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滑跪有失國體，為何無人彈劾？暴露美國制度一重大缺陷

最近特朗普在關稅戰上又刷屏了，滑跪式操作向東大認慫。關稅今天從245%降到65%，明天就有可能恢復全面最惠國，最終回到原始狀態。

如果這事發生在別國，比如日本、英國、法國，這種歷史級別的喪權辱國，早就招致全社會聲討。但美國各界對特朗普也只是諷刺一下，頂多加州州長有點不服，準備拋開美國政府自己和別國商量關稅。

深入觀察這一現象，這其實是美國一個重大制度缺陷所致。

一、歐美體制不一樣

美國的兩黨輪流執政，源出于歐洲，與英國幾乎一樣。法、德、意、西等歐洲國家，國情各自有所差別，但政黨執政體制基本差不多。

如果歐洲諸國出現特朗普這種滑跪式操作，會出現什么后果呢？

我們以英國為例觀察一下。

英國與美國制度有所不同，每屆內閣首相任期5年，沒有連任限制。

但其5年任期并不是鐵打的，任內會遭遇彈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有多位英國首相沒有任滿本屆任期就被迫辭職的。

詹姆斯·卡拉漢，任期1976年3月—1979年5月。任內經濟衰退、工會罷工頻發，導致民眾支持率暴跌。1979年因議會通過不信任案，成為英國近200年來首位因議會投票下臺的現任首相。

瑪格麗特·撒切爾，任期1979年5月—1990年11月。任滿兩屆，未提前下臺。但其政策爭議（如“人頭稅”）導致黨內分裂，最終辭職，不再參選。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被迫退出。

約翰·梅杰，任期：1990年11月—1997年5月。因經濟衰退和黨內壓力辭職。

戈登·布朗，任期：2007年6月—2010年5月。全球金融危機應對不力，2010年大選敗北，成為50年來首位因選舉失利辭職的首相。

戴維·卡梅倫，任期：2010年5月—2016年7月，2016年脫歐公投結果為“脫離歐盟”，卡梅倫因未能挽回留歐派支持而辭職。

特雷莎·梅，任期：2016年7月—2019年7月，三次脫歐協議遭議會否決，黨內信任危機爆發，最終辭職。

鮑里斯·約翰遜，任期2019年7月—2022年9月，黨內對其“派對門”丑聞不滿，保守黨發起不信任投票，成為首位因黨內投票下臺的在職首相。

莉茲·特拉斯，任期2022年9月—2022年10月。他的經濟政策“迷你預算”引發金融市場動蕩，黨內信任危機爆發，成為英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僅45天）。

里希·蘇納克，作為英國歷史上首位印度裔總統，他的身份加成并沒有創造什么附加值。他的任期也未滿一屆，2022年10月—2024年7月。因經濟狀況不佳，施政政策并不符合英國實際，2024年大選敗北，被迫辭職。

英國和美國對待首相、總統的態度不一樣，經濟不行，國際地位下跌，英國人該罷免就罷免，用以補足他們政治體制的不足。但美國人探索出不一樣的做法，美國總統4年任期幾乎可視為鐵打的任期。

美國建國以來，未任滿本期的總統共有9人，其中8人都是突然病逝（4人）或遇刺（4人）。只有尼克松1人，因“水門事件”丑聞主動辭職提前下臺。

其他的，縱然經濟出現動蕩，或是克林頓那樣出現和萊溫斯基的緋聞，總統們也是穩坐釣魚臺，不用擔心提前下臺的問題。

二、美國人過于自信

美國總統享有刑事豁免權，同時，無論哪個部門或權力機關，都無權直接對總統進行調查，只能彈劾。

但遺憾的是，即使總統的施政行為再出格，也從沒有因彈劾而下臺的。尼克松被迫辭職是絕無僅有的孤例，是因為水門事件觸碰了美國人最為敏感的民主神經，你想去操縱選舉，竊聽人家，搞黑社會那一套，這事放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

為什么美國體制源出于英國，對于國家元首的態度卻差別這么大呢？

其中原因，要從兩方面分析。

從英國等傳統國家角度看，英國政治的特點是傳統與民主的結合，英國經歷了工業革命和近代民主革命后，既限制王權又不徹底廢除國王，意味著保留了一定歷史傳統，國王時代的內閣制度在現在的議會民主制中有一定保留。

但英國人對王權有一種本能的防范，絕不能再出現國王式的大權獨攬的首相，全社會都瞪大眼睛看你行使權力，一旦有出格的或無能表現，就可以逼迫其下臺。

所以大家能看到，有的英國首相是被自家政黨選掉的。

與此同時，黨魁、首相本人，也有這種歷史傳統的思想準備，對罷免下臺并不覺得多么不可理解，辭職、換工作、改變政治角色，可以接受。

美國不一樣。

美國人對總統權力雖說也有防范，不允許權力腫脹，例如林肯被刺殺，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林肯通過南北戰爭急劇擴大總統權力，超出美國人的政治認知。

但總體來說對總統的信任度很高，畢竟美國人立國時間太短，又是一個移民國家，沒有歐洲老帝國時代傳下來的政治敏感。

信任度體現在三個地方：

1.總統組織政府，奉行贏家通吃，一旦民主或共和黨哪個黨競選成功，就由該黨勝選者任命政府主要成員。像特朗普，能隨意任命他的女兒、女婿等人進入白宮，包括任用馬斯克進入政府，任人唯親、任人隨意、突破規矩，這在任何國家都輕易不能接受，但在美國就是行，人家有制度保證。

2.總統有刑事豁免權。尹錫悅的涉嫌犯什么罪被審查，進而被罷免，在美國就不可能出現。你若認為總統施政不當，必須先彈劾。但彈劾，大家都知道，程序漫長拖沓，基本不可能達到趕總統下臺的目的。

比如1998年對時任總統克林頓指控，有兩條罪名，一個是偽證罪，一個是妨礙司法罪。因為總統有刑事豁免權，你要調查他、審判他，先要讓參眾兩院對指控罪名是否成立進行表決，表決通過了才能繼續走司法審判流程。

眾議院雖然通過了，但參議員沒有通過，結果克林頓被定為無罪。

3.總統行政有充分的自由度。

就是說推出什么政策，做出什么政治行為，無須向公眾解釋，也無須先征得誰同意。極端化地講，就是隨便你怎么干，只要別公開帶著美國人民跳海自殺就行。

所以我們能看到，特朗普不顧國際社會的貿易傳統，打出245%的荒唐關稅戰，除了讓人恥笑，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誰怕你恫嚇呢。

特朗普發現恫嚇沒有用，又突然來了個滑跪自己松口，說之前稅率太高。

這種反復無常的言行，純粹就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嘴臉，不是成熟的政治首腦所為。

美國人為什么要確定這樣的高度寬容甚至縱容的總統制度呢？

一句話，過于自信。

三、高調走不遠

有的人有一種認識誤區，美國一切都是好的。這個“有的人”，既包括美國人，也包括美國之外的。

在美國人看來，200多年國家發展歷程，一切都在走上坡路，綜合國力越來越強，世界精英都往美國跑，那還有什么必要調整自己的制度呢。

尤其是總統制。

總統制最核心的其實就是自由主義，既然大家選你上臺了，你就敞開了干，隨便怎么弄。

我們辯證地看，當然這有利于發揮一些真正有能力的政治團隊的主觀能動性。但從反面看，也會助長一些極端化政策或施政行為。

特朗普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億萬富翁競選成功的總統，他能上臺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現象。何者？商人本性是唯利是圖，有些甚至不乏短視、極端。

縱容這樣的人去折騰、玩火，早晚會反噬，對國家發展造成深刻而不可逆的損傷。

美國200多年走上坡路，與總統制有什么必然聯系嗎？并沒有。

200多年向上走，在于它的綜合區位、移民文化、歷史機遇等綜合造成的，尤其是二戰以來奪取的各種優勢，其紅利仍然沒有吃完。而非總統制合不合理造成的。

長期強大，使美國人過度高調、過度自信，懶得對制度中的缺陷進行審視，更何談修補變革。

目前特朗普的執政，高度放大了美國體制中極度推崇自由主義的弊端。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大致有三種傾向：

1.兩黨輪流執政，本質已經變為各大財團、既得利益者、巨型產業壟斷大亨等操縱之下，各種利益代言人上臺執政。

我們要注意到，美國政黨組織極其松散，不僅政黨對其黨員沒有什么組織紀律約束，黨員的進出極為隨意，登記一下就行，好似大學里的學生會。甚至政黨的政治信仰也非常模糊，大選時本黨黨員還能給外黨競選者投票。

也就是這種極度自由極度松散的甚至有點變味的政黨模式，才能選出特朗普這樣的非專業總統。

經濟操縱政治，長遠的影響就是普通美國人沒有發聲的機會，大財團、大產業壟斷者將操縱美國人的命運。

2.特朗普的極端化政治操作，比如對競選對手拜登的個人攻擊，甚至不排除進行卸任后調查，隱約已經有了韓國卸任總統的趨勢。這種操作，使美國社會政治極化趨于嚴重，不僅兩黨對立日益嚴重，許多本不屬于政治問題的社會問題，將慢慢激化。比如參眾兩院政黨意見不合，導致頻頻政府停擺。比如暴力事件頻發，選民群體割裂，針對政治人物刺殺行動抬頭。再比如種群問題處理失當，司法執行僵化極端。等等。

3.美國國際關系重新定位。

關稅大戰的一個直接表現形式為，美國通過極端化、幼稚化、暴力化的經濟政策，迫使各盟友或間接盟友國放棄斡旋緩沖空間，必須直接、及時表態。

綏靖、中間聯絡等傳統外交調和手段被拋棄，這尤其讓英法等歐洲盟國極度不適應。你老特挑起老大老二之爭，英法德日這幫第二梯隊國家，都等著趁火打劫，結果你要大家一起亮刀子當場站隊。

關稅大戰歐洲各國雖然被逼表態，一起對中國落井下石，但如此打法對歐洲傷害也不小，對等放血誰更吃虧，大家誰都不傻。

特朗普今天能這么干，明天他還能在別的領域這么干。

一件事或許能忍，一旦成了常態，美國的盟國們就要從長計議，重新考慮站誰了。

大家都知道，關稅大戰最糾結的是誰？一衣帶水的鄰邦首相。

特朗普再這么搞下去，世界格局就快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