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二）

作者：汪濤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榮恒先生提供的大量歷史數據和觀點啟發，在此深表感謝！

本文顛覆性的核心觀點、突破和全新視角：

• 商丘是中華文化之母，也是中華文化的祖母。沒有充分研究商丘的人，沒有資格說自己真懂中華文化。

• 自古天下名人過半出自河南；自古河南名人過半出自商丘。

• 商人、商品、商業......這些名稱前面的“商”字就來自商丘。中華文明不僅是一個重農主義社會，只有理解了商丘才會明白：中華文明自古就是一個重商主義社會，只是性質與西方的重商主義有顯著區別。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經濟社會是不可能產生如此輝煌的中華文明的。商業不僅是財富之源，也是不同文化匯集和重新創造的最重要社會機制。

• 商丘作為二王三恪制度集中體現，在彈丸之地卻匯集承襲前朝歷代文化血脈，這也使他一再成為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中心。

• 百家爭鳴是商文化的第一次復興，百家爭鳴中各家的中心地帶距離商丘不超過200公里，核心人物絕大多數都出自商丘或其后代。締造當今中華傳統文化框架和肌體的這場文化大創新，幾可稱之為“商丘論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皆為“商家”。不是直接出自商丘的，也是主要出自原商朝都城安陽附近，還是“商家”。

• 秦漢唐是商文化的第二次復興，宋朝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復興。要想最深刻理解當代中華文明復興的真正奧秘，其鑰匙無疑也在商丘。

• 解開中華文化可持續發展奧秘的鑰匙在商丘。

• 要完全理解毛澤東帶領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戰勝國民黨的最大奧秘，鑰匙在商丘。

• 什么是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商丘的歷史會給出最經典的答案。

• 中華文化能夠引領未來世界的社會奧秘在商丘。

• 人類前兩次全球化的奧秘在商丘，引領未來第五次全球化的奧秘也在商丘。

證明以上觀點的并不是什么新發現的歷史證據，而幾乎全都是中外學術界一致公認的鐵證。但為什么人們之前沒有認識到這些顛覆性的事實和觀點，認識不到商丘如此之重要的核心地位？原因不僅在于當前的歷史學科研究視角存在的很多不科學性和誤區，也因為幾千年來，商丘一直是“功成不必在我”?！吧仙迫羲Ｋ评f物而不爭”，但正因如此，“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本系列文章很長，有4萬多字。我們將分期分批發表，本文是第二篇。后續正式發表時目錄可能有修改，以正式發表時為準。

目錄

一、以往認識歷史的誤區

1.歷史并不完全是越老越值錢

2.如何準確理解中華文明是沒有中斷的文明？

3.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父母而不是鼻祖

4.都城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二、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的核心歷史證據

1. 商丘——中華文化的祖母

2. 周朝不是滅商，而是“分商”

3. 二王三恪制度

4. 百家爭鳴——商文化的第一次大復興

5. 今天的中華文化，是在商文化一次又一次復興過程中形成的

6. 起源、傳承與集大成（注：新增內容）

三、秦、趙、楚與商文化的繼承關系

四、秦國的建立——商文化的第二次復興

1.秦國的建立是商丘論壇成果的諸子百家思想交匯、碰撞之后的大融合

2.秦國的建立是實現商紂王未竟的統一事業

五、漢朝——商文化第二次復興的完善

六、李唐王朝——商文化第二次復興的頂峰

1.隋唐在起源上與商丘并無直接關系

2.睢陽之戰的意義

七、宋朝——商文化的第三次復興與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地位的隱退

1.為什么叫宋朝與應天府南京

2.靖康之難及對商丘作為中華文化基地的根本影響

八、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

1.水患

2.南宋及之后商丘文化歷史地位的顯著下降

3.商丘不同的特殊歷史使命

九、新時代商丘的復蘇

1.新中國建國前經歷的一道大坎

2.解放戰爭中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

十、文明進化的三種基本模式

1. 分裂式進化

2. 融合式進化

3. 湮滅

十一、研究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的超級戰略意義

1. “農業社會”還是“農商社會”？

2. 中華文化引領的人類前兩次全球化

3. 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第五次全球化

4. 糾正大量長期的常識性誤解——“中”與“管”

5. 花木蘭的故事說明了什么

十二、商丘可以告訴我們的更深道理

1. 什么是家國情懷、民族大義？

2. 有文化與沒文化 —— 共產黨為什么會戰勝國民黨？

3. 統一與分裂 —— 貫穿中華文明發展史的較量

4. 融合式進化的條件 —— 和合與龍圖騰的進化

十三、諸子百家主要人物出生地及思想形成地匯總

附錄：商丘歷史變遷（以商丘市人民政府官網對本市“歷史沿革”介紹為基礎增補而成）

（接上篇：）

二、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的核心歷史證據

1. 商丘——中華文化的祖母

商丘不僅是中華文化之母，她也是中華文化的祖母——商朝文化發源地。

商丘是商文化的發源地，不僅商湯的出生地是在商丘，商湯推翻夏朝后，最初建立的都城亳都也是在商丘。亳為帝嚳的都城。商湯是由商丘（今商丘古城）遷都于亳（商丘谷熟鎮）。這個亳都的“亳”字在現今地名中還留有痕跡，就是現在安徽的亳州（緊鄰現今商丘市），當年叫譙城，那時不僅是屬于商丘范圍的，而且還是當時商朝的陪都。后來商朝都城頻繁地多次遷移，最后是建都在殷墟（今河南安陽）。中間著名商朝都城有鄭州商代遺址等。商朝對中華文化的影響極為巨大和深遠。以往國外只承認中華文化起源于商朝，雖然有當時國外學者的各種偏見，以及考古證據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商朝作為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一個節點，在中外學者中是一致公認的。

如果要追溯更早，屬于中華文化的文獻記載比較多地以傳說（本文凡稱“傳說”“相傳”“據傳”的都不作為本文觀點的直接證據，僅作參考。全文同）形式體現。作為中華始祖三皇五帝里的三皇，說法有很多，有燧人氏、伏羲、有巢氏、女媧、神農（炎帝）、黃帝等。其中：

燧人氏，出生于商丘。伏羲，傳說是燧人氏之子，相傳其母華胥（女媧）在雷澤（今商丘以北不到100公里的山東省菏澤市），踩了巨大的腳印而有孕。懷孕12年后在成紀（今甘肅天水市）出生。有巢氏，傳說是燧人氏的父親。這幾個之中的出生地相對只有燧人氏出生于商丘記載比較確定，其他出生地都語焉不詳。當然，因為這段歷史的記載都是更接近神話傳說方式，所以很難與考古證據直接來進行比對驗證。所謂有巢氏、燧人氏、女媧、伏羲之間傳說的爺、父、母、孫的關系，還有傳說伏羲與女媧即是血親又是夫妻。這些傳說明顯地不像是歷史事實的真實人物，而更像是代表某一個部族，或者是用某個典型的人來代表某個部族。

中國還有一個人文始祖是葛天氏。葛天氏據傳是“襲伏羲之號”的三皇時的“帝王”，又是我國音樂、歌舞始祖。相傳有“葛天氏之樂”，由三人操牛尾而歌唱，共八曲，其發明了“樂舞”（見《呂氏春秋·古樂篇》）。而葛天氏的出生地被認為是在河南寧陵、長葛一帶，其陵寢在商丘寧陵縣葛天氏陵。坦率地說，了解到如此之多的文化起源是在商丘，已經多到讓我感覺有些受不了啦。不過，從目前已經發現的考古證據來看，中國最早的樂器是賈湖遺址出土的40多支精致的骨笛，分別有2孔、5孔、6孔、7孔和8孔骨笛，用鶴類尺骨制成，距今7800至9000年之遙。賈湖遺址位于現今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北舞渡鎮，與商丘直線距離不到200公里。所以，商丘在賈湖骨笛出現之后至少3000多年，出現葛天氏這樣的大作曲家，在物質基礎上是有足夠支撐的。

自商朝建立以后的歷史文獻記載，與當前考古證據之間的一致性是相對比較好的。而商朝之前的歷史記載與考古證據之間的一致性不是太完美。甚至因其傳說性質，很多記載顯然不是真實的歷史事實。例如“踩了巨大的腳印而有孕，懷孕12年后出生”這樣的記載顯然與科學常識相違背。

根據1996年啟動，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2001年正式提出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在歷史學界的長期努力和持續的考古新發現證據支持下，目前已經基本確定夏朝的歷史發展脈絡。從上圖夏朝各個首領時期及其都城變遷過程可見，夏朝有幾個特點：

首先是都城變遷非常頻繁，甚至相同的首領（大禹和少康）任內都有3個不同的都城。

第二是夏朝的都城基本都在現今河南省境內。大禹任內有三個不同的都城，只有其最后所在的都城平陽是現今山西省境內的安邑或晉陽，除此之外大禹任內及其他首領任內的都城全在河南境內。

第三是相和少康兩任首領三個不同的都城在現商丘市境內，分別為相的都城所在的商丘（現商丘市睢陽區），少康時期的前兩個都城，綸城（現商丘虞城縣利民鎮東南35里），夏邑（現商丘市夏邑縣）。

當然，無論對夏朝以及之前的歷史如何理解，都不影響我們的核心觀點。

2. 周朝不是滅商，而是“分商”

周朝不是滅商，而是“分商”，這應當是歷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卻沒有形成明確的觀念，更關鍵的是沒有認識到其偉大的歷史意義是什么。我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它對于“中華文化是一個沒有中斷的文化”這一論點是極為重要的關鍵性支撐。

過去我們都認為“武王伐紂”是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請注意“推翻”這個詞。如果不特別地說明，這會導致巨大的誤解，以為從此商朝文化就消失了。一定要理解到周朝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朝代，而是一個分封天下的真正“封建王朝”，尤其重要的是對很多商朝后裔也進行了分封，實行的是“興滅繼絕”的政策。所以從文化上說，周朝建立以后，商朝文化并不是被滅絕了，而是“被分開保存延續下來”了。

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戰推翻商朝帝辛，建立了周朝。如果從世界歷史上看，中國之外其他地區的一般情況是，一個朝代用武力推翻另一個朝代后，會完全由自己來替代之前的朝代，甚至連生物基因、文字、宗教信仰等都替換掉。如果這樣，那前面被推翻的文化一般情況下就滅絕中斷了。但中國不一樣，在秦朝建立之前一直采用的都是中國獨有的“二王三恪”制度，這個后面會專門談到，周朝也是繼承甚至強化了這個制度。

周朝采用的是全面的分封制，只要承認周天子是老大，按時到都城去述職進貢就可以了。尤其周武王還采納周公“以殷治殷”的建議。滅商以后，周武王封商紂王帝辛的兒子武庚于殷地（今安陽）以祀殷后，留在殷墟管理商朝遺民。同時周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安陽）附近建立邶、鄘、衛三國以監視武庚，史稱“三監”?？墒牵芪渫跬品坛蠛芸炀筒∈帕?。周成王年幼繼位后，周公攝政，引起本來是監視武庚的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的不滿。武庚乘機聯合他們造反，要想恢復商朝。史稱“三監之亂”“管蔡之亂”或“武庚之亂”。結果周公出兵后三年平定叛亂，武庚、管叔被殺，蔡叔被流放而死，霍叔被廢為庶民。

但即使如此，周公依然遵循“二王三恪”“興滅繼絕”的傳統，將沒有參與三監之亂的商紂王帝辛的兄長微子啟分封于商朝的舊都商丘，建立宋國，特準其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與周為客（見《史記·宋微子世家》）。三監之亂至少一半應當算成是周王朝建立初期內部的叛亂，武庚只能算有部分責任。不管怎么樣，周公并沒有因武庚參與這個叛亂而改變對商朝后裔的優待政策。宋國地位很特殊，被周天子尊為“三恪”之一。所以，周朝建立后，商文化并沒有中斷滅絕，只是“三監之亂”導致的結果是周朝給殷商后裔的封地由安陽轉移到了商丘。最正宗的商文化由此以“宋國”的國號回到她最原始的起源地而得以繼續保存。

學術界一般認為，西周的分封制對象主要為三類：一是周武王姬發的姬姓宗室子弟，二是周王室的功臣，三是原來商朝的王室、臣子、投降或跟隨周王的原商朝部族，他們被分封到各地做諸侯，建立諸侯國。所以，并不僅僅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微子啟分封到了商朝的起源地商丘繼續遵循商朝的文化，而且有多個具有商朝文化的商朝大臣，或接受了商朝文化濃重熏陶的商朝時代的部落族裔后人被分封到不同的諸侯國。這一點同樣非常重要。事實上，周朝不僅是分封了商朝的王室和大臣的后裔，對更前朝的王室后裔也進行了分封。

從商朝轉為周朝時采用的“興滅繼絕”方式，是興起于商朝的中華文化傳統得以完整延續的重要因素，也是在今天可以稱之為中華傳統文化不僅沒有中斷，而且為百家爭鳴時期得以實現另一個偉大創造飛躍的重要因素。

3. 二王三恪制度

這種分封前朝的后裔并不是周朝獨有，而是當時中國的一種延續很長時間的政治傳統，就是二王三恪制度，又稱二賓三恪、二代三恪、三恪二王后，或單稱三恪、二王。這是一種古代的政治禮制，至少起源于堯舜禹時期甚至更早。它是新的王朝封前面朝代王室后裔爵位的制度。依二王三恪制會給予前朝王侯名號，贈予封邑，祭祀宗廟，以示尊敬，顯示本朝所承繼統緒，標明正統地位。所謂“恪”，即表尊敬之意。根據杜佑《通典》考證的“三恪二王后”，認為封前二代后裔為二王后，封前三代后裔則稱為三恪。

這種二王三恪制，在文化上就會形成一種興滅繼絕的效果。受封的前朝后裔并不是本朝的臣子，而是受尊敬的賓客待遇。

現在學術界主流的看法是將中國最早的王朝認為是夏朝。但傳說中國在夏朝之前還有一個朝代是虞朝，它是虞舜接受唐堯禪位后所建的朝代，都城在蒲阪（今山西永濟）。堯的兒子丹朱被虞舜尊為虞賓，而非臣子，封地在唐（今河南南陽淅川縣的丹水流域，丹水即丹江，為漢水的支流，丹江口水庫就在丹江與漢江交匯處，唐也是西周時的楚國最初受封的地方）。大禹接受虞舜禪位建立夏朝之后，將虞舜之子商均封在“虞”地（就是現今河南商丘虞城縣），建立虞國，承嗣“有虞氏”之號。后來春秋時期的陳國、戰國時期的齊國（田齊）的歷代君主以及西漢末年的新朝建興帝王莽皆為虞舜之后裔，也就是商丘市虞城縣人之后了。

商湯在鳴條之戰中推翻了桀的夏朝之后，為了表示對夏朝的尊重和繼承，特意賜給夏王室封地建立杞國。杞國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市杞縣（緊鄰商丘市睢縣），是一個小國。杞國的國君仍然保留了姒姓和夏后氏的稱號，繼續祭祀夏朝的宗廟?！肚f子》中的成語“杞人憂天”中所說的杞人，就是指的這個杞國的人。杞國也是孔子崇尚夏禮的地方，孔子曾經去杞國考察學習夏禮。杞國雖然小弱，但卻是夏朝文化和血脈的延續者。

事實上在商朝時，二王三恪制度越到后來就越是不太被遵守了，甚至會把攻占的王國或部落的首領斬盡殺絕。但周朝特別推崇分封制，不僅對商朝后裔高度敬重，甚至對更前朝的王室后裔都盡可能進行了分封。

在周朝，虞舜后裔的陳國、夏朝后裔的杞國和商朝后裔的宋國被稱為三恪。宋國后來共傳三十四君，享國八百二十九年。

周武王滅商后，訪求前代帝王的后裔，找到了虞朝舜帝的嫡裔媯滿，把自己的長女大姬嫁給他，并封之于陳之株野（今河南商丘柘城縣），后遷都陳之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緊鄰商丘市柘城縣），讓他奉守虞舜的宗祀，是西周朝首任舜帝奉祀官。轄地大致為河南東部和安徽亳州（位于商丘以南并緊鄰商丘市）。

由此可見，周朝建立后，以二王三恪制度為之前所有王朝后裔建立的封地全都集中在商丘及其周邊。這里成了之前歷朝歷代王室后裔以及之前中華文化高度匯集之地，并且受到周王朝的高度敬重。從這里再進一步孕育出中華文明歷史上最偉大的百家爭鳴新文化融合和創造的活動，也就不難理解了。中國歷史上的這種百家爭鳴參與者至少得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首先是得有文化的人，否則著書立說的基本前提就不具備。

二是既可以站在普通民眾的角度，也可以站在統治者的王室角度考慮問題。尤其后者對一般的學者很困難。如果你指望一個人從來沒在王室待過，也從來沒從有相應文化傳承的人那里接受相應的熏陶，要想具備甚至是要去創建管理一個國家的知識體系，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百家爭鳴產生的大量知識，既有軍事、科學、修身養性，也有大量如何治理國家的知識體系。一旦我們理解了商丘及其周圍聚集了前面歷朝歷代眾多王室后裔，就明白產生這樣的知識體系是太自然不過的了。

三是要有足夠數量的精英群體，而不是少數幾個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百家爭鳴，相互啟發，才思泉涌的局面。這一切只有在商丘才具備。

四是相互之間還要有足夠的區別，從而能夠形成大量不同的派系和差別很大的知識體系。商丘及其周圍很小的地方匯集的是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的傳統，并且他們的使命就是保持各自前朝的文化傳統，這使如此狹小的地方卻聚集了顯著不同的多種文化并長期保持，從而可以促發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而一般情況下，區域近到一定程度，往往就相互影響同化而趨同，變得極少差異了。

4.百家爭鳴——商文化的第一次大復興

今天我們所稱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事實上主要都來自于百家爭鳴時期的偉大文化創造。對于這一點應該說是不會有任何爭議的。中華文化更早的源頭，如果它們對今天的中華傳統文化有意義和影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融合進了百家爭鳴時期的文化大創造之中。

之所以在春秋產生百家爭鳴，一個直接觸發因素是王子朝奔楚事件。

王子朝，姬姓，名朝，是周景王姬貴的庶長子。周景王的太子聰明但早逝。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因寵愛王子朝，想立他為太子。同年四月十八日，周景王還未立王子朝為太子，便在榮锜氏那里去世。王子姬匄的同伙與王子朝爭立為王，國人擁立周景王嫡長子王子姬猛為王，王子朝攻擊并殺害姬猛，國人給姬猛上謚號為悼王（周悼王）。晉國攻打王子朝而擁立姬匄，是為周敬王。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晉國人準備護送周敬王進入周朝都城，但是此時王子朝已經自立為王，周敬王于是避居草澤中。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晉國率領諸侯護送周敬王回到周都，王子朝于是降為臣子。姬朝被晉兵打敗，帶著全部典籍和一些貴族逃往楚國。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王子朝的黨徒作亂，迫使周敬王逃奔到晉國。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晉定公終于護送周敬王進入周都。

周敬王十七年（公元前503年）春天，周敬王乘吳國攻破楚國的機會，派人刺殺了姬朝?！蹲髠鳌酚涊d的事件吻合，只是時間上早了兩年：魯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春天，周敬王派人在楚國刺殺了王子朝。

王子朝奔楚事件本身如果只作為一個宮廷政變性質，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多如牛毛，一點都不新鮮。但這個事件對整個中華文化造成的影響卻極為巨大，因為他是攜帶整個周王室之前秘不對外的皇家典藏一起逃往楚國的。問題是他們并沒有最終把典藏交給楚國，而是從此下落不明。這個事件造成的后果無論是利弊兩方面都大到天際。

天大的、災難性的不利后果是：由此中華文明3500年前的第一手歷史記載極可能從此湮滅。根據中國歷史的慣例，這些皇家秘藏的典籍遠不止是本朝歷史文化的記載，而且更重要的是包含前朝歷史的詳盡記載。因此，王子朝不僅僅是攜帶了周朝歷史文化記錄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攜帶了之前的商朝、夏朝以及更早可能存在的虞朝等朝代的歷史記載第一手資料。因此，他所攜帶的這批典籍的遺失，事實上造成了中國歷史記載非常嚴重的中斷。

這也是造成現在商朝、夏朝，或之前更早可能存在的虞朝等沒有第一手歷史記載證明的關鍵原因，使現在史學界要準確恢復2500年之前的中華歷史變得極為困難。好在商朝的歷史有大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以及很多年代不是太久遠的史書（如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等作支撐。但是，要復現3600年前，即商朝之前的歷史就極為麻煩了。尤其司馬遷等所寫的史書，對年代太久遠的歷史只能靠收集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這樣越是久遠的歷史，就越是更像神話傳說性質。

另一個對當時全社會災難性的后果是，本來東周王室就已經逐步衰落，再沒有權威的皇家典籍作支撐，周王室說話從此更沒人聽了，從此就更加陷入越來越動蕩，以至后來禮崩樂壞，中華大地逐步轉入戰國時代。

但此事卻有兩面性，在天大的災難性后果的同時，又帶來天大的有利后果是：他最終誘發了百家爭鳴的出現。因為周王室沒有了文化解釋的權威性，民間就可以借恢復周王室典籍的名義，使大量創新的思想噴薄而出。

據猜測，王子朝奔楚帶來的直接結果有可能是他的隨從，尤其是作為周王室典籍管理人的老子參與，他們此后為生活所迫或其他目的，整理出版了《周易》《山海經》《道德經》（根據1973年12月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帛書甲乙《道德經》抄本與現行版有很大區別，稱《德道經》，德在前道在后，也有人稱《道德真經》）等。據目前所知，《道德經》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個人思想觀點的著作。此書在當時一經面世，誘發了大量民間的百家爭鳴的著書立說活動。

《周易》《山海經》《道德經》有一些反常的特點，成為現在的秘案。一般來說，寫書的最好方式是在談到相關事實時，提供資料來源的引用出處?；蛘咧该魇亲约河H自獲得的資料。要么是不寫資料來源，直接講事實。但這三個典籍不僅不提供資料來源，而且是極力地以高度變形的方式去講事實，顯得是要刻意地避免讓讀者知道他們看過原始版本的事實，甚至隱蔽書的作者。這是導致至今難以查明《周易》《山海經》作者是誰的可能原因。因此有人猜測，這些典籍是王子朝及他的隨從，甚至一起參與的老子在后來隱藏起來閱讀整理相應典籍后所寫的。

目前中國先秦史學會為代表的學術界有較明顯傾向認為王子朝可能是在南陽最后安葬，并且有可能他攜帶的典籍隨之安葬在了南陽。為此還在南陽成立了兩個研究基地：一個是“中國先秦史學會王子朝奔楚暨南陽先秦文化研究會”，另一個是“中國先秦史學會王子朝奔楚暨南陽先秦古遺址保護研究基地”。尤其這后一個研究基地，明顯已經有一定判斷王子朝奔楚事件最后的終結地是在南陽。甚至已經初步定位到南陽市鴨河工區（也稱南都新區）一帶。只是在沒有把王子朝帶走的周王室典籍挖出來之前，還不好作最后的定論。就差哪天蓋大樓挖地基的時候，藍翔的學生一不小心就挖出一堆竹簡，曝出一個驚天大喜了。

但是，作為已經成為充足鐵證可以證明的百家爭鳴中心，既不是南陽，也不是西周時的都城鎬京（今西安）和東周時的都城洛邑（現洛陽），而是宋國都城商丘。 絕大多數諸子百家的創始人物，都是商丘人。 即使不是直接的商丘人，也是不太遠的祖上出自商丘。

我曾把商丘是中華文化之母的觀點與一些歷史學家討論，他們剛開始對我的觀點有些詫異甚至不屑。如果沒有這個觀點，歷史學家們過去可能也沒太注意諸子百家的核心人物出生地在哪里的問題?；蛘?，即使他們本來都知道，原來也沒想到過其中會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當他們自己去重新核實諸子百家創始人的起源時都驚訝不已地發現：天吶，怎么會有那么多商丘人？不是直接的商丘人，不遠的祖上也是商丘人，或者在離商丘很近的地方 —— 可以說，百家爭鳴這一次深刻影響到今天的中華文化的偉大創造，基本都是發生在商丘或距離商丘200公里以內的地方。這是宋國保存商文化之后的第一次偉大的商文化復興和文明再創造。所以，百家爭鳴從另一個角度看，可以稱為是中華文明升華的第一次“商丘論壇”。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是在商丘博物館看總體介紹視頻時，提到百家爭鳴的核心地點都在距離商丘不到200公里的地方。這讓我非常詫異，但當我進一步確認的時候更加詫異的是：商丘博物館也太低調了，不是距離商丘不到200公里，而是基本上源頭都可以算是出自商丘好不好。

2024年4月25日作者汪濤參觀商丘博物館

如果人們認為商文化的復興只有這一次，那還不足以讓人驚訝到頭暈目眩的程度。

5.今天的中華文化，是在商文化一次又一次復興過程中形成的

周朝建立后，除了宋國，秦國、趙國、楚國，他們也都可以說是商朝文化的不同傳承者。

秦國統一六國，可以說是商文化在百家爭鳴大創造之后的第二次偉大的復興。秦始皇是完成了商紂王未竟的一統華夏的偉大事業。

漢朝劉邦斬白蛇起義之地的芒碭山，就位于商丘，陳勝的墓也在芒碭山。

李唐王室的李家有一部分傳說是殷商后人——道家創始人李耳的后人。李耳是殷商后裔。

宋朝是商文化的又一次復興。

以下我們一一解讀這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的歷史，卻是大量鐵證所指向的歷史事實。

6. 起源、傳承與集大成

在談具體的商文化傳承與復興之前，我們先來說一下起源、傳承與集大成之間的關系和不同的價值。本發表后，很多網友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也提出了一些疑問。中華文化的起源顯然是豐富多彩的，用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描述中華文化起源地的觀點就是“滿天星斗說”。考古的發現首先是靜態的，在某一個考古遺跡發現某些考古證據，一般是將其歸為該地的文化遺跡。除非是諸如發現古代運輸過程中沉沒的船只等，雖然也會代表當地發生的某個歷史事件，但其沉船上的貨物會第一時間想到它們是屬于其他哪個貨源地生產的。一般情況下沒人會認為這些貨物是在沉船的地方生產的。

但毫無疑問，歷史發展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是動態的。這種動態的第一個問題是文化的傳承，首先是文化在當地時間上的傳承，其次是通過人員的遷徙和不同地區人員之間的相互學習等等，實現文化在異地的傳承。例如，仰韶文化已經發現了5000多個遺跡（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魏興濤老師提供的數據，截至2000年全國發現的仰韶遺址共有5013處），其呈現出從較早的中心向四周擴散的形態。這種擴散有可能是直接通過人員的遷徙直接將相應文化轉移過去，也可能是其他地區人員通過學習承接的轉移。這種過程在今天也同樣是司空見慣的。

如果只是起源和傳承的話，很可能會呈現文化的差異化和越來越多的分支。不同文化起源地之間，往往本身就很可能有差異。即使相同文化在傳承過程中，也很可能出現變異或創新。

如果只是這些起源和傳承過程的話，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有一個基本統一性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一個不斷集大成的過程，就是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進行融合、創新，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她在自己發展過程中不斷進行集大成的創新。而在這個過程中，商丘曾在非常長的時期內起到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當然不能說是全部。所以，本系列文章討論的主要是這種對形成統一的中華文化的集大成作用和機制。這當然不會去否認中華文化“滿天星斗”的豐富起源，只是我們要去關注一個在過去被忽視和未被討論清楚的，對中華文化最關鍵的一個環節。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