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應觀：黃河文化傳承中的歷史糾葛與現代破局

作者簡介：司馬眾志，全球華人尋根拜祖聯合會副會長、世界非遺基金組織文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華龍文化學者。

圖為：中國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龍王廟——嘉應觀
引言
2021年12月，在籌備“萬龍歸宗 祈福中華”海峽兩岸黃河尋根祈福活動期間，最初選定的武陟縣嘉應觀，卻因其供奉的主神并非大眾熟知的龍神，使得活動舉辦地不得不臨時變更。這一突發狀況，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引發了我對龍王廟竟不供奉龍神這一奇異現象的深度思考。
近期，嘉應觀景區負責人提出“嘉應觀不是廟”的言論，更是在社會上掀起了一陣討論的熱潮。長久以來，嘉應觀的屬性認定以及主神供奉問題，一直備受各界關注，這背后實則隱藏著文化遺產保護進程中，歷史真實性與現代闡釋權之間的激烈矛盾。在國家大力推進黃河文化發展戰略的當下，嘉應觀作為承載黃河文化的重要載體，其保護與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基于自身的經歷，本文將從四個維度深入剖析，力求為嘉應觀更好地融入黃河文化戰略提供可行思路。
一、歷史定位：國家祭祀與治河工程的雙重載體
（一）建造初衷的政治隱喻
嘉應觀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彼時黃河武陟段頻繁決口，水患肆虐，嚴重威脅著沿岸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國家的穩定。雍正帝以皇子身份主持堵口工程時，許下了建廟的宏愿。登基之后，朝廷不惜耗費巨資，依照故宮形制建成了嘉應觀。從宗教文化的視角來看，御制碑文賜予“顯佑通濟昭靈効順黃河之神”的封號，將黃河之神正式納入道教神譜體系，通過官方權威認定進一步強化了其宗教權威性。這一舉措巧妙地將自然崇拜與皇權緊密相連，把黃河治理提升到了關乎國家政治穩定的關鍵高度，正所謂“河漲河落維系皇冠頂戴”，成為清代“神道設教”思想的生動實物體現。在黃河文化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嘉應觀的建造初衷清晰地展現出黃河文化中政治、宗教與自然元素相互交融的獨特魅力，對于研究封建時期黃河流域的治理理念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二）廟衙一體的創新格局
嘉應觀在建筑布局上大膽創新，將河道總督衙署（中央）與道臺衙署（地方）巧妙地融入廟區，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左廟右衙”格局，實現了宗教祭祀與行政管理的協同運作。嘉應觀整體建筑布局嚴格遵循傳統道教宮觀的規制，采用中軸對稱設計，建筑錯落有致，氣勢恢宏。最初，中大殿莊重地供奉著黃河之神龍王，東西龍王殿則配祀賈讓等歷代治河名臣。這種以龍王為主神，輔以相關神祇和人物的供奉體系，與道教中對水神等神靈的信仰和供奉方式高度契合。在道教信仰體系中，龍王是掌管水域的重要神祇，肩負著興云布雨、司掌水旱等重要職責，嘉應觀對龍王的供奉充分體現了道教對水神的尊崇。歷史上，嘉應觀作為一座道觀，曾舉行過各式各樣的道教儀式和法事活動，諸如道士們虔誠的誦經、祈福、禳災等儀式，其目的在于祈求黃河安瀾、風調雨順，具有濃郁的道教文化特色。嵇曾筠、林則徐等眾多聲名遠揚的治河名臣都曾在此辦公，使得嘉應觀一躍成為黃河中下游地區治河的核心樞紐。這一廟衙一體的獨特模式，為我們研究古代黃河治理體系的完整性與科學性提供了珍貴實例，有助于深入挖掘治理背后所蘊含的文化脈絡與制度傳承，與黃河文化發展戰略的要求完美契合。
二、屬性爭議：從“廟”到“非廟”的話語博弈
（一）官方定性的法律依據
2001年，國務院正式將嘉應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明確將其定性為“清代皇家祭祀建筑”。從宗教文化的專業角度審視，依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嘉應觀被歸為具有特殊歷史、藝術價值的宗教建筑，其“廟”的屬性受到《文物保護法》的堅實保護。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更是稱嘉應觀為“中國古代河神廟的巔峰之作”。嘉應觀不僅僅是一座單純的道教祭祀場所，更承載著極為豐富的黃河文化內涵。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嘉應觀的存在，深刻體現了人們對黃河的敬畏與感恩之情，通過對黃河之神的虔誠祭祀，表達了對黃河安瀾、農業豐收的美好祈愿。與此同時，嘉應觀中的各種建筑裝飾、碑刻等，都蘊含著大量豐富的黃河文化元素。例如，殿內獨具滿族風格的龍鳳彩繪，不僅彰顯了皇權對河神信仰的有力掌控，也生動反映了黃河文化與皇家文化相互融合的獨特魅力。從黃河文化發展戰略的視角出發，堅決維護嘉應觀的官方定性，對于保護黃河文化遺產的真實完整性，確保其在傳承體系中的正統地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非廟”論的現實考量
持有“嘉應觀不是廟”觀點者，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隨著時代的飛速變遷，意識形態與管理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嘉應觀逐漸轉變為4A級景區與治河博物館，其原有的宗教祭祀功能也隨之逐步弱化直至消失；東跨院衙署區被改造用于其他用途，使得祭祀空間大幅縮減。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混淆了“功能演變”與“本質屬性”的概念。就如同故宮博物院，雖然如今承擔著重要的旅游功能，但這絲毫不會改變其作為皇家宮殿的本質屬性。同樣，嘉應觀也不應僅僅因為現代用途的改變，就被輕易否定其作為廟的本質屬性。其道教文化屬性與黃河文化、皇家祭祀文化相互融合的獨特特質，從未發生改變。在黃河文化戰略的大框架下，如果錯誤解讀嘉應觀的本質屬性，極有可能導致文化傳承與旅游開發的定位出現偏差，從而嚴重影響其在黃河文化傳播中核心作用的有效發揮。
三、主神移位：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重構
（一）清代祭祀體系的完整性
據歷史記載，嘉應觀中大殿原本供奉的是黃河之神龍王，殿內精美的65幅滿族風格龍鳳彩繪，淋漓盡致地彰顯了皇權對河神信仰的掌控力度。東西龍王殿配祀賈讓等治河名臣，共同構建起了“人神共治”的完整體系。順治帝之子、首任道長牛鈕，僅僅在西跨院設有紀念塑像，并未進入主神序列。這套完整的清代祭祀體系，歷經歲月沉淀，蘊含著特定時期深厚的黃河文化，完全契合文化遺產原真性保護的嚴格要求，成為傳承黃河流域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的重要依托。其中，道教對龍王的供奉傳統以及與皇權、黃河文化相互融合的祭祀體系，構成了這一文化傳承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現代闡釋的越界風險
2012年，嘉應觀在修繕過程中，相關人員依據民間傳說，貿然將牛鈕塑像移至中大殿并尊為主神，這一行為引發了諸多弊端。首先，其違反了《文物保護法》中“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基本原則，極大地破壞了嘉應觀的歷史真實性。牛鈕“皇叔”的傳說僅僅屬于民間敘事范疇，根本無法替代國家祭祀體系以及道教正統祭祀體系中以龍王為主神所具有的神圣性。將牛鈕立為主神，造成了文化符號錯位，擾亂了原本清晰的文化脈絡。嘉應觀本質上是一座道觀，而牛鈕并非傳統道教神祇，供奉他嚴重破壞了黃河流域信眾心中“河神安瀾”的集體記憶以及當地的傳統信仰。在黃河文化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這種主神移位的行為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理念背道而馳。倘若長此以往，必將對嘉應觀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影響力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使其獨特魅力大打折扣。
四、現代管理：在保護中創新發展
（一）分層保護與活化利用
嘉應觀在現代管理過程中，應當高度注重保護、傳承與創新的有機結合。在核心保護區，可以借鑒國內其他地區的成功案例，堅決恢復黃河之神的主神位，維持祭祀空間的原狀，傳承源遠流長的河神崇拜文化，嚴格遵守文化遺產核心保護的各項要求，這同時也是對嘉應觀道教文化與黃河文化融合特色的有力保護。在東跨院衙署區，充分借助先進的數字技術，精心打造“牛鈕治河功績展”，在確保不破壞文物原狀的前提下，進一步拓展文化展示的維度，讓游客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治河歷史，滿足遺產利用創新的實際需求。在體驗創新區，積極舉辦“黃河祈福大典”等沉浸式項目，讓游客親身參與傳統祭祀活動，欣賞精彩的黃河傳說表演，親身體驗傳統手工藝制作，實現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嘉應觀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其中，在傳統祭祀環節，可以適當恢復部分道教儀式的內容，充分展現其獨特的宗教文化魅力。
（二）構建多元共治機制
為推動嘉應觀的保護與發展，應當積極構建多元共治機制。首先，組建專業的專家顧問委員會，其中宗教文化專家能夠為道教文化的保護傳承提供專業、權威的意見，為決策提供有力輔助。通過召開聽證會、發放問卷等方式，廣泛收集信眾和游客的意見建議，力求在保護與開發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兼顧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與旅游經濟發展的現實訴求。此外，將嘉應觀納入“一帶一路”跨國項目，借助國際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國際影響力，激發內在活力，向世界全方位展現道教文化與黃河文化融合的獨特魅力。
嘉應觀在屬性與主神認定方面存在的爭議，本質上凸顯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認同困境。其“廟衙一體”的獨特建筑格局，充分彰顯了清代的治國智慧，堪稱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之作，對于黃河文化戰略的推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當務之急，應當以《文物保護法》為根本依據，緊密結合傳統風俗與歷史事實，盡快恢復黃河之神的主神位，修繕祭祀設施，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廣泛普及其文化價值，重塑信眾的文化記憶。唯有在歷史真實性與現代闡釋權之間找到完美平衡，穩固主神地位，才能切實守護好嘉應觀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傳承博大精深的治河精神，為推動黃河文化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