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士文化的傳承與變化（摘錄）

摘錄:《中國士文化的道義哲學研究》
士文化的傳承與變化

“士”始現于商周，是各級貴族的通稱，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個等級，處于宗法貴族等級序列的最末一等，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與庶民之間。孟子說：“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萬章下》）此時的“士”是一群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群，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父位仍為卿大夫，其余諸弟則成為士；士的嫡長子仍為士，其余諸子便成為庶人。在政治上，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舉；在經濟上，士有一定數量的“食田”，《韓非子·顯學》說：“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士”由于在社會上負有特殊的任務，所以在“士農工商”中，獨享教育的特權，也稱為“六藝”教育，分別是禮、樂、射、御、書、數。士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諸侯的宮廷和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一般職事官。商周時期的“士”缺乏知識主體的自主性，有嚴格的等級制度約束，使士的知識和技能無法充分施展，也限制了其身份的自由和獨立。

春秋是一個貴族的時代，它在處理國際關系和戰爭時，甚至在戰爭中，也是很具風度，講求禮儀。春秋時期參加戰斗的一定是貴族，最低的也是一個“士”。春秋末年，商周史官存在著向士文化轉變的機制，對戰國時期某些諸子流派的產生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如《漢書·藝文志》謂：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小說者流，蓋出于稗官。春秋戰國時期，激烈的社會變革使得士逐漸擺脫了“世卿世祿”宗法等級制度的束縛，各國貴族出現分化，其中一部分地位下降，淪落為士。此時，大量從自由民走出的人才也脫穎而出，他們表現了高度的聰明智慧，構成了“士”的主流。他們是地位不同的知識分子，往往具有某種專門的學識與特長，積極參與政治、外交活動，到處游說諸侯，出謀獻策，有的還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朝為布衣，暮為卿相，成為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非常活躍的社會階層，在政治舞臺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此時的“士”身份已不再世襲，不再是貴族的一部分，那些通過刻苦讀書，擁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為士。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大動蕩、大變革、風云變幻的時期，各國征戰不休，在那雄渾壯觀富有激情、混亂斗智斗勇的時代，社會道德普遍滑坡，但同時也是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蓬勃發展時期。由于大國爭霸的政治需要，刺激了社會對智能、知識的需求急劇增長，從而使以傳播文化與政治知識為主的私學在這一時期大量涌現。儒家、墨家、法家、縱橫家等聚徒講學，各家創立新學派，在理論上自成體系，培養出大批文化人，促進了士階層的崛起。由于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壯大自己的實力，各國開放政權以延攬人才，打破了貴族政治體制，在平民階層中涌現出一大批有學問、有才干的學者，使得原本幾乎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庶民可以發表自己的政見并參與政治決策。這一時期的“士”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思想。戰國時代，爭霸和兼并戰爭更為劇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說之士應運而生，許多抱有遠大志向的士人渴望得到諸侯王的重用。游士的興起，深刻的影響了各諸侯國之間的強弱格局和運勢。他們游學各國，思想活躍，使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交互運用，相互影響，標新立異，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以及促進文化科學的發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士”這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散發出了整個中國歷史上堪稱是最璀璨的光芒。

戰國“士”稱作“游士”，他們不治產業，而是憑借自己的一技之長游走于列國。謀士、外交家主要是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游走于諸侯之間。《論衡·效力》：“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體現了“士”在政治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五霸時，諸侯國為爭奪天下，招賢納士，相互之間合縱連橫、東征西討，成就霸業。《呂氏春秋·下賢》：“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戰國策·齊策一》：“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當政者對士人的態度大多優禮有加，有“尚賢”“尚能”“禮賢下士”之風。這一時期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盛行。戰國四君子，齊孟嘗君，魏信陵君，趙平原君，楚春申君，他們既有突出的才能，又能夠禮賢下士，謙虛待人，廣招賓客，每人養士三千，具揚名于后世。戰國時期士人階層人數壯大，流品繁雜，大部分士貧窮不堪，作私門舍人求溫飽，漸漸不能以志于“道”為己任，而有“貪利嗜勢”之嫌。歷史上的“士”學習知識，傳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學術上循“道”，周旋于“道”與王之間。他們是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士”在社會大變局中，對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文化上，承載“道統”，著書立說，是文化學術的主要傳承人，是學術繁榮的主要推動者；在社會實踐上，是各諸侯國爭取的主要對象，深刻的影響了諸侯國的興衰成敗。

經過春秋時期持續將近三百年各諸侯國之間爭霸之后，即周朝的后半期，進入了七國爭雄的時代，在西漢末年劉向編著的《戰國策》中記載這一時期，所以人們稱之為“戰國”。《史記·六國年表》記載，戰國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從韓趙魏三家分晉開始算起(公元前403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戰國時期，魏、趙、韓、齊、楚、秦、燕這七個諸侯強國，即“戰國七雄”，連年征戰，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爭十分激烈。由于秦國的商鞅變法發揮了富國強兵的重要作用，秦國終于后來居上，逐一滅掉了其他六國，完成了“秦王掃六合”的統一大業，形成“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統一國家。七雄當中，為了富國強兵而競相實行變法，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等實行的變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社會的進步。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人物在外交斗爭中十分活躍。戰國時期，商業和交通的發展互相促進，出現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鄭國渠、鴻溝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僅促進了當時的農業，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學術的發展上，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辯家鵲起，創造了輝煌的先秦文化，對后世有極大的影響。戰國承春秋亂世，思想文化璀璨，中續百家爭鳴的文化潮流，文化日趨繁榮。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特定的生存土壤。春秋的君子戰國的士，就是這樣特定的產物。戰國是“士”的黃金時代，隨著經濟技術的新發展與各國相繼圖強而展開的舉國變法運動，名士縱橫捭闔，宿將武士戰場爭鋒，涌現出了大量為后世傳誦的典故。

貴族包括天子、諸侯、大夫、士。士人不同于士大夫。士大夫的稱謂是戰國中葉才流行開來，指的是士人與官僚的合二為一。從士人到士大夫，顯示了士人介入政治，進入政治中心地帶的歷史動向。士大夫有上大夫和下大夫之分，上大夫又叫“卿”，人們常常以“卿大夫”連稱。“士”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和群體，士上可為卿相，下可為士民、布衣。“士”的社會地位與職業千差萬別，但在差別中又有統一性，即知識、道德和勇力，這些東西雖然是無形的，但在社會活動中又無所不在。“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春秋時期齊國相管仲最先定下“土農工商”的次序。《管子·小匡》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春秋谷梁傳》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亦有“農士工商”的排列。“士”向上可以為貴族或為官進入統治集團，向下可以為民成為被統治階級，所謂“士農工商”的地位排序中，士為民之首，有一定特權，得到統治者和庶民的尊重。漢代的“士”地位幾近于庶民，士農工商，尚列首位，但逐漸成為在野知識分子的泛稱。漢代士大夫繼承和發展了孔、孟的修身學說，并把修德教化運用于具體的政治實踐，主要包括士人的個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眾的教化等。他們在整合社會、提高民眾文明程度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滲透于社會各階層。此時士人特重士名，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漢初著名的隱士應曜與“商山四皓”，漢高祖曾派大臣請他們一起到朝廷為官，但應曜堅決不去。后來“商山四皓”被太子劉盈請出，為漢惠帝即位起到重要作用。

自漢以后以儒家為代表的“士”，逐漸擔起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重任。東漢時期是士人重要轉折的歷史階段，奠定了傳統社會士人階層的基本品格，也確立了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格局和發展軌跡。士人由游士發展為儒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士大夫社會。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采納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從此奠定了儒家在政治生活和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強宗大族士族化，而士人得勢后亦擴大其家族財勢，士族于是發展壯大，漸漸掌握社會主導地位。士大夫在漢初指武人，而至少在東漢建立時，已經具有現在所說的“士大夫階層”之意義的兩漢“士君子”。士子們以輿論為武器，標榜風骨操守，他們在世局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對道德信念的堅守，慷慨赴難的勇氣，彰顯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魏晉時期與盛唐時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獨行的個性，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魏晉“玄學”與佛教之風盛行，士人以酒為名，愛好清淡，淡薄功名，在這種狂放不羈個性的背后，也是基于一個復雜的爭權奪利的社會背景，是一種不得已采取的抗爭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晉士人狂放個性的升華，由于盛唐的時代背景，使之有著一種極具自信的氣質，于是他們擯棄了魏晉士人身上的清淡之氣，好談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經世致用的抱負，同時也繼承了魏晉士人超脫高雅、蔑視權貴的孤傲氣質。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宋元之后“士”多出于商人家庭，認為士必須取得經濟基礎，認識到經濟獨立的重要性。沒有經濟基礎或經濟受制于人，就談不到獲得獨立的人格。科舉變難促進了士棄儒從商，從而也使商業道德中誠信在儒家占據中心位置。

《史記》記載中的“循吏”是黃老思想指導下的清靜無為者，而漢書中的“循吏”是儒家思想指導下的身兼“吏”與“師”雙重責任的儒學信徒。此一時期文法吏才是皇帝所推崇的，但循吏的教化與漢廷的發令卻存在著內在矛盾。漢代上承秦制，吏的主要功能是奉行律令，另一個是大傳統是強調化民成俗的重要任務。循吏是漢代士階層的一個極小的部分，提倡富而后教之，奉法循理，廉潔自律。因其利用“吏”的權力和影響來推行“師”的教化，其影響力較不在其位的儒家士大夫為大。循吏是“士”的一環，其影響主要在文化方面，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雖不是短期內能看到的，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循吏是一個獨特的政治現象，表面上是“吏”，實際發揮“師”作用，他們是禮教文化的傳播者。漢代“循吏”具有科學、勤奮、務實的精神，清正廉潔的作風，為民興利除弊造福一方的膽識，移風易俗、傳播先進文化的熱情，不僅在當時豎起了一座豐碑，對后世為官者亦頗有啟迪。

中國自古就有“衣冠上國、禮儀之邦”之稱，禮儀文化源遠流長，禮儀在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通典·禮》：“自伏犧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禮儀制度的演變發展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歷程，至西周禮制趨于成熟。由儒家學者整理成書的禮學專著“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記錄、保存了許多周代的禮儀。《儀禮·士相見禮》記載上古時代“士”相見，以及士見大夫、大夫相見、大夫見于君、言視之法、侍坐于君子、士大夫侍食于君等的禮節。春秋君子源于禮，“士”也是禮樂制度下的產物，他們又都是禮樂傳統的維護者。《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士”以禮樂教化天下，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謙和有禮，威儀有序。

士大夫階層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顯著作用的時期是在秦漢以后。在中央集權體制下，士大夫階層從散漫的地方世襲貴族體系中析出，形成為卓越的社會力量。他們在精神上的超拔與自重，掌握著先進文明的資源。帝王出于統治的需要，十分注重對民智的萃取，先是漢代出現的以舉孝廉為內容的貢舉制，最后發展為比較成功的科舉取仕制度。古代士大夫有雙重身份，是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兩種角色的結合，士大夫也被稱為“君子”階層。中國古代在整個士大夫發展變化的歷史漫長過程中，士人實際上受到兩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影響，一種是比較強調入仕和積極進取的儒家文化，另外一種是以道家為代表的“無為”和隱逸文化。

士文化的發源來自道家學派，后來演變成為多個支系，作為封建社會中最基礎的貴族文化，在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學士”是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大多以著書立說為主，如李白、徐霞客等。“策士”為侍奉貴族階層出謀劃策之士，如張儀、蘇秦等。“方士”是道家專門研究人體生命自然科學，擅長祭拜鬼神，煉丹長生，追求長生不老的人，如陳摶、葛洪等。“高士”是道家文化的核心代表，如鬼谷子、張良、諸葛亮等。“隱士”是指隱修專注研究學問的士人，而并不是所有居于鄉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稱為隱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獨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權勢、具有超凡才德學識，并且是真正出自內心不愿入仕的隱居修行者，才能被稱之為隱士，如莊子、許由、陶淵明等。歷史上所謂“高士”，亦蓋指博學多才、品行高尚、超脫世俗之人，多指隱居山野田園之雅士。“士”的突出特征是有自由的身份與獨立的人格，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與胸懷。士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崇尚士文化是中國歷代文人墨客追求的最高境界。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無數士人懷著治國安邦，造福萬民的雄心壯志奔走呼號，來踐行自己的理想與抱負，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畢生的心血，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及其光輝業績永垂青史。正是由于他們那種寧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奮斗精神一直鼓舞著歷代士人，成為他們立身處事的榜樣和人生的遠大追求。中國古代士人在創造和傳播文化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讓我們領略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感受傳統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傳承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與精神力量的士文化。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農歷四月十六）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委員會高級顧問。《文圣拳武學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