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引言

《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引言

士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統文化的凝練升華和瑰寶，也是中華民族思想精神和文化的象征。“士”是中國歷史上起著重要作用的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和群體，歷史上的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稱謂所代表的階級群體，都是士階層文化內涵和延伸擴展，他們的文化、思想、精神和道義哲學都在中國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士”的思想是中華民族最本質、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最為珍貴的思想、精神和文化財富，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積淀的精華。“士”的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在輝煌發展史中所凝聚的價值取向和精神思想追求，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士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崇高信仰，是東方智慧的集中代表，它在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產生和孕育出來的士文化，在推動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思想文化的建設與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當今社會中，做一名“士”應該成為每一位中國人人格尊嚴和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

古代“士”是介于貴族統治階層和廣大庶民階層，掌握著文化資源和技能，具有一定人身自由和社會地位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原來是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商周為最低級的貴族階層，春秋末年以后，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期的“士”，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歷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等。古代學在官府，只有貴胄子弟才能夠受到文化教育，成為有文化的人。歷史上一般指“士”是介于貴族與平民之間、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可以概括為文化人，后演變為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則泛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和官僚階層。有知識者未必就是“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目咸備方可稱“士”。先秦諸子百家都是“士”的代表，諸子著書立說，游走于各國之間，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為諸侯出謀劃策。在中華文化最輝煌燦爛的部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時代產生的，春秋后期出現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陰陽家等不同學派，至戰國中期，諸子百家群星璀璨，形成了以老子、墨子、孔子三大哲學體系為代表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這時期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寬廣和深厚的基礎。諸子百家學說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燦爛文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為千秋萬代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極其巨大貢獻。士文化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它的結晶是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是一個“注重人事”、“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亦即出現“新文化運動”，同時在天文、歷法與科學領域已有很高成就。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階段，奠定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各家之間互相辯駁，又互相影響，互相取長補短，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整個中華大地的文明基礎和民族性格盡出如此，影響了之后兩千多年幾乎每個中國人的三觀、行為和思考方式。后來的歷史儒家成為了文化的主體，走進了教科書與科舉，墨家沒有得到君王的重用，真正的道家也在失傳。歷史退步的根本原因，是有人動了我們的文化。僅從1972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群中出土的帛書《老子》即《德》和《道》，與傳世的《道德經》極其相似。但使原本5000言的《道德經》被后世篡改700多處，導致原文350多句話中有160多句發生了重大改變。歷史上這些文化的篡改與閹割行為，以及士文化的不張，給中華文化發展與文明進步造成的危害是無法估量的。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并不是單一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重要的是有融匯了諸子百家學說的士文化，亦即中國的“貴族文化”。士文化的發源來自道家學派，后來演變成為多個支系。“士”是封建社會中最基礎的貴族，也是最高級的百姓，有獨立思想和精神追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古代士文化和精神之重要體現。“道”是士的忠實追求者和踐行者，“士志于道”，明道濟世。華夏文明的本來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和文化，“士”的思想和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最閃亮的部分，諸子百家之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等都是中國士文化的杰出代表。由于時代不同，中國士階層的地位也是不相同的，在文化、思想和精神等層面也在發生變化。“士”為社會精英階層，古代的士、士大夫，這個階層非常廣袤，凡“學而不仕者”皆屬“士”，而一旦為官就“步入仕途”或“入仕”。“士”的主要資本是其知識、才能，不仕由收聚門徒，講文訟道，出仕則為國君建立獻策，富國強兵。

士大夫泛指在朝為官的文人士子，是兼備才能學識的群體，他們需要依附于統治階級，通過君主皇權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因為這一階層長期代表著貧寒學子及萬千普通民眾的心理所想，因此它就成為了幾千年來讀書人的精神象征。士大夫階層作為讀書人的目標而不斷被追求，也因此被普通民眾看作了一生的榮譽，正是這些使得古人們都很想躋身這一階層，讀書做官也是他們最容易、最現實的達到這一目標的方式，成為了許多人的向往。在古代的封建文化下，皇權高于一切，君主是世間萬物的主宰，君主賦予某一群體特殊的地位，他們可以作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來使用本不屬于他們的權力。自私有制出現以后，權力就成了封建社會的一種追求，權力又是士大夫所享有的一種特殊權利，綜合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士大夫就成了許多人的精神追求。因為士大夫代表著一種特殊的享有權力的權利享有者，加上封建文化對這些的追求，它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種精神，成為了歷代有識之人的共同目標。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

士大夫是文人階層的一種寬泛統稱，隨著歷史的衍進，逐漸形而上為一種準抽象意義的概念。“士”最早被用來指那些出身貧寒的人士，但他們卻也擁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儲備，或者說他們具備著一定的才能，這些才能是治國的基礎，而作為統治者的貴族也非常需要這些人才，因此這些有識之士被統治者召集起來，這群人就是所謂的“士人”。大夫最初是一種官名，是官吏體系構成中的一部分，大夫作為統治者的輔助群體而享有很多榮譽，并且地位較高，這也被很多普通民眾所尊崇，于是就成了很多人追求的目標。士、大夫合起來成為了一個所謂的士大夫階層，但士有別于士大夫。中國士人的社會身份與地位遠非近代的知識分子概念所能比擬與涵蓋，但他們彼此有著相似的精神價值與理念。中國傳統社會的士人具有社會責任意識與歷史使命感，承擔著“立德，立言，立功”的使命。屈原、陶淵明、范仲淹、文天祥、顧炎武等都是士大夫的標桿。中國士人隨著傳統社會的變革，官員遴選制度的變化，代表傳統社會精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消失了，社會精英轉而為技術官僚階層所取代。在當今社會中，作為獨立的士階層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仍然能夠看到士文化與士精神的影子，如教授、專家、學者、律師、作家、企業家、記者、衛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商界及其它各類型的知識分子。“士”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在如今的社會應用仍十分廣泛，比較常見的就有：男士、女士、戰士、護士、勇士、學士、碩士、博士、院士、國士等，都是“士”的代表。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農歷四月十六）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委員會高級顧問。《文圣拳武學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