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何罪？《廣告法》限制詞反映出的不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語言污染和哲學困境問題

一家民營企業歷經十年研發，其產品終于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卻在宣傳中因使用了“最具創新力”的表述而被處罰。與此同時，眾多“中字頭”企業以其名稱每日向公眾傳遞著“國家級”的暗示而無礙。這荒誕現實的背后，是中國廣告法對“最”字及其關聯詞的絕對禁止所引發的一系列深層次困境。

維特根斯坦在其早期代表作《邏輯哲學論》中，提出了一句標志其核心思想的出色概括：“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當我們的話語被無形之手裁剪，我們的思維與認知是否也隨之被禁錮？廣告法中一刀切式的禁用詞匯政策，正如一把鈍刀，不僅未能精準切除虛假宣傳的毒瘤，反而傷及了健康的肌體，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

一、 “最”字之罪：

民企與央企的不公平競爭

《廣告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廣告不得使用“國家級”、“最高級”、“最佳”等用語。這一規定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虛假宣傳，保護消費者權益。但在執行中，它卻造成了顯著的市場不公平。

央企與民企的天然鴻溝：許多中央企業如“中國石油”、“中國銀行”等，其名稱本身即含有“中國”字樣。它們在廣告中展示企業名稱和標識，很合乎法律地是在行使使用其合法注冊企業名稱的權利。但在消費者認知層面，這無疑是在持續強化其“國家隊”的權威形象，是一種事實上的“國家級”宣傳。

而一家獲得國務院頒發的國家技術發明獎的民營企業，若在廣告中陳述“本公司榮獲國家級技術發明獎”，卻面臨著被處罰的風險。這種基于出身而非事實的差別待遇，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公平原則，固化了國有企業的壟斷優勢，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執法尺度的彈性扭曲競爭：法律執行中的選擇性執法進一步加劇了不公。市場監管部門對大型央企的執法往往更為“靈活”和謹慎，而對民營企業則可能雷厲風行。這導致了“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的尷尬局面，使得《廣告法》本身成為制造不公平競爭的工具而非維護公平的利器。

二、榮譽之困：

知識產權與榮譽權的法律沖突

企業通過創新與卓越表現獲得的獎項、認證和榮譽，是其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典》明確規定，民事主體享有榮譽權。企業對其獲得的榮譽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

然而，《廣告法》的絕對禁止性規定，實質剝奪了企業展示和使用其合法榮譽的權利。這造成了法律體系內部的價值沖突：一部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而設立的法律，卻侵犯了企業的基本民事權利。

客觀事實與法律禁止的矛盾：當“最具創新力”是一個權威獎項的客觀評語，當“銷量第一”是有第三方數據支持的客觀事實時，禁止企業陳述這些事實，無異于要求企業隱瞞真相。這種規定迫使企業要么放棄展示自己的競爭優勢，要么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達，最終都損害了市場的信息效率和透明度。

三、語言之殤：

詞匯禁忌與表達貧困化

廣告法對“最”字的絕對禁止，已經對漢語表達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導致了一種奇特的“語言污染”現象。

替代詞泛濫與語言通貨膨脹：市場上涌現出大量“最”的替代詞：“頂”級、“極”致、“斐”常好、蕞、“擎”系列等。這些原本富有表現力的詞匯被濫用后迅速貶值，造成語言表達的通貨膨脹——每個詞都聽起來很厲害，但消費者根本不信任何詞。

語言矯飾與信任危機：這種表達方式迫使企業放棄直接、清晰的溝通，轉向矯揉造作、故弄玄虛的宣傳文案。這不僅增加了溝通成本，降低了信息效率，更進一步加劇了消費者對廣告的不信任感，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成語篡改與文化傷害：更令人憂心的是，為規避監管，一些企業開始篡改成語和固定表達，如將“精益求精”改為“精益求金”，將“優秀”寫作“蕞秀”。這種對漢語系統的直接傷害，已經超出了商業范疇，涉及到文化傳承與語言純潔性的保護問題。

四、哲學之困：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界限與我們的世界

維特根斯坦在其哲學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這句話深刻揭示了語言不僅是我們描述世界的工具，更是我們認知和思考世界的框架。當我們語言的邊界被收窄，我們的思維和創造力的邊界也隨之受限。

廣告法的詞匯禁令，實質上是在縮小商業創新的表達空間，間接制約了商業領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連真實取得的“最”成就都不能直言，那么我們如何鼓勵企業追求卓越？如果語言中不能再有“最高級”，我們的商業文化是否會悄然接受“差不多就行”的平庸主義？

刀郎在《羅剎海市》中借維特根斯坦之言提示我們：當一個社會的語言系統被扭曲，美丑黑白被顛倒，那么這個世界本身也就變得荒誕不經。廣告法執行中的種種亂象，何嘗不是一種商業世界的“羅剎海市”？

五、破局之道：

從粗暴禁止到精細治理

面對這些困境，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廣告法的立法目的與執行方式，尋求更加平衡和智慧的治理之道。

建立“白名單”例外制度：對于能夠提供權威第三方證明的客觀事實（如權威獎項、官方認證、可靠銷量數據等），應允許企業在廣告中進行客觀陳述，從“一律禁止”轉向“可驗證即允許”。

區分事實陳述與觀點表達：法律應聚焦于打擊虛假陳述，而非特定詞匯。只要陳述內容真實、有據可查，就應允許使用最直接清晰的語言表達。

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對所有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消除基于企業出身的不公平待遇，讓市場競爭回歸產品與服務的本質。

提升執法隊伍專業能力：培養執法人員區分虛假宣傳與真實陳述的能力，從機械執行詞匯禁令轉向基于事實和證據的綜合判斷。

結語：“最”有何罪？

“最”字本無罪，其罪在于使用它的人的意圖與方式。將語言工具當作問題本身來打擊，無異于斬箭療傷，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了更多新問題。

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需要的不是表達上的謹小慎微和拐彎抹角，而是真實、透明、直接的信息溝通。當我們允許真實的聲音被充分表達，當優秀的成就能夠被直接宣告，我們的市場才能真正實現優勝劣汰，我們的企業才能真正敢于追求卓越。

改革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建立一個既能有效遏制虛假宣傳，又能充分保護真實表達的法治環境。這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更是關乎我們如何認知世界、表達世界的哲學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陷入《羅剎海市》中的荒誕境地，讓語言重新成為傳遞真實、連接心靈的橋梁，而非制造迷霧、阻礙溝通的高墻。

作者 | 吳必虎 DeepSeek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