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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筆直言/文
“我兒子作文不行,只能送他去作文班。” 寫出《長安十二時辰》的作家馬伯庸這番自曝,像一顆石子投入輿論池 —— 能駕馭宏大歷史敘事的頂尖作家,竟輔導不了自家孩子的應試作文?這看似荒誕的反差,恰恰戳中了學生寫作中 “表達初心與應試目標” 的背離。
作家的筆與考場的筆,從來不是一套章法。馬伯庸的創作面向市場與讀者,靠的是自由表達與創新敘事,把枯燥歷史釀成大眾喜愛的故事;而中小學作文面向閱卷老師,走的是 “排比開頭 + 名言引用” 的套路,是 “戴著鐐銬跳舞” 的標準化生產。前者求 “共鳴”,后者求 “高分”;前者重 “個性”,后者重 “合規”。讓寫《長安的荔枝》的人去教孩子套模板,無異于讓廚師去學做流水線快餐,根本是南轅北轍。
更關鍵的是,馬伯庸的選擇暗合 “易子而教” 的古老智慧。《孟子》早有箴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家長輔導作業時的急火攻心,往往讓親子關系淪為 “作業戰場”。數據顯示,75.79% 的家庭曾因寫作業爆發矛盾,可見 “親教” 的弊端早已凸顯。馬伯庸把孩子交給專業老師,既是規避親子沖突的清醒,也是對 “術業有專攻” 的尊重 —— 作家懂寫作,卻未必懂應試評分的邏輯;老師未必能寫小說,卻深諳如何幫孩子拿高分。
這起事件更暴露了學生寫作的核心困境:寫作本是思想與情感的表達,如今卻成了 “硬寫” 的高分工具。數字時代的孩子被手機綁定,缺生活體驗、少閱讀積累,沒有真實的表達欲,卻要按模板炮制 “假大空” 文章,寫作熱情與創造力被消磨殆盡。馬伯庸的困境,本質上是所有家長的困境:當寫作淪為技巧堆砌,即便家里有作家,也救不了孩子 “為寫而寫” 的焦慮。
馬伯庸送子上作文班,不是作家的 “無能”,而是對現實邏輯的敬畏。它提醒我們:應試作文的套路與真正的寫作能力,從來不是一回事。要讓孩子真正會寫,或許該先打破模板枷鎖,讓寫作回歸 “表達自我” 的初心 —— 這才是比上作文班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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