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燕南園62號（西側）：王憲鈞、王懋蔚夫婦

燕南園62號（西側）（王緝憲 攝）

文 | 徐泓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六所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的哲學系合并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一時群賢畢至。享有國際聲譽的“清華邏輯學派”兩位先生：中國現代邏輯學奠基人金岳霖擔任系主任，數理邏輯教育的開創者王憲鈞擔任邏輯學教研組主任。一輩子單身的金岳霖住進了燕東園，王憲鈞一家四口住進了燕南園。

鄰居們對他家印象很好，60號王力先生的小兒子王緝憲說：王伯伯、王伯母和兩個孩子都極為謙和、幽默。王憲鈞教授和侯仁之一樣，是那一代教授中少有的講一口標準普通話的長者。

他對62號西側屋頂的煙筒印象深刻，夸獎它很好看。上圖的拍攝就出自王緝憲之手。

一

王憲鈞夫婦有兩個兒子，大的王岱堅，出生于1950年，小的王澤信，出生于1952年，燕南園的鄰居都記得他們的小名大牛、二牛。

王岱堅和我的大弟弟徐澂，是北大附小、北京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學；1968年上山下鄉，他又和我的二弟弟徐浩同在山西絳縣古絳鎮西吳壁插隊。1980年代他們先后赴美留學、工作、定居。一起長大、共過患難的發小情誼沒齒難忘。不久前，他從美國回來探親，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家住燕南園”的問題。

1952年秋天，王岱堅當時只有兩歲，但清楚地記得他家是從清華大學勝因院26號搬到北大燕南園62號的，2與6兩個數字調了個。勝因院26號是一棟小樓，而燕南園62號的房子特別大，還有地下室、鍋爐房。

他描述：62號，有兩棵大楊樹，前院都是竹子，挺粗的桿，有丁香樹，黃刺梅。他家的住房面積大約有120平米，一個臥室和一間作為接待客人用的客廳，另有一個大約40多平米的房間，被中間隔開，一東一西，西邊一間就是我爸教研室開會的地方，東邊一間是我媽備課的書房。

鄧生慶和恩師王憲鈞先生等在北大哲學系小院合影。前排左起：教研室主任宋文堅老師、王憲鈞先生、晏成書先生、劉怡；后排左起：研究生周北海、碩士研究生鄧生慶

我在署名宋文堅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找到了這個地方。1954年宋文初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留校，系里通知他到邏輯教研組，聽從王憲鈞教授安排。當時邏輯教研組的會議都在王憲鈞家里開，他第一次參加就在燕南園62號西側王家，進去時里面已經坐滿了人，圍成一個圈子。

新學期第一次會議是安排教學，以后幾乎每個月有兩三次。

宋文堅逐漸發現，教研室老師在這里都據有各人習慣的坐位，絕不更改。他回憶說：這間房東邊是木制的隔墻，靠墻中間部位放一張小茶幾。兩邊各有一個厚的高蒲團。王憲鈞先生坐在北面的蒲團上，吳允曾先生坐在南邊的蒲團上。靠近這屋的拐角，放一把椅子，那是周禮全先生的坐位。然后是南墻，放一把長沙發，江天驥先生坐東面，李世繁先生坐西面。這屋的西南拐角放著一把大搖椅，那是金岳霖先生的座位。金先生北面有兩個單人沙發，沈有鼎先生和何兆清先生一南一北。再往北，放一把藤椅，汪奠基先生坐在那里。在他旁邊是一把椅子，那是宋文堅坐的。教研室秘書晏成書先生則坐在他東面那把椅子上，她靠著王憲鈞先生。這樣實際上形成一個長方形的座位圈。

1982年金岳霖與他的學生們。左起：胡世華、沈有鼎、周禮全和王憲鈞

文中提到的金岳霖、沈有鼎、王憲鈞、周禮泉四位先生，正是清華大學數理邏輯傳承的學脈。1957年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遷至建國門內貢院一帶，金岳霖、沈有鼎、周禮泉三位先生離開了北大，調往學部哲學所，搬至城里。

宋文堅回憶，隨著學術界開展對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教研室開會的次數越來越多。隨著以蘇聯的邏輯教材為范本來改造邏輯課程，教研室開展了對邏輯的討論，爭論越來越激烈，為了形式邏輯、數理邏輯、辯證邏輯，幾乎吵起來。

王岱堅證實說：在我家確實開過不少會。一大堆沙發、椅子，還有一個祖傳的紅木炕桌，我爸坐一頭，吳允曾坐一頭，一大屋子人坐在那兒開會吵起來，經常吵得一塌糊涂。”他說，后來我明白了，那些老師里沒有一個像我爸這樣得到過數理邏輯真傳的人。再加上當時的形勢“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那段時期應該是我爸心里最不痛快的時候。

30年以后，宋文堅擔任了邏輯教研室主任。他回憶1950年代初在蘇聯專家指導下改造大學的哲學教育，他說，受害最為嚴重的是我國大學的邏輯課程。邏輯學是在我國已有邏輯研究和教學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他痛心地提及“哲學系本科課程一直都不能講數理邏輯，甚至研究數理邏輯也不得不隱秘地進行。”

中國邏輯學的復蘇始于改革開放。1978年、1979年，學術界在北京連續召開了兩次全國邏輯討論會，1979年中國邏輯協會成立，王憲鈞擔任了第一屆副會長。

王憲鈞:《數理邏輯引論》

王憲鈞振奮精神， 1981年底完成了名著《數理邏輯引論》， 1982年獲全國優秀教材獎，成為幾代學人的入門經典。 王憲鈞實現了自己 后半生的宿愿：編一部好教科書， 鞏固學科的合法性， 還數理邏輯一個清白 。

二

王憲鈞（1910—1993），祖籍山東福山，生于南京。他本科就讀于南開大學數學系，二年級轉學到清華大學后改學哲學。當時，清華大學哲學系剛成立四年，創始人金岳霖已辭去系主任（由馮友蘭繼任），主講邏輯學、西方哲學等課程。邏輯學是二年級兩個學期的必修課，包括傳統邏輯以及對傳統邏輯的評論、羅素《數學原理》的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歸納法。

1933年王憲鈞本科畢業后考入清華哲學系研究生，師從金岳霖，專攻邏輯學。王憲鈞在回憶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寫道：“我覺得他很喜歡邏輯，鉆研得很深，善于思考，對于某些和邏輯有關的問題，善于做精細的分析，也得到了一些結論。”

當時國際上正從傳統邏輯向以數理邏輯為代表之一的現代邏輯學轉型。什么是數理邏輯？只知道它是一門與高等數學密切聯系、特別需要抽象思維的科學，國內還沒有這樣的學者。

金岳霖看中了王憲鈞“天生親近數學”的優勢，一直想把他送出國深造，但投奔何方神圣？1935年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來清華講學，金岳霖以此求教。維納不假思索地力薦奧地利數學家、邏輯學家哥德爾，理由很簡單：當今數理邏輯的最高成就握在哥德爾手里，他的學問沒有人真懂，只有到維也納直接向他本人求學。

1936年王憲鈞獲公費資助赴歐洲深造，目標就是學習當時國際前沿的數理邏輯理論。他初到德國柏林大學，接觸數理邏輯基礎理論與歐洲學術傳統，為后續研究打基礎。1937—1938年王憲鈞在維也納大學師從哥德爾，系統學習了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等核心理論，成為他“集合論公理體系”課程唯一正式注冊的學生。1938年王憲鈞轉赴德國明斯特大學，隨邏輯史學家肖爾茨進修。

1938年12月，因二戰爆發，哥德爾遠赴美國避難，德國、奧地利不可久留，王憲鈞只能打道回府，匆匆趕往抗日后方昆明，與母校清華同人會合，此時他已獲聘在西南聯大哲學系任教，于是他跟隨在金岳霖先生身邊，共同構建以《數學原理》為核心的課程體系，并承擔了數理邏輯主干課程，為哲學、數學兩系的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講選修課，包括數理邏輯與樸素集合論。當然他也沒少教普通邏輯，且教得極好，西南聯大哲學系主任湯用彤戲稱他為“普通邏輯大王”。

王憲鈞從西南聯大講師做起，做到副教授，1945年晉升為清華大學教授，那一年他35歲。在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期間，他率先系統講授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他在西南聯大和清華研究院帶出的學生、國際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王浩，在《哥德爾傳》的序言中專為恩師寫了這樣一段話：“憲鈞師早年的一項大功績是把業己成熟的數理邏輯引進了中國的大學課堂。這種邏輯大大超越了懷特海和羅素的《數學原理》，正轉入希爾伯特學派、司寇倫、哥德爾造就的新軌道。”

三

王憲鈞門下桃李眾多，在西南聯大、清華、北大相繼帶出了一批學生。鮮為人知的是在眾師生緣中，埋藏著一條重要的學脈：即哥德爾→王憲鈞→王浩 / 康宏逵的數理邏輯傳承鏈。這正是哥德爾思想進入中國學術界最關鍵的路徑。

庫爾特·哥德爾

在本文寫作之前，哥德爾對我來說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名字。深入查詢后，真是嚇了我一大跳：上個世紀他的聲譽如雷貫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他所發現的“不完全性定理”被稱為“20世紀最有意義的數學真理”。

愛因斯坦把哥德爾的貢獻與他本人對物理學的貢獻相提并論。1938年哥德爾離開歐洲大陸，赴美任職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晚年的愛因斯坦幾乎每天都去那里，不是為了物理，而是為了有機會和哥德爾一起走回家，享受一路上的腦力激蕩。

哥德爾1906年生人，比王憲鈞僅年長4歲。當年王憲鈞萬里迢迢到維也納大學拜師時，哥德爾只有31歲，他在六年前年發表了形式數論系統的不完全性定理，在維也納大學主講“集合論公理體系”課。前文已提及，王憲鈞是這門課程唯一正式注冊的學生，也就是說王憲鈞是得到哥德爾真傳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把數理邏輯引入中國大學課堂的第一人。

王浩

1949年夏天，學脈傳承的接力棒交到了一個中國留美學生的手中，28歲的王浩在普林斯頓見到了哥德爾，從此開始了兩人的學術交往，從早期書信與問題探討，發展為晚年深度對話，王浩成為哥德爾晚年思想唯一的系統的記錄者與闡釋者。他本人也成為享譽世界的美籍華裔數理邏輯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哲學家。

王浩與王憲鈞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呢？1939年,王浩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大數學系，旁聽過王憲鈞的課。1943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哲學部，先是師從金岳霖，在金岳霖赴美后，師從王憲鈞攻讀數理邏輯，王憲鈞引他進入希爾伯特—哥德爾的數理邏輯新軌道，激發起他對哥德爾的興趣。1946年王浩公費留美，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奎因(W．V．Quine)， 194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王浩接替奎因在哈佛大學開設“高等邏輯”課程，用一種相當完備的方法介紹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

1953年,王浩注意到哥德爾的數理邏輯是用數字對命題進行編碼，這個看似奇怪的技巧卻是邁向通用計算universalcomputation思想的關鍵步驟，揭示了軟件的可能性，他直接向哥德爾請教，開始了早期頻繁地通過信件進行的學術交流。

從1971年7月起，王浩每兩周赴普林斯頓與哥德爾會面一次，每次下午的長談，主題以哲學為主，兼涉邏輯、數學基礎、心智與機器等。

晚年的哥德爾離群索居，很少與人交往。“1978年1月14日，在普林斯頓醫院，一個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老人停止了呼吸。體重65磅，死因是營養不良和饑餓。”哥德爾病逝前，王浩仍保持探望與通話，是這位哲學奇人臨終前少數的親近者之一。

王浩高度評價哥德爾定理具有奠基性的貢獻，稱它“好比弗洛依德的心理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玻爾的互補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凱恩斯的經濟學和DNA的雙螺旋”。

1972年，王浩參加了第一個歸國訪問的美籍學者代表團，在北京京見到了他的老師王憲鈞。王憲鈞鼓勵他繼續研究哥德爾。回國后王浩陸續整理了這些年與哥德爾對話的筆記與信件，1974年出版了《從數學到哲學》首次系統披露哥德爾晚年的哲學觀點；1987 年出版了《哥德爾的反思》、1996年出版了《邏輯之旅》，都成為研究哥德爾晚年思想的核心文獻。而他本人在這樣的對話中也獲益匪淺，在數理邏輯的集合論、邏輯演算、機器證明等領域均有重大突破，1983年國際人工智能聯合會與美國數學會共同授予他首屆“里程碑獎”（MilestoneAward）。1987年王浩牽頭組織創立了“哥德爾學會”，并任首任會長。他所寫的傳記《哥德爾》，成為研究哥德爾思想的必讀書目，留下了哥德爾最寶貴的學術遺產。

王浩在1980年代更加深入地推進中美學術交流。1985年，他兼任北京大學教授，1986年兼任清華大學教授。正像當年王憲鈞一樣，王浩把數理邏輯最前沿的成果，帶回了中國。

此時在這條數理邏輯的學脈上，又一位傳承者已經出現了。

1956年的一天，北大哲學系1953級的本科生康宏逵，輕輕叩開了燕南園62號的門。他第一次來拜見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王憲鈞教授。

初訪先生的情景恍如昨日。康宏逵說：我坐在客廳里，先生還沒出場，家里的保姆就端來一杯咖啡，但是說“不是你的，先生一會兒就到。”那天先生穿一件白襯衫，一條西裝褲，腳下踏一雙黑布鞋。坐下好一會兒才問：“你叫康宏逵？”

按約定，康宏逵每周去王憲鈞家一次：“先生的指導法是把我如實地看成小學生，親自陪我讀每一本書，書由他指定，主要是19世紀后期的邏輯名著，沒有一本是好啃的。當論文寫作中碰到一個難點時，憲鈞師幫我收拾殘局。站在他家那塊小黑板跟前，給我講解一階邏輯的判斷理論，點破了傳統學說的通病。

康宏逵畢業后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1961年他重返北大，隨王憲鈞進修數理邏輯，正式成為其入室弟子，王憲鈞以嚴謹的西學訓練為他打好基礎。

1979—1981 年康宏逵擔任王憲鈞的助手，深度參與了《數理邏輯引論》修訂，重寫第三篇《數理邏輯發展簡述》，該篇被視為中國數學哲學研究的早期重要文獻，王憲鈞邀其聯合署名，康宏逵堅辭，僅要求后記標注“康宏逵讀過”。

1980年康宏逵調至華中工學院哲學所工作，1985年在評定職稱中不愿與放棄原則、降低學術標準的校方為伍，辭去大學教師職務，義無反顧地做了一名“文化個體戶”,“賣文為生”。

在脫離體制、既無項目來源也無任何基金資助的情況下，1985—1995年間康宏逵不計功名傾力于翻譯工作，先后翻譯了多部有關數理邏輯的論文與著作。王浩的幾部與哥德爾思想有關的著作都是康宏逵翻譯的。《哥德爾》傳的翻譯歷時五年，其間康宏逵與王浩通信討論細節無數。

康宏逵與王憲鈞師生之誼更為珍貴的是，二人曾共同抵制意識形態對邏輯的不當干預，堅守了數理邏輯的科學性與獨立性。

王憲鈞去世后，康宏逵寫過一篇《吾師憲鈞》的追憶文章，他說：“我是憲均師的不肖生，他曾三次救我于水火。1956年，他明明知道我在肅反運動中被指為‘反黨分子’，開除團籍，不久前才撤銷處分，然而他不嫌我不干凈，同意當我的畢業論文導師。我能夠入邏輯之門，離不開他。1978年，他明明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定為‘新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勞改九年，如今決意去拉板車度日，然而他苦苦勸我重操舊業，拉我到北大當他的編書助手。我能夠續邏輯之旅，離不開他。1986—1987年，我淪為“文化個體戶”之后，他要我去北大講學，意在以講學的酬勞補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夠至今仍作為活的邏輯學者存在，也離不開他。”

王憲鈞也始終牽掛著這位“有爭議”“有骨氣”的奇才。1993年在最后一次重病住院前，他寫了字條，叮囑他的關門弟子邢滔滔要向康宏逵致意。

1991年7月，王憲鈞、王懋蔚夫婦與康宏逵的夫人徐增綬（中）合影

四

在王岱堅結束探親回到美國后，我在線上繼續對他的采訪。

我很好奇：“你是否認識父親的這幾位學生？比如王浩先生？

王岱堅說：1982—1983年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一個項目的資助下，我去美國訪學，訪學結束還要購買電腦等設備，我在王浩先生家住了半年，他的家那時在紐約北部一個老區，住在一個老房子里，開著一輛老車。還是王浩先生教我學會開車的。我1987年赴美留學，后來定居，和王浩先生一直保持聯系。

1994年6月，我開車去波士頓看女兒，路經他女友的鄉間小木屋看望過他，木屋坐落在一片樹林里，環境清幽。他人生的最后幾年，住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教工宿舍，寫書。周末常來小木屋度周末。他1995年去世，那是最后一次見到他。

王岱堅告訴我，父親還有另一個最欣賞的學生唐稚松，他和王浩一樣，也是1945年入學西南聯大，然后上的清華大學，1952年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師從王憲鈞學習數理邏輯，后來專攻計算科學、程序語言與編輯方法。他說：唐稚松先生也是我家的常客，和我爸的關系非常好。

我上網一搜，果然唐稚松供職于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6年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進步獎，被譽為中國計算機科學與軟件工程研究的先驅和開拓者之一。王岱堅告訴我，數理邏輯的專業人才，后來絕大部分進入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領域。

王岱堅還告訴我，后來當了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和我爸也有一段師生緣。果然，我找到了丁石孫的一篇回憶文章，1948年他從大同大學轉學到清華大學數學系，選修了哲學系王憲鈞教授的邏輯實證論課程。他回憶: 除我以外，還有幾個哲學系的，總共四五個人。解放后，所有哲學系的人都不念這門課了。因為他們認為在新社會這樣的環境下，念唯心主義哲學是沒飯吃的。我是學數學的，念哲學是憑興趣，覺得這無所謂。到最后，這門課就剩下我一個人選了。清華圖書館里有兩本這門課的教材。王憲鈞全借出來了。他用一本，給我一本。后來上課干脆就不到教室而是到他家里，每周一次。上課的形式也變成了討論。因為學生只有我一個人，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

王憲鈞先生

到北大以后，丁石孫仍然堅持聽王憲鈞先生的課，后來他當了數力系主任，當了北大校長，仍然和王憲鈞關系很好，王岱堅說：每次我爸招研究生，對哲學系學生的質量不滿意，就找丁石孫去要，拜托他從數學系挑幾個好學生來。

談到康宏逵，王岱堅說：我爸帶研究生都在家里，有一塊小黑板，用作教學，上完課還留飯。康宏逵當年就經常在我家吃飯。我家地下室很大，有廚房，有鍋爐房，還有兩間臥室。當年康宏逵和徐增綬結婚，新房就在我家地下室。

王岱堅說，我爸喜歡看書，雖然我們家里并不是藏書萬千，但他看過的書多極了，幾乎什么書都看。但有幾本經典的，放在書架中間，他反復看，幾乎被他翻爛了。是什么經典書呢？王岱堅說：他的那幾本邏輯學。

康宏逵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憲均師一向樂于承認，自從回國就在補課，讀書甚多，首先是哥德爾向他推薦的幾本：希爾伯特和阿克曼的《理論邏輯基礎》、豪斯道夫的《集合論》、艾爾伯朗的《證明論研究》。艾爾伯朗的小冊子當時無英譯，為要讀它，憲鈞師學了法文。此外，1940年哥德爾發表專論《選擇公理和廣義連續統假設與集合論公理的一致性》，憲均師也極其認真地學過，我發現，直到1964年他還記得其中的細節。

三大卷的《數學原理》是最難啃的。但王憲鈞啃下來了。康宏逵記得，他曾向憲鈞師請教羅素如何建立實數理論中的最小上界定理。他抱出書架上的三大卷《數學原理》，跟我一起查出需要去看第幾卷第幾頁“戴德金關系”和第幾卷第幾頁“實數序列”。

當王岱堅告訴我，父親的枕邊書是《老殘游記》時，我很意外。他解釋說：這就要上追至我家的先祖了。

我趕緊上網查：山東福山王氏為當地望族，世代書香，門第顯赫。王憲鈞的曾祖父王懿榮是晚清的著名學者，他發現了甲骨文，是金石學與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他又是晚清的一名重臣，曾任國子監祭酒（相當于教育部長），京師團練大臣，八國聯軍入京時自殺殉國。王憲鈞的父親是王懿榮的長孫。在如此家庭環境的熏陶下，王憲鈞自幼飽讀經書。

王岱堅說：我爸是四書五經教出來的，還練得一筆好字。數理邏輯書稿不少都是用毛筆寫的小楷。我也從小就天天練字，從練柳體開始，過關了，開始練歐體，我家祖上用的就是歐體。

至于《老殘游記》為什么成了父親的枕邊書，王岱堅認為主要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劉鶚，他是晚清罕見的“通才”，在甲骨文方面有研究1902年他開始收購甲骨，共得5000片之多。1903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云藏龜》。“由于甲骨文和我家祖上有點關系，再加上劉鶚書中寫清朝的腐敗，我爸都特別贊成。”

王岱堅的母親王懋蔚，也是豪門望族出身，老宅在蘇州，后來移居北京。王岱堅記得外婆家當年住在東城賢良寺一個兩進四合院里。母親婚后在協和醫院當助教，因家住西郊，每天上班路途太遠，就住在外婆家，周末才回清華。王懋蔚先后在清華、燕京大學生物系讀書，1952年以后在北京醫學院組織胚胎教研室任副教授、教授。做實驗、講基礎課。

王岱堅說，我媽一輩子就想著怎么教好書。她天天上班，家里的事都不管，連面條都不會煮，涼水下掛面，煮成一團。但她毛衣織得特別好，就是那種家庭訓練出來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王岱堅的母親，但少年時代從我媽媽口中經常聽到王伯母的事，她們兩人每天上下班坐同一路公共汽車，王伯母在北醫，我媽媽在師大，經常會遇到。

提起織毛衣，我不禁會心一笑，我媽也織得一手好毛活，我們姊妹兄弟小時候的毛衣毛褲都是媽媽織的，而且都是利用上下班路上在公共汽車上織的。她還講過和車友經常切磋織毛衣的技法。這個車友就是王伯母吧？

王岱堅說：“我爸媽感情很好，但性格不同，我爸外向，直率，又較真，我媽比較內向，溫和可親，但有時候也著急，受不了我爸的脾氣。我爸說，咱們倆不是一個學科的，我是在推理，你全是實驗。”

談到父子關系，王岱堅說：“我爸是慈父，他對我們不太嚴，不大管我們，他覺得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奮斗。他對我們的要求，就是你做事就要做到最好，不喜歡的事只要做起來了，也要把它做成。我當年在山西插隊，我想上大學，沒走成，村里讓我當村干部，我爸說：你要走不了，就要好好干，爭取多學點兒東西。當時村里要什么沒什么，連個喇叭也沒有，召開一個會費勁極了。我爸給我150元錢，支援我買了一個擴音器。”

王岱堅當了兩年半村干部，給村里辦了不少事情。1974年離開，至今村里的老鄉們還念叨著他。

離開燕南園62號，已經40多年了，王岱堅仍懷有深深的思鄉之情。他津津有味地談起鄰居林庚伯伯家：院子南墻大洋槐樹下，林庚伯伯搭起一個棚子，里邊放著一個正規的乒乓球臺，每到周末，林伯伯就會招呼他去打球。王岱堅后來乒乓球打得出色，差點被專業隊選中。

與王岱堅的兩次交談，總計五個多小時，我發現在話語間他經常會提到“吳媽”，那是王家的一個保姆，我很好奇，請他詳細談談：王岱堅說：我生下來十天，她就到我家來了，把我帶大，把我弟弟帶大。她管著我們一家子所有的事，吃穿住用。飯做得特別好，這也是我爸總留客吃飯的原因。“王家的飯好吃”名聲在外。

王岱堅說，吳媽是旗人，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四大名著等故事都是她講給我的。我從小就跟著她，她喜歡聽戲，帶著我去聽戲；她炒菜做飯，我就幫她切菜，結果練出了一手好刀工。旗人規矩大，她的言行舉止對我影響很大，我媽對我的影響都沒她大。

她對我爸照顧得很好，我爸有胃病，每天中午雞蛋掛面，晚上清粥小菜，都是吳媽調理。“文化大革命”時，我家遭到幾次抄家，造反派進門就打，都是吳媽出來擋住。我爸媽感激她，準備為她養老送終。我到美國以后，每月還寄給她100美元。后來她生病了，不久就辭世了。

我和王岱堅的線上交談到了尾聲，我隨口問了一句：“你們那邊是否正在下雪？”他比畫出“一扎”的手勢：“有這么厚的雪。”停了片刻，他說：“現在一下雪，一刮風，我就想起，在燕南園時，我跟著吳媽，在我家門前那條長長的甬道上掃雪，掃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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