為她發現“很多主播其實長得也沒有很好看,就是普通人”,不過“她們開了美顏就變得都很漂亮了”,以至于“直播平臺里就沒有丑女人”。秀場直播無疑利用了女性的“美麗”資本,并通過直播技術讓其在平臺上與其他資本進行快速轉化。不過,為了實現規模化的勞動力生產,直播平臺允許女主播對自己的“美麗”進行加工或修改,并且這種行為幾乎是零成本的:一方面,主播并不會因此投入任何經濟成本;另一方面,她們也不會像進行整容手術一樣,承受不可避免的疼痛與隨時可能降臨的風險。

幾乎所有秀場直播平臺都內置了不同類型的美顏濾鏡技術。與傳統社交平臺不同,直播平臺并非簡單提供更改靜態照片清晰度和顏色的畫面調整功能,而是指向一項非常復雜的針對直播圖像的“在線整容”或“實時換臉”技術。主播可以在開始直播前就先對自己的在線形象進行包括美膚、瘦臉、放大眼睛、開眼角、縮小鼻頭、挺高鼻梁、減小頭圍、拉高顱頂、豐唇在內的幾十個身體部位預調整。隨著不同的美顏參數調整,主播可以從一個長相極為普通的路人向最受歡迎的網紅形象靠近。這些美顏參數可以一鍵保存,作為主播每一次直播的顏值保證。

平臺提供的美顏濾鏡幫助主播解決了大部分與容貌有關的問題,確保顏值并不“達標”的普通女性也能夠進入直播行業進行微名人實踐。因此,美顏濾鏡也被形象地比喻為主播的“工作服”。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件“工作服”是由平臺免費提供給主播使用的,這對那些來自社會底層并沒有條件依靠其他物質或技術變美的主播來說就更加重要。

事實上,除了那些帶著“明星夢”進入直播行業的年輕人外,在直播平臺中還有不少希望借助直播渡過生活危機的女性。例如,離異后帶著孩子生活的單親媽媽,想要迅速獲得收入的失業人士、殘障人士,投資/創業失敗背負著沉重債務的弱勢女性,甚至還有那些渴望依靠直播使生活回到正常狀態的社會邊緣人群。對她們來說,做主播可能只是在其認知范圍內覺得自己可以勝任的、可以迅速使其擺脫當前生活困境的一份工作。如果說美顏對于大部分平臺使用者來說是提升顏值的手段,那么對這部分必須依靠直播獲得收入的弱勢女性來說,則是必須使用的勞動工具。特別是對于那些不善于打扮甚至沒有條件打扮的女性來說,使用平臺提供的美顏功能不會產生任何額外花費,操作簡單,但是卻可以幫助她們“改頭換面”,甚至讓她們與素顏的自己“判若兩人”。

秀場直播的職業模式類似于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所講的“彩票經濟”(jackpot economy)[46](P10)。主播的日常直播收入極不穩定,且無法預測下一次直播可以“刮”出什么獎品。由于小琪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常住人口很少的邊境小城,那里觀看直播的人很少。如果沒有好的運氣遇到一位消費能力很強的觀眾,她通宵直播能夠獲得的收入在扣除平臺和公會的抽成后,經常還不夠當晚的電費和飯錢。除此之外,小琪還為做直播提前投入了置裝費、設備費(蘋果手機),以及用于提升維護自己美麗形象的護膚品、化妝品等。在直播半個月后,她意識到如果不采用別的辦法,想要依靠直播迅速回本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播一晚上掙50(元),還不夠買臉上這些化妝品的。口紅、粉底液、遮瑕膏、眼影、眉筆、眼線筆、腮紅……這什么不是錢?還有化妝水、卸妝水、面霜……以后我不化妝了,直播還掙不出我化妝的錢。以后就開美顏了,不化了,再也不化了!

不僅如此,一些主播發現自己的化妝技術遠遠不如美顏濾鏡帶來的變化明顯。主播小倩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化妝,她稱自己是“手殘黨”。剛開始做主播時,還經常因為化出“雷人”的妝容被觀眾嘲笑。后來她索性放棄化妝,每天直播時就使用平臺內置的“一鍵化妝”。她可以隨著心情選擇一鍵成為“元氣學妹”還是“新中式古典美人”。相比于化妝而言,美顏濾鏡的另一個優勢在于它可以以極低的成本呈現相當穩定的效果。通常在幾小時情緒激昂的直播后,化妝品(特別是底妝部分)早就氧化褪色。如果沒有美顏濾鏡的支撐,大部分主播下播時都是灰頭土臉的,早就不復開播時的神采。而這種情況僅僅通過非專業的化妝技術很難避免。不過,小倩提醒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兩件事:首先,臉不要出鏡頭,因美顏“上妝”需要時間,即便僅僅離開一瞬間,卸妝和上妝的對比仍會被發現;其次,后面的背景不要有線條的裝飾物,因為瘦臉功能會一并將這些線條“折彎”。

在直播平臺的規?；瘎趧恿ιa過程中,美顏濾鏡消弭了平臺勞動者的外形差距,降低了平臺勞動者入行的經濟投入成本,也彌補了其中一些勞動者遜色的化妝技術。除此之外,它更加打造了勞動者對于自身“微名人”身份的想象。對于很多女主播而言,“佩戴”美顏濾鏡是屬于她們的一項“尊嚴”。當我們在線下與主播小妮見面時,她提出了合影的要求,并堅持用自己的手機完成拍攝,因為照片必須要經過美顏之后才能發布到社交媒體平臺。按照小妮的話來講:“我不接受把非美顏照片傳上去。在這個平臺上的我應該一直是美麗的。我更不會輕易地素顏直播。那是我的尊嚴。”

更為極端的案例來自主播小婷。由于丈夫突然失業,家里老人重病,背負著經濟壓力的她剛生產完沒多久就開始在家里直播。她給我們發來了照片展示她的真實生活環境:雜亂的奶瓶、尿布、孩子玩具、裝滿藥品的盒子和袋子堆滿了鏡頭外的狹小空間。小婷刻意將美顏調整得很夸張,以掩蓋自己尚未恢復的身材。她通過網購買了一些均價不超過50元的衣服。這些衣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質感很差但是很上鏡。因為她發現美顏濾鏡不僅能夠美化人的外貌,還能美化衣服質感,模糊掉主播真實的社會階層,縮小主播在鏡頭前呈現的“貧富差距”。對此,小婷有一套自己的“理論”。

抖音上那些明星主播也看不出他們住的是怎樣的大房子,因為直播的時候只露出那么一小塊的地方,看不出他們到底在哪兒直播。開了美顏,穿名牌衣服和便宜衣服都差不多了。但是名牌衣服可能還不上鏡。我只需要花心思打扮好會暴露在鏡頭里的那一小塊地方以及會被拍攝到的那部分的我就行了。

按照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話來講,美顏濾鏡讓鏡頭前所呈現的一切變得“平滑”:它們被磨去了差異,成為沒有否定性的優化表面[47](P23)。這種美學的流行是當今數字技術和資本的合謀,讓肉體處在一種危機中。它所呈現的美只用于被消費以及獲得積極的夸贊。不過,對于像小妮和小婷這樣的底層主播來說,這一小塊可以任由美顏濾鏡加工的“暴露之處”卻是她們想要守護的尊嚴。這些女主播當然知道,美顏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美化。不過,那個經過“技術操縱”后和真實形象差異巨大的線上形象確實能夠為她們彌補外貌和環境的缺陷,守護了她們在數字世界中的尊嚴。因為通過極低的成本獲得了這樣一個“新形象”,她們才可以更加順利地進入直播行業。更為重要的是,在日復一日單調而疲憊的工作中,因為美顏濾鏡的存在,她們得以葆有對另外一種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的人生的盡情想象和期盼。

六、主播—公會:屈從于消費的資本美學

如果我們將中國直播行業放置于平臺經濟中進行思考,公會則是一種典型的平臺輔助者(complementor)。作為平臺外包的勞動組織,公會替代平臺進行勞動力的管理,其中包括招募主播、培訓有潛力的主播并將其輸送給平臺[48](PP805-819)。與其他平臺經濟中具有中介性質的組織相似,公會將自身簽約的主播作為與平臺討價還價的資源,以確保其在與同行競爭時可以獲得平臺優待。例如,獲得更高的分成比例,或者平臺授權的流量扶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公會需要至少從兩個層面滿足平臺的需求:為了實現規模經濟的擴張,公會需要為平臺不斷“拉新”;為了獲得快速的經濟收益,公會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流水”。

在這樣一個依靠美麗資本盈利的行業中,平臺和公會自然會看重主播的“顏值”。這表現在兩個方面:直播平臺往往將顏值設置為單獨的分區,用來展示高顏值主播;公會也會給高顏值主播提供更多保障[49](PP96-119)。不過實際上,很多公會對主播實行的都是無門檻招募。當本文第一作者試圖通過某招聘網站應聘公會主播時,幾十條求職信息均得到了公會的積極回復。這些回復中,自稱是公會星探的工作人員表示只要愿意簽約就能夠做主播。唯一不同的是,公會會根據主播自身的條件來給主播定級別。高級別的主播可以獲得更優越的分成比例,以及公會提供的流量扶持資源;而條件不佳者則只能拿到較低比例的分成,等達到一定的直播流水時,才能獲得公會的流量扶持。最終,本文第一作者與位于成都的A公會簽約。A公會中的星探每天都在尋找和面試新主播,其中絕大部分與之簽約進入直播行業的女性其實并不具備出眾的外貌。A公會的星探老白認為“只要是個人就能播,不用擔心顏值不‘達標’,我們怕的就是沒能招到足夠數量的主播。開了美顏,沒有丑人”。

A公會要求新人主播在直播時必須開美顏,且不得隨意在直播中關閉美顏。所有的新主播在完成簽約后都會收到數張“美顏參數調整建議表”,它們凝聚了A公會多年的經驗。不同的美顏調整建議對應著不同的直播平臺。以針對直播平臺M的美顏指導為例:它建議磨皮最好不超過60%,可以讓直播畫質看起來恰到好處的真實;瘦臉可以打開40%-80%,這樣可以讓臉型上鏡好看又看起來沒有攻擊性;而對于鼻子的調整參數則建議可以直接拉高,因為網紅鼻通常都是山根明顯、鼻頭小巧,大部分普通人的鼻子顯然離“達標”還相差太遠;頭肩比一定要調整,因為直播鏡頭使得五官的體積被放大,只有頭圍小巧的人在鏡頭前才能在視覺上更加好看。在文檔最后,公會還建議主播選擇學妹和偽素顏模式的濾鏡,因為這樣的模式使得經過美顏的主播能呈現出一種幼態的、白凈瘦弱的清純氣質。A公會的經紀人朵姐解釋說,這種主播形象更符合東亞男性審美,更可能被觀看直播的男性觀眾所青睞。

19歲的新主播小麗臉上有一塊半個硬幣大小的淺咖啡色胎記,朵姐一步步指導她調整美顏參數,直到可以將她臉上的這塊胎記完全遮住。但當小麗想要將美顏參數再進一步拉高時,朵姐則制止了她。在公會內部,并不是每一種美都能得到支持,朵姐對此的解釋是:

(直播平臺)上的男性喜歡主播看起來具有“天然美”,氣質溫柔可愛,不要太有攻擊性。你把美顏調整得太夸張,就會讓他們覺得你長得很不自然,就不“真實”了。當然,并沒有什么真正的真實,只是你不要讓他們看出來。

由此可見,公會指導主播使用美顏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幫助她們努力創造一種可被消費的“真實”。它讓男性觀眾產生一種錯覺,即他們喜愛和支持的主播就是屏幕前看上去和感受到的樣子。

另外,為了吸引觀眾,一些主播會對胸部這樣的“敏感部位”使用美顏。這導致她們在參與PK游戲的時候被平臺算法判定為“裸露性器官”,并且不得不接受處罰。作為主播監管方的公會要求主播停止這種對美顏工具的“濫用”,以避免她們再次被系統“誤殺”。因此,主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地使用美顏。一方面,她們需要確保自己的顏值在視覺上不能有被一眼識別的瑕疵;另一方面,她們也不能過度或者不正確地使用美顏讓效果極度失真,這不利于直播變現。

對于公會來說,主播的美麗不僅應該迎合男性觀眾的審美,這種可經由美顏工具改寫的美也必須是能夠被管控的:主播所最終呈現出來的“美”在平臺上應該是安全的。換句話說,在公會的指導下,美顏濾鏡體現了資本美學的一面,即美需要屈服于消費的內在性[47](P62)。因此,在直播時使用美顏成為新人主播需要遵守的“工作規范”,而“正確使用美顏”則成為一種審美勞動[50](PP1330-1343):主播的身體經由美顏技術被動員、發展和商品化。如此,她們在公會的管理下,將附著于外貌條件的情欲資本[51](PP499-518)和身體資本[52](P474)安全地向其他資本轉換。美顏濾鏡可以被比作主播身上的“工作服”。只有勤勤懇懇地穿上它,她們才能得到作為監工的公會的“開工同意”。美顏濾鏡也像是主播自身作為流水線商品的外包裝盒,成為她們被大規模生產并被整齊地推向直播平臺進行價值生產的基礎。

“無門檻簽約—調整美顏參數—保存美顏設置”的流程確保了主播可以低成本地被大規模生產。如果說微名人的部分魅力來自“成為自己”,美顏工具則鼓勵她們不成為自己;如果說微名人召喚了個體之間的差異,美顏工具則推動了個體之間的趨同。至少從外貌的維度來講,主播的工作因為美顏工具的廣泛使用變得更加流水線化。但是這樣的趨同所呈現的顏值“扁平化”趨勢對平臺和公會都是有利的。美顏工具在秀場直播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勞動力的穩定性。

七、主播—觀眾:關系勞動中的距離調控

在平臺與公會之外,美顏的使用還需要被放置在中國秀場直播特有的關系互動模式中進行討論。因為美顏不僅是平臺和公會提供和鼓勵使用的用來提升主播顏值的工具,更被用來建立、推動甚至(主動或被動)瓦解主播與“大哥”的關系。也就是說,美顏濾鏡在中介化的親密(mediated intimacy)中被“關系性”地采納。

秀場直播已經成為許多非精英男性進行儀式化消遣的重要休閑空間。他們通過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參與直播互動,給喜歡的主播贈送虛擬禮物,在平臺上獲得了全新的個人身份?；谥辈テ脚_的用戶激勵體系,只要用戶在其中投入足夠多的時間和金錢,就能獲得“貴族”等級和相應的特權。例如,在M平臺上,最高等級的“貴族”用戶被稱為“帝王”。獲得此身份的用戶不僅可以擁有專屬的出場特效,還能享受更多獨有的平臺使用權限。這讓男性玩家的魅力通過這些差異化的用戶標識和等級變得可視化。如此,女主播與男性觀眾相遇的環境是一個可被編程的、區別于線下世界的數字空間。這也意味著,除了平臺參與以外的一切數據(例如個人信息與自我形象)都可以被任意修改而不必承擔責任。大量的男性觀眾在他們上傳的個人照片中使用了美顏,他們渴望以這種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平臺形象與其通過消費而建立起來的“慷慨的男性成功者”形象保持一致。

同樣,在發展和維護與“大哥”的關系時,女主播也會使用美顏來刻意隱藏自己真實的身份,并凸顯自己的線上身份。已經有兩個孩子的主播小妮告訴我們,直播美顏越夸張她越感到安全,因為這意味著在線下即便碰見了直播間里的人,他們也認不出自己。她將那個清晨6點起來為孩子做飯、接送孩子上下學的未打扮的自己跟直播間里那個看上去年輕又時尚的自己區別開來。她說,她不希望孩子班上的老師和家長知道自己在做主播,怕他們在孩子面前議論自己。她更怕在陪伴孩子走在街上的時候,突然被直播間的觀眾當面認出來。她反復強調“還好有美顏,我現在的樣子跟平臺上的我長得一點都不一樣”。對小妮這樣因為“女主播”這個面臨污名的身份而背負著道德壓力的女性來說,她們非常需要使用美顏創造出區別于線下真實自我的新形象,用那個可以遮蓋住自己真實樣貌的自我來跟男性觀眾進行線上互動。

美顏的第二個意義是用來進行關系調節。董晨宇和葉蓁將秀場直播描述為一種性別化的關系勞動(relational labour),強調這是一種“持續的、常規化的交流”,目的是“形成一個能夠孵化其工作利益的社會關系”[39](PP6-28)。更具體地說,在秀場直播中,主播需要通過關系勞動來刺激男性觀眾的持續性打賞[45](PP621-632)。不過,當這些男性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他們所支持的主播身上時,他們開始渴望獲得“真實”以作為對自己投入的回報或者補償,有的男性會在贈送完禮物后要求主播關掉美顏濾鏡。他們一方面好奇自己支持的主播的顏值跟他們的想象是否一致;另一方面,他們對主播拒絕展現“真實”的同時還要求他們繼續進行包括金錢、時間、情感的投入表達不滿。因此,男性觀眾往往希望主播去掉美顏來拉近他們之間的關系。

當然,在直播間這樣的男性氣質的比拼場所中,讓主播當眾關掉美顏也是男性玩家對更弱勢者進行的“忠誠度測試”。如果主播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那么這樣的主播在他們看來就不再值得繼續支持。令人沮喪的是,當一些主播在關掉濾鏡后展示出的素顏與“美顏”存在差距時,男性觀眾會大失所望,立刻離她們而去,主播精心維護的與男性支持者的關系也就這樣瓦解了。

美顏的第三個意義是用來處理關系危機。在秀場直播中,雖然男性觀眾贈予禮物支持女主播是一種自愿行為,但是他們仍舊渴望從主播那里獲得具有排他性的回饋,因為他們能夠提供的浪漫和金錢支持往往是短暫和不穩定的[45](PP621-632)。一些玩家會要求主播在直播平臺之外與他們建立更深度的私人聯系。這種聯系可能是通過微信,也可能是需要主播與他們面對面交流,甚至是發生線下的親密關系。對于主播來說,她們當然不希望在直播互動之外與男性玩家發生關系,但是擁有強勁消費能力的男性玩家在平臺上是一種極具競爭力的稀缺資源,主播的直播質量與這些男性和她們所建立的情感聯系息息相關[45](PP621-632)。因此主播需要時刻與其他主播爭奪這些男性觀眾的喜愛,處理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危機”。

一些主播在感受到自己處于關系危機中時,會主動向她們要維護的重要男性觀眾展示不使用美顏的自己。特別是當男性觀眾對她們提出過分要求時,她們向對方發送無美顏的私人生活照片和視頻作為一種常見的補償方案。小妮發送過自己在家穿著居家服為孩子做糖醋排骨的照片,以顯示自己作為好媽媽的一面。小麗則給想要追求她的“大哥”拍攝過自己去醫院檢查胃鏡的小視頻,以表明自己實在因為身體原因不能赴約。一方面,主播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向對方展現自己的“真心”與“真誠”,安撫男性觀眾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更重要的,她們需要用這種方式將已經心生離開之意的男性支持者再次吸引到平臺上消費和觀看直播表演。向對方展示無美顏的真實和私密的自己,也是主播給男性觀眾的愿景:也許下一步,他們可能真的會見面或者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

當然,這個策略并不可持續也未見得有效果。但是主播在與重要支持者的關系中,仍舊將不使用美顏作為一種“有邊界的本真”[42](PP389-420),供男性觀眾通過直播打賞來購買。一方面,美顏濾鏡被用以調節美顏自我和本真自我之間的轉換;另一方面,當直播打賞行為終結時,雙方的交易行為也就隨之中止,主播便不會再提供這樣一種“本真”。因此,內置于平臺的美顏工具被用于關系勞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種“有邊界的本真”的制造、流通和解體。

八、總結與討論

近年來,秀場直播作為一種高度性別化的平臺勞動受到廣泛的學術關注[39](PP6-28)[45](PP621-632)。既有研究強調平臺的經濟和技術架構下親密關系商品化的過程和機制,并且呈現了女主播的勞動狀態和生活境況。在此基礎上,通過深描女主播和公會對美顏工具的理解和體驗,輔以對直播勞動過程中涉及美顏操作的親身體會,本研究發現,美顏工具的意義被鑲嵌進了行業運作的三組關系中,亦即“主播—平臺”、“主播—公會”與“主播—觀眾”。美顏工具的技術效果使得美麗資本在個人層面具有易得性,在組織層面具有可管控性,這是直播產業規?；那疤帷Ｔ诖嘶A上,技術加工的美麗的意義需要置于關系中理解。在平臺治理要求的約束和觀眾審美喜好的導向下,公會指導主播調試濾鏡參數,工具性地打造可供消費的美。而在主播和觀眾的互動中,美顏工具發揮了關系調節的作用,美成為女主播將真誠轉化為親密感的界面。

基于上述發現,本研究用“操縱”一詞試圖將秀場直播描述為一種“技術—產業—情感”復合環境中美的意義流動。操縱首先指向對美的數字化配置。相比于女性研究中其他經常被闡釋的變美手段(如護膚、整容、妝扮等),美顏濾鏡等工具極大地降低了達成美麗標準的成本和難度,使得對身體的改造被簡化成了軟件按鍵的點觸。在這種技術實踐中,美的數據化和資本化相互纏繞。性別化且去性欲化的美被抽象為可操作、可儲存、可復制的參數,這推動了美在“安全”范圍內的標準化生產和變現。對于個人來說,“操縱”帶有爭取主體性的意味。美顏對于差異的抹平和對差距的補足是一體兩面的。在直播界面上,主播可能遇到的生活窘境和容貌的瑕疵一并被濾除。她們注視技術打造的美麗面孔,仿佛也是在注視更加光鮮和體面的生活。

“操縱”表征了美顏作為技術—社會實踐的靈活性。換言之,美顏不能被理解為瞬間的效果,而是持續的關系調適過程。“關閉美顏”給維持關系帶來的風險和轉機,讓我們關注到美麗作為女性經驗的多重面向。一方面,濾鏡帶來的“人工美”將美和欺騙關聯起來[53](PP179-195),失去美顏的主播可能面臨審美和道德的雙重否定;另一方面,作為“美麗即成功”的補充,在直播勞動的情境中,美麗的價值還可以體現為其對于邊界的調控作用。如此,美麗與勞動境遇中的隱私和安全感的關系得以建立。主播在日常交往中借“完美”完成職業和個人身份區隔,在職業要求下將“不完美”轉換為“真實性”的關系勞動策略,都為此提供了生動的事例。

在全球化和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市場親密關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對“有邊界的本真”的交易[42](PP389-420)。在本研究中,我們則進一步發現在數字中國的秀場直播行業中,美顏工具成為制造、流通和解體這種“有邊界的本真”的媒介。有沒有使用美顏以及如何使用美顏都發揮了邊界調試的作用,關乎主播與其支持者的親密關系的建立和維持。當然,在公會的督導下主播使用(移除)美顏帶有目的性和表演性。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秀場直播制造了大量可交易的欲望。主播、公會、男性玩家成為三種不同的欲望主體(desire subject)[54]。主播渴望在展示了移除美顏的“真實自己”后,能夠將玩家重新吸引到直播互動中進行消費;公會渴望主播按照他們的要求使用美顏,從而更高效地進行價值生產;而男性玩家在花費了時間、情感和金錢后,則渴望能夠獲得沒有經過“加工”的真實以及更進一步的親密。在這里,欲望的商品化與平臺勞動相互刺激,成為平臺經濟的內在驅動力[55](PP1-15)。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女主播在這一過程中矛盾和復雜的心態。她們中的大部分人因為美顏對外貌的迅速提升才能成為“合格”的主播。但是美顏的使用也加劇了她們的負擔,甚至讓她們感到被剝削。因為主播們要隨時在如何使用美顏來實現利益與展示(隱藏)真誠中進行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用“賦權—壓迫”視角來理解這些底層主播的掙扎。但可以肯定的是,美顏的大規模使用,使得女性與平臺資本主義的“不安的戀情”[56](P229)變得更加尖銳。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本文來自《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4期

作者簡介

1.王怡霖,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系2017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性別、平臺經濟、數字勞動。

2.許瑩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2021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親密關系、媒介社會學。

3.董晨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平臺社會、數碼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