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終結的鐘聲敲響時,對60萬被蘇聯俘虜的日軍而言,地獄之門才剛剛開啟。那些被軍國主義“鼓舞”著走向戰場的日本女兵在刺骨的西伯利亞寒風中顫抖著意識到:她們從戰場幸存,卻墜入了比死亡更漫長的煉獄。
西伯利亞冰原上的煉獄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很快關東軍的太陽旗被另一面繪著鐮刀錘頭的旗幟取代,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北部、樺太與千島地區的日本兵被蘇聯軍隊大量俘虜。具體的日俘人數不能確定,但學界基本認為在50萬-60萬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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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依照《波茨坦公告》,這些人在解除武裝后應該被遣返回國。但同年8月23日,蘇聯國防委員會出臺9898號決議,這些戰俘被強制征用。而那些承擔勤務、通信、醫務工作的女兵們也在被征用之列。
一列又一列的悶罐車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亞冰原上穿梭,車廂鐵皮上是一層又一層的寒霜,車廂內是擠擠挨挨的、面如死灰的戰俘。踏上悶罐車時尚值夏秋之交,不少戰俘身上僅穿著單衣,高緯度地區的極寒讓他們無力承受。日夜交替之際,總有人發現新的“凍僵者”。熬過了這條死亡之路不意味著幸運,勞改營里的每一天都是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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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也剛剛新生,普通民眾的生活并不好過,戰俘營里的日子只會更為艱難。女戰俘們不僅要承擔和男戰俘們一樣的勞動量,還要面對更少的食物。被俘的日本女護士小野寺良子在日記里寫道:每天配給的只有摻著木屑砂石的、拳頭大的黑面包。
饑餓的陰影在戰俘營中橫行,連伙房倒出來的泔水也被她們視作“珍饈”。而除此以外,女戰俘還會遭遇性剝削。夜幕降臨后軍官們的腳步就像催命符一樣,被點中的女兵像貨物般被拖往地下室。懷孕則意味著更悲慘的命運——簡陋的強制墮胎或直接以“浪費糧食”罪名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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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伯利亞更冷的故鄉
嚴苛的勞動定額、惡劣的生存條件和醫療的匱乏成了一條高效的死亡流水線,戰俘營里的死亡僅僅是紙面上的數字。有女戰俘在回到日本后回憶,“收工路上,我們麻木地跨過凍僵的同伴尸體,淚水在臉上結成冰,卻不敢哭出聲。”
1946年開始,遣返開始了。按照蘇聯的計劃,體弱者、工作先進者會被優先遣返。但許多女戰俘已經永遠地失去了機會。而懷揣著希望踏上歸途的女俘虜們發現,故鄉的風比西伯利亞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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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迎接她們的不是親人的擁抱而是石灰粉——防疫人員向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全身潑灑消毒藥水。骨瘦如柴的她們,皮膚被嚴重灼傷。而回到家庭的那一刻,更是成了不少女戰俘終身的陰影——她們懷疑自己是不是應該死在蘇聯,而不是回來讓家族蒙羞。
有地方小報用侮辱性的語言報道她們的歸國,右翼雜志《風評》更是堂而皇之將“”與歸國女戰俘關聯。一篇《赤色慰安婦的歸來》讓多少女戰俘不堪其辱,最終選擇自殺。護士中村美知子在1995年東京證言會上的陳述更是令人難過, “檢疫站官員當眾呵斥‘張開腿檢查布爾什維克細菌’,記者鏡頭直接對準我們裸露的身體……《讀賣新聞》照片里我蜷縮著遮擋破衣的姿勢,被雜志配上‘羞愧的赤娼’文字。”
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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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戰俘們聯合在一起向日本政府要求國家補償,而日本政府則稱她們是“不潔者”,不配得到補償。在北海道網走市荒涼的墓園,217座無字碑排列成沉默的軍陣。每塊石碑只刻著六位數字——那是主人在西伯利亞的囚犯編號。正如思想史學者高橋哲哉所言:“她們在故鄉遭遇的,是用道德匕首實施的精密屠殺。”
參考文獻:
[1]王蕾.在蘇聯日本戰俘問題研究(1945-1956)[D].吉林大學:2013.
[2]趙玉明.戰后蘇聯地區日本戰俘集中遣返過程的歷史考察[J].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03):54-59+95-96. DOI:10.20018/j.cnki.reecas.2015.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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