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偽史論者賬號連遭封禁，這并非是件好事

我從來沒寫過反駁西方偽史論方面的文章，因為不值得，你跟一幫反智的人去爭什么呢。不過這幾天許多長期宣傳西方偽史論的賬號被封禁，我倒覺得這并非一件好事，恰恰說明他們那套歪理邪說不是無人附和，而是形成一定規模，一定影響了。

這才是我想說的問題。也就是，為什么西方偽史論會這么有市場？搞明白這點，才能理解這為什么未必是好事。

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對批判性思維的曲解、公眾史學的缺位、流量經濟的推波助瀾，等等。

但我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于教育方面。

首先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存在實用主義傾向。比如過分強調“四大發明”的成就，卻閉口不談古代中國沒有產生過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比如過度強調“四大文明古國”的獨立起源，卻淡化環地中海文明交流網絡的傳播鏈。

這些民族主義教育中隱含的文明對立敘事，忽視全球科技交流史，容易造成學生“東西方文明割裂”的認知錯覺，給偽史論者造就了市場。

其次是歷史教育存在結構性缺陷。

其一是方法論缺位。我們初高中的歷史課幾乎不需要什么互動課件演示，只要照本宣科；不需要對史料原始文獻去進行分析，以結論記憶為主。歷史課也幾乎不教授史料批判方法，學生長大以后自然也無法理解碳14測年原理如何驗證死海古卷，地質層析成像對金字塔內部結構的掃描驗證等方法，也就無法通過簡單的方法論，來識破偽史論的一些常用手法。

其二是我們缺少跨學科的整合。比如偽史論常質疑某某國外青銅文物出土像新的一樣，像上周的一樣，實則地中海氣候低濕度加上青銅合金耐蝕性，使青銅含錫10%以上就能形成保護層。比如偽史論者說“莎草紙不可能存世2000年”，卻不說埃及干燥環境的保存作用。這些知識需要地理/物理/化學學科結合人文案例進行跨學科的整合教學，我們是缺失的。

這些結構性缺陷，使公眾缺乏文物鑒定或文獻學的基本概念，從認知根源上限制了人們對偽史論的辨別能力。

但是你說，初高中學歷無法辨別也就罷了，我們的高等教育率可是達到59.6%了呀，為什么那么多上過大學的人還無法辨別呢。

這或許是更重要的一環，即邏輯學的缺失。

西方偽史論的常見套路，是孤證不立=全部造假，這違背了邏輯學原理的否定后件式推理。比如他們說希羅多德記載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但沒有當時工程日志，就說這一定是19世紀殖民者所建。

金字塔有證據嗎？當然有很多。現代在吉薩西墓地工人營地遺址發現了 4500年前的面包房與醫療記錄；開羅大學檢測采石場工具痕與紅海沿岸銅鑿成分匹配；胡夫太陽船木材年輪斷代為公元前2600年±50年等，數十類證據指向同一結論。

西方偽史論者常以未發現某類史料否定其他所有證據類型，如果掌握邏輯學知識，使用邏輯學中的否定后件式推理，“如果P則Q，非Q，所以非P”，就能很容易辨別。即如果金字塔是19世紀偽造的，那必然留下工程報告、工程日志、詳細檔案等文獻。而19世紀沒有任何相關記錄或證據，因此R為假——金字塔不是19世紀所造。

當然，“真實古代建筑必須留下工程日志”。這假設本身是瞎掰的，偽史論者的論點是從“非 Q”直接跳到“非 P”，忽略了其他證據類型。

另一種是無法完美復現=虛構。一個例子是說現代人用石油+樹脂無法復現拜占庭希臘火“水澆不滅”的特性，就聲稱希臘火是近代小說杜撰。

這混淆了邏輯學的實證主義內核：所有命題必須能被經驗檢驗——但檢驗方式因對象而異。理解這一差異，就能看透偽史論以實驗標準苛責歷史的悖謬，無異于要求用望遠鏡聆聽貝多芬，或用聲吶解析《論語》。

在這個例子里，偽史論者混淆的是技術失傳/配方保密與技術虛構的概念。他們無視拜占庭手稿中記載的機械圖，無視公元678年阿拉伯艦隊被焚的多國史書記載。苛刻地要求歷史技術可以100%的重演，但歷史科學的正確邏輯是接受部分技術失傳，如同接受越王劍的菱形暗紋鍍鉻技術失傳、大馬士革鋼冶鐵秘法斷絕、西漢透光銅鏡技術細節不明一樣。

當然，到了近些年來，希臘火技術已經先后被劍橋大學和黎巴嫩大學模擬成功，打臉偽史論者。

而邏輯學缺失更大的危害，在于對批判性思維的正確辨別與認識。許多支持西方偽史論的人，將其歸為批判性思維。可是抱歉，還真不是。

雖然表面上有些許相似性，但批判性思維和西方偽史論本質是完全不同的，是實證精神與反智傾向的根本對立。批判性思維接受歷史研究的模糊性，使用概率評估。偽史論將證據不完美等同于不存在，差點就直接說除非全程錄像否則就是假的。

比如同樣面對古希臘文獻，批判性思維會問：希羅多德記載的波斯軍隊人數是否夸張？如何用巴比倫泥板檔案交叉驗證？

偽史論卻直接宣稱：所有希臘文獻都是15世紀教士偽造的。

比如碳14測年發現《荷馬史詩》成書年代晚于特洛伊戰爭，批判性思維合理推斷其含傳說成分。

偽史論卻直接宣稱，《荷馬史詩》不是當時所作，直接斷言特洛伊戰爭完全虛構。

批判性思維是學術研究的基石，就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精準解剖問題。而偽史論更像一把大錘，砸碎整棟建筑只為了證明某塊磚有問題。

批判性思維承認“我不知道”，是學術嚴謹的表現；而偽史論用“不可知”作為“不存在”的證據，這種邏輯自殺恰恰暴露其非理性。

胡適曾有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到了偽史論者這里，只剩下了“大膽假設”，完全不需要求證。批判性思維以“我可能錯”為前提，在證據更新中逼近真理；偽史論以“我絕對對”為教條，用陰謀論屏蔽反思。

為什么出現這種狀況呢，歸根結底還是邏輯思維薄弱的癥結。日本小學設有推理俱樂部，德國中學必修哲學辯論課，法國初中開設邏輯推理工作坊，美國高中開設高級邏輯學課程，并設法庭辯論聯賽，需拆解對方論點的邏輯結構。在注重邏輯訓練的國家，偽史論市場接近為零。我們中小學沒有這些，我們大學里的邏輯學課程，也是愈加式微，僅靠調劑的存在。所以高等教育率再高，也不能解決偽史論橫行的問題。

回到開頭，再重復我的結論，封禁西方偽史論的幾個賬號，完全無法杜絕這種反智行為，反而會助長其支持者的心態，并不是什么好事。在我看來，偽史論是教育異化的鏡像。當教育長期忽視實證精神培養、邏輯思維訓練和文明互鑒視野，必然催生非理性的對抗性史觀。

其根治之道，不在于批駁偽史論本身，我們更應該做的，是進行全球史觀的啟蒙、真正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也應該有更多中國學者出來主動發聲，在國際框架中確立文明的價值，在人類共同遺產中定位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