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文殊院抗日護國運動

民國時期，受西方思潮影響，各類社會組織團體蓬勃興起。1913年，四川省召開了全省佛教徒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四川支部”，選舉成都文殊院時任方丈德風法師為會長，會址設在文殊院。

成都文殊院

文殊院宸經寶樓歷史照片

1924年改稱“四川省佛教會”。抗日救亡時期中，文殊院僧眾始終堅定愛國愛教、護持國土的信念，積極組織抗戰宣傳、護國法會、醫療救護、獻機獻金等活動，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太虛大師蒞蓉弘法各界人士歡迎攝影紀念

一、抗戰宣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10月10日，四川省佛教會組成“四川省佛教會反日宣傳會”，由廣文法師結隊參加國慶討日運動，向民眾散發反日宣言傳單。空林佛學院全體學生六十余人亦組成佛學救國演講團參加反日宣傳會和反日游行，佛學院學生心體、圓智、燈旭、燈妙等分頭在祠堂街、西御街、春熙路等街頭發表抗日演講，聽眾數百人，民眾皆謂佛教徒愛國熱忱不亞于普通人。

同年11月，文殊院空林佛學院成立“空林佛學院學僧反日會”，發表《成都空林佛學院反日宣言》和《成都文殊院初級佛學苑反日宣言書》，強烈抗議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并倡導民眾抵制日貨，反抗日本侵略暴行。

1944年10月15日，“成都民主青年協會”在北門文殊院內成立，該組織領導了抗議國民黨鎮壓青年學生的“市中事件”的斗爭和輸送共產黨員到解放區的活動。11月5日，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和帶動下，成都市各大學校進步青年代表在文殊院召開座談會，決定以《青年園地》半月刊為“民協”的機關刊物。“民協”成立后，成了中共地下黨在成都學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和發動成都學生運動的核心組織。

二、護國法會

1932年3月23日-5月10日，由四川省佛教會發起，文殊院啟建護國法會，由禪安和尚主法。禪安和尚宣讀《護國法會開壇疏文》。建立道場四十九日，念誦仁王護國各經咒，超薦死難軍民。在這場護國法會上，指出了佛教應對國難的方法：一是發心懺悔、勇于糾錯；二是持誦仁王護國經咒；三是禁屠；四是發愿。法會還特別印發了通告、告民眾書及護國仁王經咒等數萬張，分別張貼普送。

1932年11月28日-12月4日，由四川省佛教會發起，文殊院啟建薦亡法會，超度兵災死難者。

1933年2月25日，文殊院啟建水陸道場法會，超度兵災死難者。

1933年冬月初一至初七，禪安法師、本智法師、昌圓法師等與文殊院住持道悟和尚在文殊院舉辦追薦兵災死難軍民法會，悼念超度對日戰爭中的陣亡軍民。

1935年4月13日，文殊院啟建觀音法會，由文殊院住持道悟法師主法，祈求消災弭兵。

1937年12月16日-1938年1月9日，成都文殊院開壇舉辦大規模護國息災法會，由道悟法師等發起，能海法師主法，歷時35天，超度抗戰死難軍民。

1938年7月6日至7月8日，文殊院佛如和尚舉行為期三天的“七七紀念”追悼活動，數百僧眾參與，追悼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

1940年4月8日-4月21日，由川康軍政要員發起，文殊院啟建護國法會，由章嘉活佛、昌圓法師共同主法，護國息災。

1941年3月5日-3月18日，由四川省佛教會發起，文殊院啟建護國法會，由章嘉活佛、昌圓法師共同主法，護國息災。

1942年4月9日-4月19日，由四川省佛教會發起，文殊院啟建護國法會，由章嘉活佛、昌圓法師共同主法，護國息災。

民國成都佛教利世法會一覽表（局部）

三、醫療救護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四川省抗戰后援會成都市僧伽支會在四川佛教會的組織下成立，會址設在文殊院內，文殊院法光和尚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文殊院眾人跟隨后援會，為抗戰出力盡責，參與到籌措資金物件、社會捐贈、救死扶傷等眾多活動中。

1939年6月起，日軍對成都進行大轟炸，期間文殊院僧眾組織救護隊救死扶傷。

四川省佛教會第一期僧伽救護訓練班教職員攝影

1943年，成都市防護團僧伽救護隊正式成立，辦事處設在文殊院內。訓練班秉承佛教大乘無畏救世精神，訓練內容有救護、防空、防毒等，以準備非常時期之相應社會服務。

四、獻機獻金

1941年，川內佛教界發起“佛徒號”飛機獻機捐款運動，在文殊院設立募款委員會，推舉道悟法師等為募款委員，文殊院等川內寺院積極參與募捐，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

為響應政府提出的為抗戰獻金的提議，1944年1月15日在堯光寺召開了四川省理監事聯席會議，文殊院捐獻法幣10440元，出席的其他寺院、僧眾及居士各有捐款，共得法幣44090元，所有捐款當日匯繳中央銀行用于抗戰。同年夏，二十二集團軍經整編后的所屬部隊再次回川募兵時，文殊院僧眾將禪房和打坐的蒲團棕墊拆下為前線改做蓑衣，所有僧眾就寢或打坐時都改用谷草坐墊，并請來一些居士打棕草鞋送往部隊。

編者評語

抗戰時期以文殊院為代表的四川佛教界所開展的愛國救亡運動，既追悼死難將士同胞，又號召民眾捐資捐物，鼓勵人們化悲痛為力量，從中可以看到佛教凝聚人心、化解戾氣的重要作用。

傳統佛教通過這些活動更深地嵌入了國家和社會的運作之中，從而真正成為了一種社會安寧和平必不可少的因素。民國佛教界從清修自度而走向服務社會，經歷了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與發展，展現了大乘佛教救世利生的實踐宗旨，對于今天佛教界乃至宗教界堅持中國化發展方向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吳華《民國成都佛教研究》

來源|成都市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