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說丨霉霉訂婚與女性主義困境

撰文：姚曼

責編：錢岳

寫在前面

美國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國的昵稱叫“霉霉”，但這兩年流行的是她的另一個代稱：“世女一”（世界第一女歌手）。這個新代稱主要來自于歌迷的主觀吹捧，但從客觀數據指標（比如巡演票房、專輯銷量、專業獎項）看，泰勒的確是目前最接近這個稱謂的流行巨星。在她打動人心又吸金無數的作品之外，歌迷們贊嘆她在歌唱事業中的勤奮、認真與專注，欣賞她對女性權益的呼吁。當她的事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時，她成為許多人心中當代事業女性的典范，開辟了一條嶄新的女性人生軌跡。

上周二（8月26日）她與橄欖球運動員特拉維斯·凱爾希（Travis Kelce）的訂婚消息傳來，自然成為了媒體與粉絲們熱議的焦點。在一片祝福聲中，有一類并不少見的觀點吸引了我的注意。這類觀點認為泰勒選擇走進婚姻，是對女性主義的一種背離, 不符合一位“真正的女性主義者”形象：即便如泰勒這般成功的女性最終也選擇了婚姻這條傳統道路，那么婚姻制度以及它對女性的壓迫便會持續存在。

這種失望情緒還摻雜著對泰勒未來職業道路的擔憂：結婚后她是否會冠夫姓？她的婚前財產有做好保護措施嗎？還會繼續出唱片開巡演嗎？她會生孩子嗎？生完孩子還能繼續創作嗎還是只會在家帶娃了？

與其說這些聲音是對泰勒個人選擇的質疑，我認為它們更深層地反映出性別意識覺醒的背景下，當代女性所面臨的一種特殊困境：在努力成為一名真正的女性主義者的同時，是否仍可以坦然擁抱浪漫愛和親密關系，甚至步入婚姻？

與女性面臨的大多數困境類似，這個有關女性主義者個人選擇的問題同樣是被社會結構與文化敘事共同建構出來的。如果我們嘗試分析其中的脈絡，會發現它涉及到當前大眾對女性主義的理解，以及對親密關系與婚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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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作為復數名詞

女性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分歧不斷的，而大眾傳媒語境中的女性主義只是其中一種。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將美國當代的女性主義分為三種： 改革式女性主義（Reformist feminism）， 革命式女性主義（Revolutionary feminism)，與生活方式女性主義（Lifestyle feminism)。改革式女性主義提倡改變現有制度，倡導女性在工作場所中實現性別平等，變得“與男性一樣”。革命式女性主義則不局限于性別平等，而是著眼于徹底結束父權制度和性別壓迫以及與其深刻勾連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種族主義。生活方式女性主義是最為溫和且去政治化的，主張將女性主義融入到個體生活方式中，每個女性都能夠發明出屬于自己的女性主義。

貝爾·胡克斯認為在當代社會，女性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同時也作為一種文化被廣泛傳播。父權制主導的大眾媒體往往只會選擇女性主義派別中溫和、易被主流接受的形式加以傳播。因此，改革式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女性職場上的成功，以及生活方式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個體選擇，便得以廣為人知。

根據這種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獨立自主與事業成功被視為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前提，而對浪漫愛、親密關系以及婚姻家庭的追求則被看作是女性主義的對立面。這種“大女主”敘事，不僅掩蓋了不同女性群體在職場中面臨的交叉性不平等，也會進一步強化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二元對立，以及事業與家庭之間的等級區分。于是，廣大女性的復雜生命經驗仿佛只能被框定在“事業 vs 婚姻”、“進步 vs 傳統”的兩個極端。

這種非此即彼的敘事，恰恰忽略了現實的多重復雜性。就以泰勒為例，她的女性主義實踐本身就充滿矛盾與爭議。她在作品中揭露對待男女的雙重標準、為性少數群體發聲，也長期抨擊音樂行業中的不平等現象，可以看出其中改良式女性主義主張。而她本人憑借音樂事業成為唯一一位依靠音樂本身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女性，并最終步入婚姻的“幸福結局”，使她被視為“女性可以擁有一切”（Women can have it all）的典型代表，成為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Neoliberalism feminism）的標桿。

與此同時，她作品中所傳達的異性戀規范、二元性別設定，以及傳統的性別與家庭分工，在某種程度上使她成為保守的代名詞。她那些悅耳而廣為傳唱的作品，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既有的性別秩序。她普適性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她在種族、階層、國別等維度上的特權，也限制了她為更加邊緣的女性群體提供空間與話語權方面的影響力。正是因為這種矛盾和復雜性，她其實很難被簡單概括為一個進步的女性主義者，或者女性主義的背離者。也因此，在此次有關她訂婚的討論中，將其簡單解讀為背離女性主義便是站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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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愛與性別平等

有關女性主義者個體選擇困境的另外一個深層假設是：浪漫愛、親密關系必然導致性別不平等。在傳統的婚姻制度之外，我們似乎想象不出一種真正平等、互惠的親密關系模式。在這種傳統制度下，女性的婚姻與事業是互相對立的，女性在婚姻中的位置也是從屬性的，走入婚姻便意味著讓渡女性獨立自主與自我成就的可能。即使要踏入婚姻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她也似乎將屈從于傳統的婚姻模式，成為他人的附庸。

那么，親密關系注定會讓女性失去自我、從而導致性別不平等嗎？

性別研究學者Alice Evans在她即將發表的新書《The Great Gender Divergence》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她認為浪漫愛和親密關系其實是推動社會性別平等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卻被低估的因素。她對比了歷史上世界不同地區的婚配模式后發現，在越強調婚姻的物質功能以及擴大親屬網絡功能的地區，女性地位越低。而在歐洲，尤其是新教改革中那些贊揚婚姻中浪漫愛情的地區，女性則受到更多尊重，這些社會也更容易接受女性地位的提升。這一模式在中國也被間接印證：在性別平等水平較高的長江流域和東北地區，姓氏多樣性也更高---這意味著，這些地區的人更可能與外姓人士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而南方地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高，但親屬網絡和宗族觀念更強，姓氏多樣性更低。這些地區通常有更強的男孩偏好，已婚男性也通常與父母共同居住。

建立在浪漫愛基礎上的婚姻為何會有如此神奇的功能？Evans對此的解釋是，“當愛情是互相的，且雙方都真心在乎彼此的幸福時，他們會彼此傾聽、相互學習...... 他渴望她能夠實現自我，因此主動分擔照護工作，支持她的職業發展，并為她的每一次成就而感到由衷高興。”

這段描述，簡直就是泰勒與特拉維斯兩人呈現在公眾面前的相處模式的精準刻畫。在泰勒通過歌曲與我們分享的歷任伴侶中，特拉維斯是唯一一位在公共平臺大方表達對她的愛慕，并明確展現對其事業的支持與欣賞的人。他們不僅出現在彼此的工作現場，融入對方的職業世界，他們在精神世界中似乎也展現出一種外人難以想象的契合感。正如泰勒自己所說，盡管兩人的職業看似截然不同，其實擁有相似的本質: 都是站在臺前，為大眾獻上三個小時的娛樂。在這段關系中，作為旁觀者我們看到的是，沒有人失去自我，甚至兩人都變成了更好的人。

與其說泰勒走入婚姻是背離了女性主義，我反而覺得她也許會在實踐中為我們展示出一種新的親密關系模式，拓寬我們對婚姻的想象。正如一篇評論性文章里提到的，“在當下這個女性的職業抱負被視為反家庭、男孩被教導情感是軟弱的時代，能夠毫無保留地表達情感……無疑是一種值得稱贊的行為。”

當然作為“世女一”的泰勒在個人生活上對普通人的指導意義本就十分有限。她既不需要我們的擔憂，也不需要我們的稱贊，婚姻看上去也不會是她的“最終歸宿”。但圍繞她個人生活產生的討論，卻實實在在折射出無數當代普通女性的真實處境。我們在渴望進步的同時，被傳統拉扯，被道德審判，常常感受到個體在社會結構面前的無力。

Bad Feminist 一書中提到，女性主義是復雜的，是不斷變化的，也是有缺陷的。它應該被理解成一個復數名詞，甚至同一個人身上都可能攜帶互相矛盾的女性主義主張。我們應該警惕主流話語如何塑造出一種，僅僅一種，完美的女性主義模版，并由此掩蓋其他許多種不同的女性經驗與聲音。或許，成為真正女性主義者的第一步，正是拒絕“真正的女性主義者”這一觀念本身。

參考文獻

[1] hooks, bell.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Pluto Press, 2000.

[2]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8/taylor-swift-travis-kelce-engagement/684015/

[3] https://www.ggd.world/p/romantic-love-is-an-under-rated-driver

[4]https://www.nytimes.com/2025/08/27/opinion/taylor-swift-travis-kelce-engagement.html

[5] Gay, Roxane. Bad feminist: essays. btb Verlag, 2019.

姚曼

丹尼森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

制版編輯：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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