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鵬宇：從消極隱私保護到積極隱私保護：元宇宙中的隱私風險及其治理進路

從消極隱私保護到積極隱私保護：元宇宙中的隱私風險及其治理進路

蔣鵬宇

(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摘要:隨著元宇宙在游戲與社交領域的發展，隱私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元宇宙的數據運行機制不同于互聯網，隱私數據的共享會進一步模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同時還會產生社會工程攻擊和騷擾等新的隱私風險。面對元宇宙可能引發的隱私風險，本文對比分析了隱私的積極維度和消極維度，結合元宇宙的技術邏輯，探討了消極隱私應對元宇宙隱私風險的不足，積極隱私在元宇宙隱私保護中的優勢與必要性：體現人的主體性；利于平衡隱私價值和數據價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以消極隱私保護為基礎，以積極隱私保護為核心的元宇宙隱私保護路徑。

關鍵詞：元宇宙，積極隱私，消極隱私，隱私保護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3.04.114

近年來人工智能、虛擬現實、腦機接口等技術的發展促使人們暢想可能出現的數字虛擬世界新形態，元宇宙正是這樣一種產物。在元宇宙中，信息技術、通信技術、智能技術都會迎來巨大的提升，個人信息的數字化處理將會越發深入，隱私問題逐漸凸顯。2021年，Meta公司推出的元宇宙平臺《地平線世界》（Horizon Worlds）在測試期間就有女性玩家報告遭遇了其他玩家的性騷擾。另一個元宇宙代表平臺羅布樂思（Roblox）在2022年也頻發用戶賬號被盜事件。有研究機構調查發現，49%的女性在使用虛擬現實設備時至少經歷過一次性騷擾[1]。由于元宇宙的沉浸性非常強，其中的隱私問題會產生與現實世界相同的負面影響。如今雖然越來越多的元宇宙平臺正在出現，但并沒有專門的法律和規范保護元宇宙中數字化身的隱私，討論元宇宙的隱私保護是技術創新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科技倫理治理要求的具體體現。

對元宇宙隱私話題的討論一方面出現在各類討論元宇宙概念、社會影響和倫理困境的文章中，這類討論往往是舉例說明元宇宙中的具體隱私風險，如用戶騷擾、監控、深度偽造、行為誘導等問題[2]，在回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時，多是從倫理原則[3]、法律規范和技術方案[4]這三個宏觀角度提出建議。另一方面，專門討論元宇宙隱私的文章尚比較缺乏，羅納德·利恩（Ronald Leenes）基于對元宇宙形態游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的隱私問題分析，從管理學的視角提出了地方性治理對隱私保護的積極作用[5]，也有學者從技術機制角度提出如設置化身克隆的方法防范隱私侵擾[6]，陳輝、閆佳琦等人則從經濟生產關系層面分析了“數據作為勞動”對隱私保護的促進作用[7]。

現有研究不管是概括性地提出元宇宙隱私保護的宏觀方向，還是從管理學、技術機制、經濟生產等角度分析可能的隱私保護方案，都缺乏對隱私主體的關注。隱私作為一個具有強烈主觀意味的概念，基于隱私主體的視角討論隱私保護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在分析了元宇宙的隱私風險之后，從隱私主體的角度出發，討論了限制非隱私主體的傳統隱私保護路徑面對元宇宙這類新興信息技術的不足，提出并論證強化隱私主體個人隱私控制權這一積極隱私保護路徑的必要性。

一、元宇宙的隱私風險

當前人們對元宇宙的理解主要有兩種視角。一種是從技術的角度，將元宇宙看作信息技術新形態，認為它具有實時性、沉浸性、可互操作性等特征[8]。另一種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認為元宇宙是在用戶虛擬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人類社會新形態，包含與現實密切相關的經濟、文化和法律制度[9]。不管是將元宇宙理解為信息技術的未來圖景，還是理解為人類生活新形態，人們對未來的展望都是一個深度數字化和智能化的世界。

作為信息技術新形態，元宇宙的數據運行機制將發生巨大變化。這體現在數據的處理與性質兩個方面。不同于傳統互聯網的中心化數據處理，互操作性會促使元宇宙的數據處理轉變為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并存的狀態，平臺將不再獨自占有用戶數據。與此同時，隨著人們對智能工具的信任逐漸多于對人的信任，可能會形成數據管理上的技術中心化。在數據性質層面，元宇宙將使數據從“資源”轉變為“勞動”[7]。當前環境下，用戶作為數據的生產者，無法從中收獲經濟價值，這體現了當前數據運行機制不公正的一面。元宇宙的發展將進一步為用戶賦權，未來用戶不僅有著“可讀”和“可寫”的權力，也將有“擁有”的權力[10]。雖然元宇宙可以打破平臺對數據的中心化壟斷，但互操作性使數據共享會變得更加普遍。當前互聯網環境下的隱私問題會延續至元宇宙，用戶的隱私信息會被進一步收集，數字畫像會更加精確。并且由于數據運行機制的改變以及用戶能力的擴大，元宇宙還可能會產生隱私數據共享以及社會工程攻擊和騷擾這些新的隱私風險。

隱私數據的共享會進一步模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對公私邊界的區分是隱私概念發展的重要基礎，互聯網的出現使公私邊界不再清晰，主動將個人隱私呈現在公共空間成為一種常態。這種模糊發生在用戶與各個數據封閉的平臺之間，是以用戶為主導的隱私披露。而元宇宙打破了不同中心化平臺之間的壁壘，用戶的個人數據將真正實現跨平臺共享，這會使由用戶主導的獨立平臺自我信息披露轉變為數據運行機制要求的全平臺信息共享。一定層面上，隱私權扮演著一個防御性的角色，人們可能會希望做出或說出一些不受道德禁止，但也不受歡迎或非傳統的事情[11]，如許多年輕人會在一些小眾平臺披露一些不愿意讓親友知道的信息。元宇宙打破了平臺之間的壁壘，用戶信息的披露將是向整個元宇宙披露。如果說互聯網造成的公私邊界模糊只是私人領域與小平臺公共領域之間的融合，那么元宇宙將會使私人領域融入整個數字虛擬世界的公共領域，公私邊界也許將真正消失。

除了數據共享背后的隱私風險，危害元宇宙的社會工程攻擊與騷擾也將變得更加容易。元宇宙中的用戶在獲得類似真實世界的生活沉浸感的同時，也擁有了超越真實世界生活方式的能力。元宇宙在增強人們各項能力的同時，也使跟蹤、模仿、欺騙等社會工程攻擊變得比真實世界更加容易。社會工程攻擊是一種依靠人類互動產生緊迫感、恐懼感或其他情緒的詭計，會導致個人（無論是否無意）暴露出有價值的信息[12]。不道德的用戶會控制化身輕易從事不道德的行為，如冒充、善意的謊言和操縱[6]。由于元宇宙沉浸性的特點，虛擬世界的騷擾同樣會給用戶帶來身體與心理的不適。由于交互設備會給用戶同步帶來振動等交互反應，騷擾即使發生在元宇宙，用戶依然會感到不適。騷擾問題早在最初的元宇宙游戲《第二人生》中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隨著未來沉浸感的進一步提升，元宇宙的發展將無法忽視騷擾和社會工程攻擊等問題。

二、傳統消極隱私保護的困境

在隱私概念的發展歷史中，“免于侵擾”與“主動控制”是許多隱私概念都會討論的元素，只不過側重點各有不同。安妮塔·艾倫（Anita Allen）從這兩個角度將隱私理解為“隱私的自由主義概念”和“私人選擇的自由主義概念”。前者討論的核心就是不可接近，后者則強調應當允許個人和家庭做出各種關于友誼、性、婚姻、生育和宗教等隱私相關的重要決定[13]。面對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許多學者開始從這兩個層面討論隱私概念的變化。王秀哲認為現代技術使隱私的核心內容不再是消極的“隱”，而是轉到了以“私”為核心的積極的“隱”[14]。向淑君則將這一發展總結為從消極被動的“不被打擾的權利”發展到積極的“控制有關自己的信息傳播的權利”[15]。薛孚和陳紅兵將它們簡化為消極隱私和積極隱私，消極隱私關涉人的自由受到了侵害，積極隱私涉及個人喪失自身信息（數據）的控制權[16]。

基于上述視角，將消極隱私理解為對非隱私主體接觸他人隱私的限制，積極隱私則是隱私主體對個人隱私的自主控制。面對個人隱私不得不在各種信息處理者之間傳播的現狀，通過對元宇宙隱私風險的分析，我們應充分認識到積極隱私保護對元宇宙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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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隱私保護難以應對隱私的過度數據化

消極隱私是隱私概念發展早期的主要關注面。正是在拍照技術與報紙媒體頻繁侵擾公民的私人領域和家庭生活的背景下，塞繆爾·沃倫（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首次提出了“隱私權”的確立。他們從“免于侵擾”的角度提出“隱私權是公民享有的免受別人侵擾的權利之一，它是一種人格權”[17]。法律應當保護公民的隱私免受新聞媒體的侵害，免受擁有相機和竊聽器等現代設備的其他公民的侵擾。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隱私更多地以數字信息的形式表現出來。隱私的過度數據化逐漸使消極隱私保護難以應對各類新型隱私風險。

一方面，由于隱私的過度數據化，侵擾不再是隱私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前互聯網時代，隱私風險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為人們的住宅、人身、通信和私事被侵擾或泄露。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普遍認可的隱私觀念至少有兩方面，一是不得侵擾具有合理隱私期待的私密空間，二是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私自公開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18]。進入互聯網時代，自我信息的主動披露逐漸成為普遍現象，而在元宇宙中，隱私信息不僅會被大量收集處理，還會被廣泛共享。此時，隱私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轉變為人們對個人數字畫像過于全面并由技術平臺完全掌控的擔憂。即使隱私侵犯并不真正發生，人們在虛擬世界中依然有一種被他人看透的感覺。這種隱私擔憂來源于個人對隱私信息控制權的喪失。

另一方面，數據逐漸在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價值，消極隱私的保護作用逐漸減弱。數據已經是許多行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也逐漸成為不同國家的戰略資源。數字化社會的核心特征就是數據的“流動”[19]，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個人信息一旦數據化，它就會被持續地復制傳播，這為平臺收集處理個人信息提供了合理性。隱私作為一個辯證的概念，人們會根據內部狀態和外部條件的變化來改變自己的開放或封閉程度[20]。數字時代造就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現象傾向于鼓勵人們主動貢獻隱私獲得技術社會體驗并促進技術發展。元宇宙發展對數據的需要與消極隱私保護對信息處理者的限制在本質上具有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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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悖論”現象削弱消極隱私保護的有效性

人們一方面非常關注自己的隱私以及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另一方面在具體實踐中又愿意用個人信息換取相對較小的回報，這種隱私態度和隱私行為的不一致通常被稱為“隱私悖論”[21]。“隱私悖論”現象表明人們在數字時代的隱私觀念已經不再以完全封閉的私人領域為核心，同時也說明即使人們主動披露個人信息，也并不意味著人們愿意主動放棄隱私。基于消極隱私的隱私保護很難有效處理隱私態度和隱私行為之間的這一矛盾。

個人隱私態度是判斷隱私侵犯是否發生的關鍵因素。自美國1967年確立隱私合理期待理論之后，該理論也逐漸滲透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表明了其有效性。隱私合理期待理論即，在判斷行為人（包括政府執法人員）所實施的行為是否侵犯公民所享有的隱私權時，應當同時考慮公民在主觀上對待其住所、行為、活動或其他信息的主觀態度和公民所具有的此種態度在客觀上是否合理[22]。正如人們通常會主動在社交平臺分享個人信息，如果僅從行為上判斷，其他人對這些信息的收集不會構成隱私侵犯，因為這是隱私主體主動披露的個人信息。然而無數案例表明，社交平臺上的個人信息往往會被利用，從而導致人肉搜索和網絡暴力事件。人們雖然主動披露個人信息，但在態度上并不希望這些信息被過度使用。“隱私悖論”的存在表明從隱私行為推導隱私態度并不具備嚴格的因果合理性。消極隱私雖然可以限制非隱私主體，但面對信息隱私，因為沒有涉及主體的主觀意向，難以在數字時代發揮有效的保護作用。

此外，“隱私悖論”還可以理解為社會數據共享與個人隱私之間的悖論，即社會數據主體提倡信息公開和數據共享，如果個人為了維護隱私權，不共享個人數據，社會數據共享就無從談起[23]。社會數據的共享是一種分布式共享，不同平臺挖掘數據的不同價值，經過多輪共享與挖掘，用戶的隱私就會以一種比較完整的形式暴露于互聯網，隱私侵犯就會產生。這正是消極隱私保護失效的另一原因。由于數據的分布式處理，消極隱私保護難以確定隱私侵犯主體，也就無法明確相應的限制。并且在元宇宙中，智能算法與技術會具備更強的自主性，未來涉及隱私侵犯的行為將是人與人工智能甚至完全由人工智能決定的，這就不再是一種基于人的集體責任，而是一種多元代理的結構式道德責任[24]。基于“免于侵犯”角度進行的消極隱私保護將更加難以落實責任機制。

在《地平線世界》這一元宇宙產品中，為了獲得沉浸性，用戶需要提供各類隱私信息，并且接受直接作用于身體的反饋信息，如震動、聲音等。這些隱私信息是技術功能實現的必要信息。如果元宇宙的互操作性得以實現，隱私信息流轉于不同平臺也將是技術的合理操作。現有的“目的限制原則”“數據最小化原則”等消極隱私保護理念將變得越來越難落實。面對性騷擾事件，消極隱私保護已經難以保障用戶的隱私權益，不管是限制Meta公司收集和處理用戶信息，還是限制用戶在元宇宙中的自由行為，都會影響沉浸性與互操作性的實現，這與元宇宙的發展理念相違背。Meta公司防范性騷擾以及其他恐怖行為的方法是為用戶提供“個人邊界”的設置，從該方法就可以看出，面對元宇宙中的隱私風險，賦予用戶更多的信息控制自主權是一種有效且必要的措施。

三、積極隱私保護的學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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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隱私保護是隱私權的核心維度

縱觀不同時期不同學者對隱私概念的討論，積極隱私一直都是隱私的核心維度。如果追溯隱私意識的起源，原始社會人們對身體私處的遮蔽就已經體現了對隱私的主動控制。面對社會進一步科技化和數字化的現狀，個體對個人隱私的自主控制權越發顯得必要，這一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隱私的目的在于維持個人的主體性。隱私關涉到人的自由，在艾倫·威斯汀（Alan Westin）對隱私價值的代表性闡釋中，隱私對個人和集體有著四個主要功能，包括“自治”“情緒釋放”“自我評價”“限制并保護交流”[25]。這四種功能體現的都是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積極自由的層面，只有個人隱私較為完整時，個人才能夠自主地行使這些積極自由的權利。同時，隱私還體現著人類尊嚴。人作為一種目的本身，每一個體都有自身獨特的價值，人的尊嚴正如康德所說，是超越一切價值之上的，沒有等價物可以代替[26]。尊重人的尊嚴就是尊重其他作為目的的人的主體性，允許每個人獨立自主的進行選擇判斷以及自我展示。隱私的丟失會使個人在社會中變得透明，這就導致個人主體性的喪失，尊嚴的生活變得難以實現。對主體性的關注是討論隱私的必然要求，對隱私的自主控制正是隱私主體的主體性表現。

此外，對隱私的自主控制也是維持社會關系的基礎。對自主性的理解需要放在社會關系中，主體正是在工作、娛樂、家庭、交友、自我展現等社會過程中體現主體性的。以親密關系為例，親密關系可以說是人社會屬性的核心關系，人們會向值得信任的他人展露自己的內心意識，允許他們接近身體或內心世界，同時人們也可以將未被信任的人拒之門外。如果行為人剝奪他人對自己身體的親密行為和內心世界的控制權，這種行為就違反了自治權本質上的共同標準，構成侵犯隱私的行為[27]。人們會主動向父母和配偶展露隱私，而不會向同事或陌生人展示過多的個人信息。這種根據內部狀態和外部條件來改變自己的開放或封閉程度的自主行為，體現了隱私的自主控制對維持社會關系的必要性。隱私權所賦予的對自身隱私的控制權，可以保證人們分享自己的行為、情緒以及喜好，從而構建各種社會關系，這恰恰是一種積極隱私含義下的主動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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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隱私價值與數據價值關系的論證

數據的財產屬性日益凸顯，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數據的財產屬性除了體現在企業之間的數據產權交易中，在元宇宙的架構下，也將體現在用戶與其他個體或組織的數據交易中。數據價值與隱私價值往往交織在一起，一方面數據價值的體現需要使用一定程度的隱私，另一方面隱私價值在數字時代又往往以數據的形式進行表達。既保護隱私價值，又要發揮數據價值，這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與目的。

平衡數據價值與隱私價值，首先要認識到，隱私的工具價值在數字虛擬世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隱私是一種奇怪的價值，它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也是值得捍衛的事情，但它似乎又是一個個人偏好的問題，本質上是相對的[28]。隱私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工具價值的一面，這在隱私概念的發展歷史中也是顯而易見的。學者們對隱私的合理性論證往往訴諸于財產、自由、尊嚴、自治、親密關系等其他價值。因此將個人隱私作為手段以獲取其他價值一直都是合理性的存在。數字虛擬世界的底層發展邏輯就是數據的高效流動與挖掘，這就使得元宇宙中的核心社會價值如虛擬生存、自由、知識、資源和安全等都成為了以數據為支撐的存在。隱私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一種表達，必然也會以數據的形式體現自身價值。所以，我們應該認可隱私數據對生活便利和社會發展的工具價值，也應該在心理上接受元宇宙必然會使用更多隱私數據的事實。

同時，隱私自身也具有內在價值，純粹作為工具服務于數據價值是不被社會允許的。數字時代的隱私倫理問題基本上聚焦在技術、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數字技術挖掘個人隱私數據造成隱私侵犯；社會整體未形成統一有效的隱私規范導致過度追求數據價值最大化，同時責任追溯困難；個體隱私控制權無法落實，隱私泄露使個體選擇權喪失，個體隱私保護意識較弱[29]。造成這些隱私倫理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社會整體過多追求數據價值，打破了隱私價值與數據價值的平衡。隱私價值之于數據價值的工具性使傳統消極隱私失去了理論基礎，隱私早已不是封閉性的存在，被“使用”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隱私的內在價值又要求社會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數據價值的絕對性，這就使得積極隱私成為隱私保護的核心內容。不管是技術、社會還是個人，采取措施控制隱私數據的合理使用逐漸成為元宇宙發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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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隱私是元宇宙的必然要求

一個健康的元宇宙需要一個有效的隱私保護機制做支撐。如前所述，除了隱私的過度數據化以及“隱私悖論”現象，元宇宙不僅會使公私邊界進一步模糊，也會產生社會工程攻擊和用戶騷擾等問題。為了應對這些隱私挑戰，元宇宙需要重視積極隱私的必要性。正如查爾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所說，隱私就是控制關于我們自身的知識外溢，它不僅僅是控制外溢的知識數量，同時也是對知識質量的控制[11]。從這一視角來看，元宇宙對積極隱私的要求體現在對隱私信息數量與質量的控制。

對隱私傳播數量的控制可以防止隱私的過度工具化。數字時代數據的流動性特征也使隱私的內涵呈現出一種液態特征[19]。伴隨著數據的流動，隱私的載體也在隨時變化。隱私被合理保護的效果是，我的隱私是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識活動的對象。作為一個主體，我可以理性、有意識的進行私人事務，而不是被外在的其他客體影響我的私人事務。如今人們的隱私數據幾乎全部由技術平臺掌控，平臺可以自行決定向誰傳播多少數據，他們的行動通常以數據價值為主，即使存在“知情同意原則”，技術誘導或變相強制往往也影響著用戶選擇。要實現隱私價值與數據價值的平衡，首先就要將隱私傳播數量的控制權歸還給隱私主體。正如元宇宙的平臺去中心化架構，個人數據控制權的回歸正是數字虛擬世界發展的一個目標。

對隱私質量的控制可以保證元宇宙最大化發揮數據價值。即使用戶可以控制元宇宙中隱私數據的傳播數量，用戶仍然會對必要的隱私傳播產生擔憂。這就需要進一步賦予用戶控制隱私傳播質量的權力。許多隱私保護技術的底層邏輯就是提高信息處理的質量，如在抹除可識別性信息的前提下進行隱私數據的處理。但用戶往往缺乏理解技術細節的必要知識，如何將對隱私質量的控制可視化，從而讓用戶信任技術與技術平臺，這是元宇宙發展中的一個難題。同時，對數據質量的控制也體現在數據規范層面。人工智能的訓練需要大量的標準化數據，互聯網的海量數據大多都無法直接應用于算法訓練。要實現元宇宙的互操作性，數據的標準化必不可缺，對數據質量的控制可以說是元宇宙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不僅需要技術平臺統一數據的標準并進一步提高數據處理能力，也需要用戶提高對技術的理解與操作能力。對積極隱私的要求正好符合這樣的技術發展邏輯。

如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個人控制個人隱私信息傳播的數量與質量，面對元宇宙隱私風險，用戶就能有更豐富的手段進行防范。例如，可以隨時查看并控制個人信息的流轉，從而實現隱私評估與監督中的公眾參與；自行設置陌生人完全看不到自己，或像“個人邊界”那樣僅能看到化身卻無法接觸化身，從而提前規避性騷擾。元宇宙隱私問題的提前防范至關重要，因為隱私問題一旦產生，由于元宇宙強大的數據共享特征，相應的負面影響很難及時消除和補救。傳統消極隱私保護往往是遇見問題才能針對性地提出限制，正如自元宇宙“性騷擾”事件出現至今，相應的規范依然沒有出臺，這種政策落后于技術發展的治理模式正是科技倫理治理未來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強化個人隱私控制權的積極隱私保護在面對未知的隱私風險時，能夠使隱私主體借助于豐富的控制工具和控制途徑自主根據具體情境最大化減少個人受到的傷害。因此，發展以積極隱私保護為核心的隱私保護路徑對元宇宙中的隱私治理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

四、以積極隱私保護為核心的元宇宙隱私風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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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隱私保護與消極隱私保護相協調

面對人類社會數字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以積極隱私保護為核心的隱私保護路徑變得越發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摒棄消極隱私保護，兩者相協調才能最大程度保護人們在元宇宙中的隱私。

消極隱私保護是隱私保護的基礎。即使人們的隱私已經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信息技術中，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他人不得使用和公開人們的隱私信息，這依舊是隱私保護的首要原則。個人隱私不被侵擾這一消極被動層面的隱私權利體現的是對個人尊嚴的保護，這樣的限制既是道德底線，也是一種法律底線，在大多數國家的隱私相關法律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只有首先確立了個人隱私不被侵擾的權利，其他層面的隱私保護才有意義。元宇宙中的跟蹤、騷擾和社會工程攻擊將會變得更加容易，法律法規需要明確這些隱私侵犯行為的危害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隱私保護才能真正有益于普通大眾。

積極隱私保護是元宇宙隱私保護的核心。面對元宇宙中隱私信息流動的現實，哪些信息屬于隱私信息？如何正當地獲得隱私信息的使用權？如何使用授權的隱私信息？這三個問題可以說涵蓋了隱私保護的大多數內容。在元宇宙中，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決定了隱私保護機制的核心內容。積極隱私作為隱私的核心維度，體現了人的主體性，為了在發揮數據價值的同時尊重隱私價值，積極隱私保護在主體性層面回答了上述問題，即數字時代的隱私保護應當更多地尊重個人的主體性，賦予個人更有效的隱私控制權。對于一些屬性模糊的個人信息，是否屬于隱私應當以主體意愿為主；隱私信息授權應當避免誘導和強制；隱私信息使用的全生命周期應當始終遵循主體意愿。

從世界各國的隱私保護規范中也可以看到積極隱私保護逐漸成為隱私政策的重點。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在第三章專門強調了數據主體擁有個人信息的審閱、修正、刪除、限制處理、遷移等權利。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和美國的《美國數據隱私和保護法案》同樣強調了這些權利。國家層面的政策法規已經認識到積極隱私保護的重要性，但在具體實踐中，技術平臺所提供的審閱、修正、刪除等路徑依然面臨隱蔽和籠統的問題。已有研究表明，當用戶有信心與能力通過隱私設置控制自己的隱私時，他們會采取更嚴格的隱私設置保護自己的隱私[30]。然而現有的隱私設置方式以及公眾對隱私保護知識的缺乏都無法給予用戶相應的信心與能力。進一步加強積極隱私保護的具體實踐，不僅能提高用戶對技術以及技術平臺的信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通過控制權的回歸改善用戶的隱私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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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治理融入綜合治理

技術治理是科技倫理治理中的代表性手段，在具體實踐中強化個人隱私控制權需要隱私保護技術做支撐。差分隱私、聯邦學習、安全多方計算、零知識證明等主流隱私保護技術面向的主要是技術端，其本質是以技術的方式限制信息處理者，體現的仍是消極隱私保護。而面向用戶的隱私保護技術則比較缺乏，僅有隱私偏好設置賦予了用戶一定的自主性。在元宇宙隱私問題的解決上，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可能的實踐方案，如“云克隆”計劃[6]和私人領域[31]。“云克隆”通過創建多個相似的虛擬化身以混淆用戶的位置、活動、信仰和意圖；私人領域則是在元宇宙中創建一個真正的私人數據空間。這些保護方案的實施都需要一些面向用戶的隱私保護工具做支撐。如今的隱私保護大多是信息處理者采用隱私增強技術并為用戶提供統一的隱私選項，用戶需要同時信任技術以及信息處理者才能消解隱私擔憂，但這樣的雙重信任很難實現。如能在元宇宙中以可視化、界面友好的方式為用戶提供多種隱私保護工具，用戶的隱私安全感將大大提升。

為了實現個人隱私個人控制，一方面需要為用戶提供隱私控制工具，另一方面則需要提高用戶理解數字技術、管理數據的能力。一種對“隱私悖論”現象的解釋方式為樂觀偏差，即個體往往認為自己經歷負面事件的風險比其他人低，因此會主動在網絡上暴露隱私[21]。這種樂觀偏差也體現在對技術的理解上。有研究表明在聲稱了解某項隱私技術的被調查者中，只有不到1/4的人能回答有關該技術的簡單問題[32]。這說明普通大眾對技術的理解比較淺顯，更是缺乏進一步管理數據的能力。面對元宇宙，一定程度的技術理解和數據管理能力逐漸成為大眾的必要能力。公眾不需要理解各種技術細節，而是要在宏觀層面理解技術的大致邏輯，例如哪些數據會被收集、信息處理者都有誰、數據會被傳播到哪些平臺等等。管理數據的能力則是需要讓大眾了解哪些操作、哪些工具可以實現怎樣的效果。

技術治理手段可以賦予用戶更多的信息控制權，但隱私問題的核心是個人利益與商業利益、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單純依靠技術工具并不能達到積極隱私保護的目的。個體控制權的提高不能以損害商業利益為代價，在當前的商業模式下，兩者之間的矛盾難以根除，我們需要積極探索新的數字經濟模式，例如在元宇宙中探索為用戶的數據勞動付費的可能路徑，緩解用戶隱私焦慮，也為企業的數據處理提供合理的依據。在新的商業模式還未出現時，隱私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則是調和兩者矛盾的關鍵，面對元宇宙這類前沿技術，政府需要及時出臺法規政策以提供監管指導。個體的隱私控制權是隱私保護的核心要素，同時隱私保護的完善還要綜合權衡技術邏輯和商業需求，包含個體、技術、企業、法規等因素的綜合治理才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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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數字素養與技能的培養

元宇宙作為信息技術發展的前沿技術，強化積極隱私保護需要在社會整體深度信息化和智能化這一時代背景下進行。提高公眾的數據管理能力，本質上是要培養公眾的數字素養和技能。積極隱私保護賦予了個體更多的數字權力，為了能夠使公眾將數字權力轉變為數字實踐，需要通過教育和科普逐步提高公眾的數字素養和技能。我國在2021年末就已經發布《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并且在《“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中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行動”列在十大行動之首。由此可見，對公眾數字素養與技能的培養已經成為社會數字化發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養公眾的數字素養和技能，需要教育領域在現有教育體系的基礎上將數字知識的學習和數字技能的鍛煉納入其中，首要任務就是開發整合數字教育資源。當前數字知識的學習仍然集中在高等教育的數字相關學科，數字素養和技能的培養面向的是全社會，這不僅要求開發各個學科的教育資源，還要求開發高等教育以下以及社會人員的資源。現有教育體系有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做支撐，但社會人員不僅受教育程度復雜，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收入的影響所導致的數字鴻溝也是培養過程中難以忽視的困難。對此，科普領域可以發揮其應有的效力，科普本身就是一項大眾事業，數字素養和技能的培養是科普領域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數字技術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當下，科普可以借助數字技術的優勢進行知識傳播和科普宣傳，這在元宇宙中可以體現為創造人工智能科普主體，利用元宇宙自身的沉浸性，進行沉浸式交互體驗，實現信息的具身傳播。公眾數字素養和技能的培養是一項持久且影響深遠的工作，教育和科普領域是主要陣地，同時還需要政府、企業、機構和個人共同努力以應對頂層設計不完善、教育資源不足、師資隊伍欠缺、數字鴻溝嚴峻等問題。

公眾數據管理能力的提高意味著個體權力在隱私保護方面的有效提升，但這并不意味著積極隱私保護完全以個體意愿為主。隱私主體對個人隱私的控制同樣存在邊界，在元宇宙的運作架構下，隱私數據難免會被用來分析處理，隱私保護需要同時考慮個體利益和技術發展邏輯。為了指導公眾數字技能的運用，并且明晰個人管理數據的權利邊界以及責任邊界，可以設置一種基于隱私數據分級的隱私標準。對于身份識別信息，在不涉及違法犯罪的前提下，應當以個體意愿為主，個體擁有最高管理級別。對于日常數字活動產生的個人信息，應當鼓勵商業平臺在隱私保護框架完善的前提下進行技術創新和服務提升，確保隱私主體的知情、撤回、刪除、更改等權利，同時監管方可以借助區塊鏈的可溯源特征或其他手段進行可信監管。

五、結 語

綜上所述，對元宇宙的暢想體現了人們對一個更加具有沉浸性和互操作性的數字虛擬世界的向往，但在暢想的同時，我們也要時刻準備應對隨之而來的各類隱私問題。如今各國在法律法規層面對隱私的保護都已逐漸完善，但如何將規范有效落地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面對數據開發日益深入的未來，消極隱私保護逐漸顯得有些乏力，積極隱私保護需要受到更多的關注。在具體技術實踐中如何發揮積極隱私保護的作用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思考，比如應該如何解決數字素養和技能培養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如何構建一個滿足多方需求的隱私標準？隱私問題一直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對隱私概念的理解也會繼續變化，不管怎樣，對積極隱私的思考必然有助于我們在保護隱私的過程中始終做到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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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egative Privacy Protection to Positive Privacy Protection: Privacy risks in the metaverse and their governance approaches

JIANG Peng-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averse in the field of gam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issue of privac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data operation mechanism in Metaverse is differently with the Internet. Sharing private data will further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while creating new privacy risks such as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s and harassm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privacy risk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mensions of privacy, combines the technical logic of the Metaverse,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negative privacy to deal with the privacy risks of the Metaverse,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necessity of positive privacy in the privacy protection of the Metaverse: embodying human subjectivity; good for balancing the value of privacy and data.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a Metaverse privacy protection path based on negative privacy protection but with positive privacy protection as the core.

Keywords:metaverse, positive privacy, negative privacy, privacy protection

作者簡介：

蔣鵬宇，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倫理、科學技術史。

項目資助：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倫理風險防范研究”（20&ZD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