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認為中國經濟模式才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經濟結構？

作為一位見證了蘇聯解體，又親眼見證中國過去二十年發展趨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可能沒有誰比英國學者羅思義更適合討論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重大理論意義了。

2025年，也是羅思義在中國待得最長的一年，這一年他成功出版了一本新書《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系統闡述了世界大勢——美國“寄生性資本主義”：全球發展的最大絆腳石；并從中西比較、中蘇比較等角度出發，以馬克思主義視角，討論了中國的優勢、中國的貢獻和中國的發展。

今年1月，觀察者網就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比較，當前的中美競爭問題以及中國十五五規劃，在上海與他進行了深入討論。討論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已經發布，本文為下半部分。

2026年1月，羅思義在上海，與觀察者網討論中國與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比較、中美競爭以及十五五規劃等重大議題

【對話/觀察者網 高艷平】

為什么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最終成功？

觀察者網：與西方一些左翼學者不同，您承認蘇聯模式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也指出了它的失敗。您在《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這本書中說，蘇聯模式并不適用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而20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以及自1979年以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均印證了這一點。您還指出，后來的蘇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結構，而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更貼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模式。相反，一些西方左翼學者認為，蘇聯模式才是社會主義正統，而中國在他們眼里是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是“修正主義”。那么，您如何定義馬克思主義經濟結構？與蘇聯的經濟結構相比，它的主要區別和優勢是什么？

羅思義：要理解這一問題，我們應回溯至1917年——這一年，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從理論層面邁入了實踐階段。自那時起，我們方才有了社會主義實踐。

馬克思是一位注重實踐的人，從不做無憑據的推測；他提出了若干至關重要的原則，而后續若要明晰如何運用這些原則、洞悉其實際運作邏輯，就必須立足現實展開研究。那么，在1917年前，馬克思所提出的最核心觀點究竟是什么？

首先，馬克思的核心分析指出，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建立在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基礎之上。這意味著人類生產形態從小規模逐步邁向大規模，至其有生之年，尤其是20世紀初，鐵路、銀行、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等關鍵行業已呈現高度社會化生產特征。但經濟領域中仍有不少部分尚未實現社會化——例如農業生產仍以小農戶為主，另有小商店、餐館、理發店等業態存在。所以這是一個極不均衡的演進過程，但推動這一進程的，是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而它也終將通向社會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后，便會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逐步”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注意，他強調的是“逐步”，而非“一步到位”。 經濟中高度社會化的領域會較快被接管，但整個經濟并不會迅速全部收歸國有。這是因為生產社會化極不均衡——經濟的某些部分社會化程度仍然很低，因而遠未達到完全社會化的狀態。

其次，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闡述了自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亦即社會主義脫胎于資本主義的看法。例如，他指出其中最重要的生產力——勞動力，在一段時期內仍將作為商品存在。換言之，按著名的表述，即“按勞付酬”。此外，由于經濟的很大部分尚未實現社會化，必要的市場關系仍會延續，但無法依照計劃有效組織數以百萬計的小生產者，因為他們受市場關系的支配。以上便是其核心思路。

隨后，在1917年，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由理論探討轉為實踐課題。我們來看這一過程的各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17年至1921年，在蘇聯實行的是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這是由于當時正值內戰，一切安排皆以戰爭結果為依歸，一切行動均以軍事標準為準則。因此，譬如為城市供應糧食，并非通過市場關系實現：要么直接向農民采購，要么在必要時派遣征糧隊深入農村，以征收糧食保障城市供給。

農民之所以支持這一做法，是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意味著他們獲得了土地，而白軍若勝，則土地將被奪回。因此，盡管戰時共產主義在實施中狀況不佳，且從當時的視角看條件艱苦，農民依然選擇支持布爾什維克。

到1921年，內戰已明顯結束，農民不再愿意繼續容忍他們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被迫接受的做法。同年，列寧推出了新經濟政策，標志著市場關系的重建。在蘇聯，一項重要舉措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農民通過繳納實物稅——起初為實物，后來改為貨幣——來完成稅負。這一改革因內戰的勝利而成為可能，也使市場關系得以重新建立。但這也引發了一個戰略性問題：在單純依靠市場關系的情況下，蘇聯依然是一個欠發達的經濟體，它將如何發展先進工業、重工業等？

因此，從1921年到1929年，蘇聯就如何實現工業化展開了一場著名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最具系統性的兩種主張之一由經濟學家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提出，他強調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

那么，發展重工業——即先進工業——所需的資源應從何而來？唯一的途徑是從農民身上獲取。為此，他主張對工業品實行高價，對農產品實行低價。實際上，正如他所言，這是一種“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簡言之，資源將被從農民那里提取出來，用于建設先進的重工業。

第二種觀點由另一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布哈林（Bukharin）提出。他指出，蘇聯的穩定取決于工人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若按照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主張，從農民手中強行提取資源，勢必破壞農民與工人之間的關系，進而威脅到蘇聯的存續。因此，必須維護工農聯盟，這意味著不能壓低農產品價格，而應使其保持在合理的正常水平。農民需要的是來自城市的消費品，而農村地區自身無法生產多樣的工業品。于是，農民會將糧食供給城市中心，以換取所需的消費品。布哈林認為，在這種模式下，工業發展或許較為緩慢，但會更加穩定。

1929年，這一問題通過另一種途徑得以解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布哈林均假定，在城市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之間會存在市場關系。他們的分歧僅在于，在這一框架下究竟應采取何種舉措。當年，該問題解決了——市場關系被徹底廢除：農業實行集體化，所有城市經濟單位，包括本地的商店、理發店等小型經營場所，也基本被收歸國有。與此同時，發展重工業被置于絕對優先的地位。

為何要采取這一做法？其動因并非單純的經濟考量，而是源于地緣政治的需要。斯大林所作的分析——事后證明是正確的——指出，蘇聯將面臨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進攻。因此，為保衛蘇聯，必須將軍事工業建設置于首要位置。

在1931年的一次著名演講中，斯大林指出，蘇聯比西方落后一百年，而僅有十年的時間去追趕，否則便會被摧毀。這一判斷極為精準——我認為甚至超出了他本人的預期，因為恰好十年后的1941年，蘇聯便遭遇了入侵。

斯大林對地緣政治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即蘇聯必將面臨軍事進攻。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執政起，蘇聯便明確知道潛在的進攻方是誰。因此，為了確立對重工業——以及依賴重工業的軍事工業——的絕對優先地位，蘇聯制定了相應的經濟政策。

蘇聯集體農莊資料圖片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極大地扭曲經濟，因為這種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在市場經濟機制下難以生存。因此，必須通過補貼、壓低投入成本等方式來維持其運轉。此類經濟扭曲現象在林毅夫的《中國的奇跡》一書中已有詳盡闡述，書中還深入研究了這類經濟的具體運作細節。

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我稱之為“管制經濟”的模式，甚至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換言之，在這種經濟機制下，連最細微的經濟環節也受到嚴格控制。例如，在相距數千公里的莫斯科與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不同價格出售鉛筆屬于違法行為。

為何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是為了確保所有資源都能集中用于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從某種經濟角度來看，這種制度并非最為合理，但它確實發揮了作用。

為什么？因為斯大林的地緣政治判斷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這一點在1941年得到了驗證。蘇聯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倘若沒有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軍事工業與重工業，納粹的入侵就不可能被擊退。因此，從經濟學角度看，這一模式可能被判定為非理性的，也不符合馬克思的設想——因為一切都被國有化，并非“逐步”推進，而是一步到位地完成；市場關系也被一步到位地廢除。

但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它是完全正確且必要的。但是，接下來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這場戰勝納粹、將歐洲從法西斯主義中解放出來的勝利，當然為蘇聯帶來了巨大的威望——這無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拯救了歐洲。

因此，這種蘇聯道路被視為應當遵循的正統模式。然而，它與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并不一致：資本財產并非“逐步”被接管，而是一步到位地完成；市場關系也被一步到位地廢除，等等。

然而，1945年之后，一種新的情況開始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存在著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也就是說，當時的世界經濟被分割為若干帝國與集團，國際貿易水平極低。因此，蘇聯經濟呈現出如下特征：農業被強制集體化，社會化生產被人為地自上而下強制推行；地方餐館等小型生產單位也被收歸國有。但是，這種經濟與世界經濟彼此隔絕，脫離了國際勞動社會化。

與世界經濟隔絕并非最初的選擇。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對此并無太多應對之策。然而，1945年以后，隨著美國霸權的確立，一種截然不同的世界經濟體系開始形成。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逐步建立，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從國際勞動社會化中獲益——這是勞動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西方經濟體也不再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深陷危機，而是開始快速增長。

蘇聯并未適應這一變化。20世紀30年代所建立的，實質上是一種戰時經濟模式，而且取得了成功。我所有的俄羅斯朋友——我也認同他們的觀點——都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必須采取這樣的做法。何以見得？因為他們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什么選擇比贏得這場戰爭更為重要。

但是，1945年以后，蘇聯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如何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與已高度一體化的西方經濟體展開競爭。它并未實施必要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本質上類似于中國自1978年起推行的經濟改革。

關于蘇聯應在何時推行這類改革，可以進行一定的探討。一種觀點認為應始于1945年二戰結束之際。但也有人指出，由于美國核武器的威脅，蘇聯只有在研發出核武器并具備將其投送至美國本土的能力后，才算真正獲得安全保障。蘇聯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具備了這一能力。因此，改革或許不宜在二戰結束后立刻實施，而可能需要推遲至20世紀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

大約在那個時期，蘇聯需要轉向當時所需的結構，這種結構更貼近馬克思的主張——農業至少應進行大幅度去集體化，因為此前的集體化是人為推動、自上而下實施的，并非合乎邏輯的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小規模生產必須從國有部門中釋放出來，因其并非高度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將其收歸國有并不恰當。同時，經濟還需對外開放。這些舉措，本質上與中國在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所采取的措施相一致。

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將小規模生產從國有部門中釋放出來，同時保留國有部門內的大規模生產與高度社會化生產，并取消了農業集體化。由此形成的變革包括：取消農業集體化、釋放小規模生產以及推動經濟開放。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回歸到了馬克思所設想的框架，這是一項偉大的創新。它與蘇聯模式不同，卻更貼近馬克思的理論主張，而且實踐證明了它的巨大成功，也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見是正確的。正因如此，自1978年起，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所有主要經濟體中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目前，我正在開展相關研究，以系統整理相關事實。

也就是說，這場巨大的經濟成功并未背離馬克思主義。所謂未背離，一方面在于這種做法本身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在于它確實契合了馬克思所預見的發展方向；相比之下，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模式實質上是在構建一種戰時經濟。

鄧小平在1978年中國啟動經濟改革之際，就已十分明確地闡述了這一觀點。他指出，中國的前景將是迎來一段和平時期。這一判斷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自那時起，已延續了46年的和平。這里所說的和平，是指在主要大國之間、以及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沒有爆發戰爭的狀態——并非指各類局部沖突，而是指不會發生全球性戰爭。鄧小平強調，唯一可能導致我們放棄“改革開放”的情形，是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一旦出現這種局面，就必須重新把發展軍事工業置于優先地位。

因此，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更接近馬克思的主張，并且比其他任何一種模式都更為成功，但你不能脫離地緣政治局勢來評判它。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鄧小平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重大判斷，改革開放的大幕在全國徐徐拉開。

當前，中國無疑面臨著新的形勢。盡管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時也催生了新的挑戰——過去的核心任務是解決極度欠發達的問題，如今則轉向建設一個高度先進且發達的經濟體。

在此情形下，中國運用了馬克思所概括的勞動社會化的五個最重要方面。那么，它們具體是什么呢？

首先，是單一生產周期內的勞動社會化，這也是亞當·斯密分工理論的核心。用現代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說，這指的就是中間產品的增加。所謂在單一生產周期中消耗掉的產品，是指例如方向盤這樣的部件，作為汽車的一項投入，它只會被用于一次生產循環，你不會反復多次地使用它。這是勞動社會化的一種形式，而且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形式。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分工進行分析以來，這一點便為人所知。

要實現更進一步發展，必須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例如，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分工，正是得益于基礎設施的持續建設與完善。目前，中國仍在不斷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仍在強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要性。而在單一國民經濟范圍內，它未能實現分工的全面一體化。

第二是跨越時間的勞動社會化——固定投資。這意味著一臺機器并非只在單個生產周期中使用，而是在多個生產周期中使用。因此，汽車里的方向盤是在單個生產周期中使用的產品，在西方經濟學中稱為“中間產品”，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稱為“流動資本”。但組裝汽車的機器人并非只用來組裝一輛車，而是用來組裝成千上萬輛車。因此，這是一種跨越時間的勞動社會化。

第三是勞動力技能提升。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欠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往往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對較低。那么，勞動力如何獲得技能？如何接受教育？這便需要通過教育系統來實現。技能培訓貫穿于學校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在職培訓等環節，其實質是借助他人勞動（如教師、培訓者等的勞動）來提升直接參與生產的勞動者的素質與能力。這是勞動者社會化的過程。

第四是研發——科學。科學本質上是知識社會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時間維度而言，科學是所有領域中社會化程度最高的——我們至今仍在使用兩千五百多年前創立的幾何學，便是明證。這是因為科學知識具有累積性：一旦被發現，便不會被遺忘。然而在馬克思或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生產中的研發更多是個體在工廠中自行探究如何改進手頭工作的過程。如今，研究機構匯聚了數萬乃至數十萬科研人員，并投入巨額資金用于科學研究。由此可見，這體現的是知識生產的社會化過程。

寶鋼黑燈工廠人民日報

中國當前正積極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習近平主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尤為精辟，因為這是將馬克思關于勞動社會化的分析，拓展并運用于知識生產的社會化過程。因此，這使中國能夠轉型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科技實力雄厚的經濟體。

第五是全球化，即國際勞動社會化。它在內涵上融合了前四點的要素，但因涉及國家之間的因素，如關稅、匯率及其他事項，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宜將其單獨列為第五點，即國際勞動社會化。中國正通過堅定支持全球化持續推進這一進程，而美國則顯現出背離全球化的趨勢。盡管如此，中國在推進國際勞動社會化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

因此，自1917年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實質上是對馬克思所分析的基本進程的延續，即勞動社會化呈上升趨勢。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最為接近馬克思所預見的情形。

中國之所以能夠推進這一發展道路，特定的地緣政治條件為其提供了可能。倘若當時中國面臨的美國軍事攻擊威脅迫在眉睫，便不可能選擇這一路徑；中國可能不得不構建一種更接近20世紀30年代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因為經濟政策與地緣政治局勢密不可分，政治安全始終居于優先地位。

中國自1978年以來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在于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正確判斷。當時并非不存在緊張局勢，事實上緊張與威脅依然存在，只是并未出現全面戰爭迫在眉睫的局面。這使得中國能夠創建一種有史以來最接近馬克思所設想的經濟結構。

蘇聯未能做到這一點。蘇聯若在20世紀30年代采取更為漸進的發展路徑，并使經濟建設步伐更加平穩，那么它便無法建立贏得戰爭所需的軍事工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挺過了生死考驗。但另一方面，由于后來未能實施中國所推行的那類改革，最終不幸走向了解體。如今，中國已能夠持續推進這些進程。正因如此，我可以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的經濟結構是迄今為止最接近馬克思所設想的模式。

親眼見證蘇聯解體，更理解了蘇聯經濟模式最終失敗的原因

觀察者網：很有意思的判斷。我知道您很久之前反對越戰，90年代初在俄羅斯待過8年，親眼見證了前蘇聯的解體。本世紀初以來，您就一直在研究中國。您比那些西方的左翼學者對中國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他們普遍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才是正統的，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云云，而且這種看法在海外學者當中可能相當普遍。那么，我想知道，您的上述看法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羅思義：這分為兩個問題，兩個階段。一個，你可以稱之為理論認識上的演變，另一個是情感、心理上的認識過程。

我是因反對越南戰爭而涉足政治的，這與西方數以億計的人一樣。在這一點上，我可謂極具代表性。

因此，一旦我認定越南戰爭是錯誤之舉，便渴望通過學習與閱讀去探尋另一種思想與主張。于是我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的著作，也深入閱讀了大量毛澤東的作品，累計達數千頁。

我深入研習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識到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原則在于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資本論》中的各項技術內容，只是勞動社會化不同形態的具體表現，無論是單一生產周期內的勞動社會化、跨越時間的勞動社會化，還是伴隨勞動力技能提升而形成的勞動社會化等，這一過程是貫穿數個世紀的長期演進。

現實中仍存在尚未達到高度社會化程度的小規模生產，勞動社會化的進程遠未完結。誠然，現代經濟以大規模生產為主體，但仍有相當比例的經濟活動停留在小規模生產層面，如眾多小商鋪、理發店等，其中規模最大的領域是農業。正因如此，勞動社會化呈現出極為漸進的發展態勢。

馬克思在當時已充分認識到，工人階級并不會等到整個經濟完全實現社會化之后，才去奪取政權并著手建設社會主義。若真如此，恐怕我們還需等待數個世紀。社會主義的建設，將在部分經濟已實現社會化并具備大規模生產的條件下啟動，這部分理應納入國有部門；然而，經濟的很大部分——尤其是農業，因其是規模最大的未高度社會化領域——仍將保持非社會化狀態。正因如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工人階級將“逐步”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財產。他并未設想工人階級會直接接管個體農場，或將地方理發店等收歸國有，亦或采取類似做法。

1968年之后，我開始關注世界局勢及越南戰爭的影響，而我的專業方向是國際經濟。1972年，我著手系統研究蘇聯。彼時，蘇聯在經濟上表現頗為成功，其增速依然高于美國。然而從理論視角來看，我發現蘇聯的經濟狀況與馬克思的論述并不一致。該國相對隔絕于世界經濟，換言之，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或許并無其他選擇，因為當時的世界經濟已然崩潰。

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經濟在美國的主導下逐步走向一體化，蘇聯本可嘗試融入這一全球化經濟體系，然而它并未這樣做。于是，它使自己脫離了國際勞動社會化進程。

與此同時，蘇聯還將小規模生產——如當地餐館、社區商店——收歸國有并納入國有部門，但這完全不符合馬克思的主張，因為這些生產形態并非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

蘇聯的農村基層一度呈現出人才濟濟、生機勃勃的景象。從1965年到80年代初，農場當中會負責操縱專業器械的機務人員增長50%，專家人數增長1.8倍。但蘇聯解體之后，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了。

同時，還自上而下推行農業集體化。也就是說，這不是農業自下而上的有機演變，使其更加規模化。相反，農業集體化是自上而下強加的，這從經濟角度來看，是一次冒險。

因此，我意識到蘇聯的實踐與馬克思的分析并不相符。我并不想宣稱自己在這方面投入了大量時間，我只是從理論上有所覺察，因為彼時蘇聯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尚屬相當成功。

1978年，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其舉措包括：向國際貿易敞開大門——即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取消農業集體化，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并推行后來廣為人知的“抓大放小”政策，讓小規模經營逐步去國有化。

此舉可視為向馬克思經濟結構邁出的關鍵一步。于是，我從理論層面推斷：中國經濟理應取得顯著成就。倘若并非如此，則表明我的理論認知存在偏差。因此，我決定對其發展動向予以密切關注。

到了大約1981年，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已無需為此耗費心力再去擔憂。

關鍵在于，我的研究起點是馬克思，而非蘇聯。我首先潛心研讀馬克思的論述，在此基礎上才去研究蘇聯的實際情況。由此便引出一個問題：既然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推行的政策與馬克思的模式不相契合，那么這種做法是否正確？

從理論層面來看，答案相當明顯。原因在于，蘇聯必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作出抉擇，無法追求最抽象意義上的理性經濟發展，因為在短期內它將面臨軍事打擊。因此，其經濟政策不得不讓位于軍事與地緣政治的考量。

我曾與中國一些人士就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模式展開討論，他們對這一模式持批評態度。對此，我持有不同見解。我認為，當時的蘇聯實無他選，其決策動因源自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經濟因素。

問題在于，蘇聯后來并未推行改革。這一認識最初源于理論層面的觀察，但隨后在情感上得到了極大的強化——1991年我首次造訪蘇聯，而后自1992年至2000年旅居俄羅斯，期間致力于勸說其借鑒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而非采用所謂“休克療法”這一不明智的做法。如你所知，我在1992年初發表的俄語文章《為什么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正是論述中國的經濟改革何以成功，而俄羅斯的改革卻注定失敗——其間的分析結論不言而喻。

當時，我結識了許多俄羅斯與蘇聯的朋友，他們的觀點十分明確而清晰。他們指出，你應當明白1941年納粹入侵意味著什么——希特勒的計劃是切斷蘇聯南部對北部的糧食供應；他公然宣稱，蘇聯將有5000萬至6000萬人死于饑餓，這正是他的意圖所在。

這一有計劃的死亡規模，甚至令大屠殺也相形見絀。我的俄羅斯朋友強調，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生死考驗。他們無意批評20世紀30年代的具體做法，因為在他們看來，那是國家與民族生死攸關的關頭，而當時推行的政策最終奏效，挽救了國家，使我們贏得戰爭。相較之下，其余一切皆是次要的。

正因如此，這番親身經歷讓我在理論上早已理解的內容，獲得了深切的情感沖擊——因為在他們心中，這是一個關乎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當時在俄羅斯，我自然竭力主張其借鑒中國在彼時施行得當的經驗，但是大多數人并不贊同我的觀點。他們常說：“你為何如此關注中國？那是個相當貧困的國家。你應當把目光投向日本、美國或德國才對。”

我指出，從根本的理論層面來看，中國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若你此刻不認同我對中國現狀的看法，不妨約定十年后再就此展開討論，屆時你便會發現我言之有據。盡管在此期間我結識了眾多俄羅斯與蘇聯的朋友，并與他們建立了廣泛的經濟及政治聯系。顯然，我未能成功促使俄羅斯借鑒中國的經驗。

如今，已無人問我為何對中國感興趣。只要打開電視，人們談論的主題往往離不開中國。有趣的是，當年我在俄羅斯時曾聲稱“我們從中國學不到什么”的那些人，如今卻稱中國經濟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他們甚至公開表示，倘若蘇聯在20世紀50或60年代采納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蘇聯或許至今依然存在。

1998年11月，盧布貶值，消費者排著長長的隊伍，從莫斯科東部的一個集裝箱購買便宜的牛奶。

一些西方人因我有關蘇聯的言論而對我加以指責。在我看來，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在戰勝法西斯主義與瓦解殖民帝國方面的貢獻——堪稱不可思議。我前往俄羅斯，是為了盡己所能貢獻力量，因此，對于那些未曾付諸同樣行動的人對我所謂“反對蘇聯”的批評，我一概不予接受。

據我所知，俄羅斯最優秀的社會主義者內心深懷這樣的信念：倘若蘇聯能像中國在1978年那樣推進改革，社會主義蘇聯或許至今依然存在。正因如此，他們并不將我的這類觀點視為“反蘇”，反而視之為對蘇聯的捍衛。

從這一切經歷中，我深切體會到馬克思思想的非凡重要性。在1992年我撰寫那些“俄羅斯應該學習中國”的文章時，我與中國并無任何直接接觸。直到2002年我才首次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而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則是在2005年。

我之所以形成這些觀點，是因為盡可能研讀了所有能夠獲取的來自中國的文獻與資料——從毛澤東、鄧小平、陳云，到其他一切力所能及找到的著作與論述。然而，我當初從未設想過自己會有機會親赴中國。

這表明，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角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的理論與思想，也是可行的。

所以，將“正統”——即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蘇聯模式——作為起始依據是錯誤的。該模式是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這一特殊局勢而設計的，因而并不能構成一種普適范式。

研究不應從探討在特定條件下所采取的舉措入手，而應始于對馬克思真實著述與相關事實的研讀。對此，我愿重申此前對眾人說過的話：中國的實踐契合馬克思對經濟發展的分析。而中國的幸運之處在于，它曾擁有一段和平時期，得以推進發展，并印證馬克思的論斷是正確的。

共同富裕是中國重大理論創新的又一范例

觀察者網：允許資本家的存在，實際上是蘇聯現代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模式之間的重要爭議議題之一。您在新書《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中亦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家并不會被消滅，他們獲得的財產收入如果用來推動有益經濟生產，將獲得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資本家的存在，部分財產性收入不可避免地會流向奢侈消費，而非用于投資，此類奢侈消費應力求降至最低。這一做法既契合社會的現實需求與經濟效率的要求，也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高度一致。

這正是中國當前正在踐行的做法，比如我們不提倡炫富，不鼓勵某些奢侈運動——比如賽馬，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然而，這些舉動，尤其是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的相關規則卻引發了諸多批評。在此我想請教：您認為中國社會與政治層面對富人奢侈消費所持的立場，是所有馬克思主義國家共有的，還是中國社會所獨有的？

例如，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民眾，普遍懷有強烈的平等意識，所以共同富裕不僅是共產黨的政治追求，也是普通民眾的愿望。我們認同“按勞分配”的原則，倡導多勞多得，但對富人大肆炫富及借助公共資源進行此類行為，則抱持鮮明的排斥態度，與奢侈消費相關的活動往往會受到一定限制。您認為，此種情形體現了更為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國家的取向，還是由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傳統與歷史背景所塑造的？

羅思義：我認為，共同富裕問題是彰顯中國重大理論創新的又一范例。它之所以令人贊嘆，在于它回應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課題。

回到蘇聯模式來看，倘若一切皆收歸國有，那么不平等問題便不會顯得如此突出。因為在任何社會中，收入不平等程度都遠遠低于財富不平等。因此，若沒有資本家存在，便不會出現由財富差異所導致的那種大規模不平等。相對來看，這樣的社會呈現出高度的平等性。這并非意味著完全不存在不平等現象，只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其不平等程度要小得多。

但問題在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一切收歸國有，從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來看屬于“左傾”做法。換言之，若一次性徹底消滅資本，依據我前文所述理由，這并非馬克思所主張的“逐步”取得財產。那種主張即刻實現全面國有化的思路，等于跨越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階段。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講，這是一種冒險主義。

它雖然實現了平等，但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它并未形成最佳的經濟體制。這種做法更接近于平均主義，或者說是共同貧窮，而非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但是這并非社會主義的真諦，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要共同貧窮。

馬克思并未將社會主義等同于平等。他所追求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達到“各取所需”的境界。

但是，一旦經濟體系中不僅存在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還出現資產階級，便會衍生出源于財富的不平等問題。

馬克思對此有何論述？他指出，資本家通過占有工人階級的剩余勞動來獲取利潤，但他們會將這部分利潤用于兩個方面：其一，用于投資，即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其二，將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奢侈消費。

這就是奢侈消費的技術經濟定義，它指的是由財富與利潤支付的消費。盡管其外在可能表現為法拉利等類似物品的消費，但這并非其實際的技術經濟定義。

由此可得出怎樣的結論？一方面，無法徹底消滅資本家；倘若強行如此，便會走向蘇聯模式——但該模式并非最具經濟生產力的形態。另一方面，只要資本家與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部門并存，他們便會將收入的一定部分用于奢侈消費。

從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來看，這種現象具有負面效應，因為相關資金本可用于投資發展生產。而從人類平等、社會和諧與穩定等維度考量，它同樣是不可取的。

那么，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什么？答案便是共同富裕。其內涵在于，當資本家為發展生產而進行投資時，應給予支持。倘若有人立志成為資本家，致力于打造一家高度成功的企業，創造財富、制造優質產品，并為成千上萬人提供就業崗位，這些均應被視為好事。

其次，應盡力壓低資本家在奢侈消費方面的支出規模。此類支出雖無法徹底杜絕，但必須盡可能縮減。

順便提一下，這不僅僅適用于社會主義，我們不妨考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現實狀況。以所謂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為例——包括丹麥、瑞典、芬蘭等國。研究表明，這些國家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享有最高程度的幸福感與最高的生活滿意度。

盡管他們顯然并不了解馬克思，卻推行了與其經濟分析相呼應的政策。例如在瑞典及其他北歐國家，只要資本家從事生產與投資，便不會招致批評。但奢侈消費則會受到抑制。

它是如何受到抑制的呢？答案是通過稅收制度加以約束。富人需承擔較高的所得稅，并為奢侈品繳納可觀的稅款。此外，從社會認可度層面來看，奢侈消費同樣會受到抑制，炫耀巨額財富是被不認可的。

所有研究表明，即便置身于資本主義國家之中，由這一切所塑造的社會也是最具滿足感的社會。

那么，中國是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的？在美國，奢侈消費幾乎不受任何約束，而這對美國經濟而言亦頗具危害，因為其經濟的相當一部分被耗費于用于奢侈消費的股息支付。這也是導致美國投資水平偏低的原因之一。

這里存在一個悖論：美國企業的利潤占經濟比重不斷上升持續攀升，而生產性投資占經濟比重卻不斷下降。這必然意味著，美國經濟中越來越多的利潤被消耗于奢侈消費，而非用于投資以推動經濟增長。

因此，中國當前所發生的事情，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框架內對這一重要經濟過程的運用。由此可見，共同富裕的理念完全契合中國的社會條件。鑒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施力度可以顯著強于資本主義國家。

但這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普遍存在的理論問題。換言之，只要資本家從事投資，便是值得肯定的，因其屬于有益于社會的生產活動。但是，一旦他們進行奢侈消費，則是在浪費本可以用于投資的資源。此外，這種做法還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并可能引發社會緊張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套鼓勵投資、抑制奢侈消費的制度。而這正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這有著絕對清晰且基本的理論依據——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讀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觀察者網：所以，在你看來，對奢侈品消費的限制，這不僅僅是中國社會、或者社會主義經濟獨有的要求。

羅思義：這是一種普遍的理論分析。在任何社會，都必須存在超出廣大人口消費的經濟剩余，因為不可能將一切消耗殆盡——倘若全部消費掉，數年后經濟將因缺乏生產性的更新而陷入崩潰。

經濟剩余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它是投資的前提。在社會主義社會，只要經濟剩余被用于投資，便是好事，因為這會帶動經濟增長，并進一步促進消費——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并非投資本身，而是提升全體人口的消費水平。但是，要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消費水平，就必須保持足夠的投資。因此，應致力于最大限度減少被浪費的剩余，即，那些流向奢侈消費而未轉化為投資的剩余。

從理論上講，這一原則固然適用于所有社會。但是，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中，它會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具體形態。在斯堪的納維亞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它表現為一種形態；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則呈現另一種形態。

但對中國而言，應對這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蘇聯模式中并不存在此類問題——若社會中不存在資本家，自然也就無人能夠依賴資本主義財富謀生。正因如此，共同富裕理念的形成與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特有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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