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皇權用胡蘿卜與大棒控制局面，晚明皇權則大權旁落

晚明和晚清皆有黨爭，晚明更是亡于黨爭。晚清雖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黨爭”，但總體上李鴻章和左宗棠；李鴻章和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盛宣懷與岑春煊等也可以稱為準黨爭。整個晚清，黨爭的核心人物就是李鴻章。

晚明的黨爭，之所以亡國在于遍布中央與地方。晚清的黨爭，則一直以中央與地方矛盾面目出現，所以，地方高官進入中央后形同明升暗降。

皇權的惡：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把握得更好

晚明的皇權已經失去制衡“黨爭”的主體文官集團的作用，除了像朱元璋、朱棣那樣將“皇權的惡”展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方法外，包括張居正改革（革新）在內，都無法擺脫文官裹挾，原因很簡單張居正本身就是文官，他的改革集團也就是文人集團。明廷基本被文官控制，因此，地方也受文人控制。

在晚明時期，崇禎之所以斗不過文官，反而魏忠賢能夠壓制文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利益面前，在晚明畸形化發展面前，儒家文人與閹人，他們所效忠的都已經不再是皇帝，而是阿堵物。因為閹人的權力寄托于皇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三代皇帝所創立的“大明特務統治”，又使得閹人無法“至大無雙”，所以，皇權可以壓制文人。

但在儒家文化下，崇禎已經被儒家俘虜，沒有把“皇權至大”這種皇權的惡發揮到極致。所以，崇禎反而無法抑制儒家文人在改變了信仰（以阿堵物為效忠對象）后的權力影響，最終“獨自”辛勞而越忙越亡的困境。更多內容詳見“皇權的惡：崇禎代替不了魏忠賢的根本原因”一文。

晚清的情況下則與晚明不同，可以說是基本相反。

從1840年開始清廷大一統下的鴉片戰爭，再經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西北西南民族起義的天下大亂，到了1860年代地方政權基本已經被漢精英控制。但請注意，在清廷層面，道光、咸豐、慈禧一直控制著中央權力。任何地方督撫，你權力再大、威望再高，仍然需要清廷授權給你。

為何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對皇權的惡的把控，清朝雖然學儒，但始終只是將其作為工具而沒有被控制。他們內心仍然記著自己的政權是少數人掌控多數人，對權力失控的緊張一直存在。

晚清晚明大不同：地方大員進入內閣、軍機處權勢變換不一

在晚明時期，地方大員進入內閣，屬于提升。

在晚清時期，地方大員進入軍機處，則屬于明升暗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李鴻章一生沒有進入過中央，但卻不比任何軍機大臣權力小。左宗棠兩次進入軍機處，皆是明升暗降。

左宗棠第一次進入軍機處，是在“抬棺出征”后，慈禧在1881年為防止左文襄率軍與沙俄作戰，將其調入軍機處主管兵部。第二次進入軍機處，則是在中法戰爭期間，兩江總督左宗棠要求自己親自率軍迎戰法軍未獲批準的情況下，左宗棠要求辭職回家，因為我軍軍情緊急，清廷害怕左文襄會“一意孤行”將其在1884年6月調入軍機處，主管名義上的八旗精銳、實質上的“玩家俱樂部”——神機營。

由此可見，左宗棠兩次進入軍機處都是清廷怕作為地方軍政主腦的左文襄，以“強悍”態度破壞其“妥協投降”戰略下的明升暗降。進入清廷后，軍機處其他人要么是親王貝勒，要么是八旗親信、久在京為官的漢精英。他們長期深諳京城政治，知道慈禧的態度和主張，一心以太后的主張為主張。所以，像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即使進入軍機處、進入兵部能做什么？頂多在細節上提供建議！

和平時期，細節決定一切！

戰亂乃至變革時期，方向決定一切！

在晚清地方大員中，唯一能進入軍機處而權力不減輕的人就是李鴻章。他以淮軍為基礎，其淮軍系統的地方督撫官員非常多，其主管的北洋軍事轄區幾乎遍地都是淮軍系統的人，說句通俗的話，連守大門的、打掃衛生的人恐怕都和淮軍或淮人有關系。

李鴻章論地位，一生都沒有進過軍機處，不屬于“權力中樞”的人。但他的權力，卻遠遠高于1880年代后任何一位非親王級別的軍機大臣。

胡蘿卜與大棒是皇權主要采用的手段

晚明的皇權在控制力上要比晚清更弱，特別是皇權的第一代表皇帝。皇權是一個“權力體”皇帝、后宮、閹人、外戚、王權都是其代表。在宋明清三朝，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統治思維”。

宋朝作為奠基者引領千年歷史，但因為屬于奠基許多環節看上去皇權、皇帝并不彰顯。由此，明朝進行改革，利用特務統治制衡宦官。但最終，皇權仍然旁落。清朝又對此進行改革，利用儒家籠絡漢精英、利用八旗威脅漢精英，前者是肉后者是刀、前者是胡蘿卜后者是大棒，在此情況下，清廷掌控住了中央與地方。

胡蘿卜與大棒確實符合人的心理，但核心在于使用者要有絕對優勢，否則，胡蘿卜、大棒都是沒有吸引力、威懾力的。這就是為何清亡何以出現的原因。大棒不在手，胡蘿卜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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