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典型案例：詐騙罪與民事欺詐，如何區分

作者：吳單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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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構成要件的角度，詐騙罪可近似理解為一個公式：

成立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隱瞞真相/虛構事實+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因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產生經濟損失

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觀故意，后三項是客觀行為，第五項是客觀結果。

可見，所謂詐騙行為，即以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方式，令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因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的行為。

作為核心的客觀要件，詐騙行為是辦案機關的重點審查對象。

在司法實務中，認定詐騙行為，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否則不能認為存在詐騙事實：

其一，必須存在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欺騙行為。

隱瞞真相，指刻意隱瞞自己不具有交易能力的關鍵事實，如行為人已經資不抵債了仍聲稱可以按期還款，或行為人的產品未拿到市場流通資質仍對外銷售。

虛構事實，指無中生有，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事實，如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特定關系或資源仍虛假承諾可以辦事，或行為人虛構自己持有房產的事實并以此作為抵押向他人借款。

相比之下，民事欺詐行為雖然也有欺騙行為，但這種欺騙是基于現有的事實進行夸大、包裝，不是整體性、徹底地欺騙。

如最高法《刑事審判參考》第1372號指導案例（黃金章詐騙案），

黃某向他人借款1000萬元，理由是工廠資金周轉。在出借人要求抵押時，黃某提供了偽造的房產證，在實際取得款項后，黃某將部分資金用于炒股。

顯然，黃某的借款理由、抵押方式、借款用途都存在欺騙成分。

但是，黃某要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實，且及時提供了借據，符合民間借貸的形式要件，出借人對借款本身沒有錯誤認識。

雖然部分資金用途改變，但股票投資本身是合法經營活動；房產證雖然是假的，但房產本身真實有效，不影響抵押拍賣的執行。

此外，黃某在案發之前一直穩定地還本付息，沒有主動失聯或攜款潛逃的行為。

因此，黃某雖然有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但尚未達到詐騙罪的程度，應定性為民事欺詐。

其二，這種欺騙行為，必須是以無對價交付為目的、徹頭徹尾地欺騙。

詐騙罪是對整體事實或全部事實的欺騙，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的意愿或履行能力，只是利用虛假承諾、假意簽署的合同等手段以騙取他人財物，其自始至終就沒想過要提供相應的產品、服務或其他對價。

如（2018）粵01刑終703號一案，

被告人L某聯系被害人Q某購買皮料，并約定了提貨及貨款支付等事由，與被害人之間達成了口頭購買合同。后L某按約定提貨，被害人出具相應的提貨單，故該口頭合同符合經濟合同的要件。

L某明知自己無履行能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自己有檔口的事實，騙取對方信任，先行交付貨物，收受對方當事人的貨物后逃匿，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民事欺詐中，將份量不足或質量有瑕疵的商品賣給對方，雖然也存在欺騙成分，但只要商品本身是真實、有價值的，這種欺騙就是局部的、非整體性的，本質上還是為了賣貨，有履行交易義務的行為，而不是“空手套白狼”，逃避責任、無對價地占有對方財物。

如最高檢典型案例（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詐騙案），

被告人吳某強等人以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裝貼上“助高特效產品”標識，以增高套餐的刑事在網絡上推廣；銷售后，當被害人以無實際效果要求退款時，部分被告人以升級套餐、免費更好服務方案等方式安撫、欺騙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棄。

檢察院認為，在網絡銷售型詐騙中，被告人對其出售的商品進行虛假宣傳，這其中存在著與民事欺詐、虛假廣告罪之間的界分問題；部分被告人為了拓寬銷路、提高銷量，對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虛假宣傳的，可按民事欺詐處理，不予起訴或定性為虛假廣告罪。

其三，這種欺騙行為，必須是導致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且基于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的直接原因。

雖然實施了欺騙行為，虛構了某個事實或隱瞞了某個真相，但被害人沒有對此形成錯誤認識，或者雖然被害人因此產生了錯誤認識，但被害人交付財物是為了償還債務或，也不能認定構成詐騙罪。

如（2020）吉0723刑再1號一案，

李某找到某房產公司的金某想借2萬元，金某說月利息一毛，還需要提供一個擔保人和抵押房照。李某說沒有房照，于是金某就讓李某去打印社做一張假房照。拿到假房照之后，金某讓李某簽完借款手續就給了李某17500元，說是扣除了當月的利息2000元和家訪費500元。

法院認為，當庭出示的證據足以證明，金某明知李某以假房照做抵押借款的事情，金某沒有被騙，不應該認定李某具有詐騙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