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圖看懂美國制造業為何難以重振

昨天在網上看到一張美國經濟史的圖表，一條非常清晰的曲線標明了自1947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這個比重從28%一路滑落到2017年的11%左右。

這張圖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沒有修飾，沒有夸張，一道樸素卻深刻、近乎不可逆轉的下行線。

從走勢看，美國制造業的衰退并非因某一次突發危機，也不是什么新近挑戰的產物，而是持續七十年不斷演化的結構性變化，或者說是工業化——后工業化的規律性變化。它早在中國制造崛起、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之前就已開始。

許多人常常將美國制造業萎縮歸結為“中國沖擊”，好像制造業工作是被中國工廠、便宜的勞動力“偷走”的。

現實不是這樣。

早在1970年代，甚至更早的時候，美國制造業比重已經開啟了下行通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過是加速了這種趨勢，而不是決定了它的開端。（注意圖表中標明trend的年份）

當生產效率提升，自動化和機器人進入工廠，單位產出需要的工人更少了；當人們越來越多地消費服務、信息和金融產品，而不是單純的工業品，經濟的重心也就自然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

1950年代，去餐廳吃飯、購買保險、去高校深造在GDP中的地位遠不能和今天相比。美國社會從物質短缺走向“消費升級”，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

后工業化的核心邏輯，就是經濟活動由制造業、農業向金融、知識、服務、創新等領域轉移。發達國家都經歷了類似過程。

這是生產力發展的普遍方向，并非某種獨特災難。美國用了七十年走到今天，并不是管理出現了災難性的失誤，而是因為整個社會需求結構和技術根基一起發生了深層變化。

但是，為什么美國不能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意志，振興制造業呢？

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資本的“虹吸效應”。資本是逐利的生物，總是流向回報最高的土壤。

二十世紀末的信息化浪潮，九十年代的大規模寬帶基礎設施建設，就曾吸引了上千億美元的投資。

當年，無線網絡、光纖敷設、服務器集群成了投資人的寵兒，而制造業則在資本饑渴中舉步維艱，你投錢買工廠，回報速度和互聯網比起來幾乎是龜兔賽跑。

結果呢？互聯網企業崛起、科技公司崛起，制造業新增投資持續萎縮。

現在的AI熱潮如法炮制。數據中心、芯片制造、機器學習算法、新型算力基礎設施，無一不成為資本競逐的新戰場。

美國2024年人工智能板塊的股權和設備投資，已經占到非金融企業新增資本支出的很大份額。

美國著名財經與科技記者Derek Thompson 這樣寫道，如果這是真的，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再工業化計劃就顯得極其諷刺。特朗普試圖通過加征關稅來逆轉中國沖擊。但AI繁榮正在重現資本沖擊，如今數據中心取代了光纖，成了新的“死星”，吸走了本可能流向制造業的資本。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AI資本支出貢獻了30%-50% GDP增長的同時，制造業（以及建筑業）就業卻在持續下降。

我們看到的現實是，美國政府通過政府的大規模投資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而且已經使高端技術行業出現了復興的勢頭。但這不能被解釋為制造業的回歸。更廣泛的制造業門類恰恰因為高端吸引了太多的資源，而無法得到更多的資本和人力的支持。

資本逐利的本質決定了這一切。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這些年無論是“再工業化”口號、基建法案、還是高科技補貼，都是試圖“校正”資本的方向。但這并不容易。因為有些本質的東西是無法改變的。

從制度來說，美國是典型的自由市場型資本主義。私人投資是主導力量，國家的直接干預有限。資本自然流向那些能帶來最大回報、風險可算、退出機制成熟的板塊。假如數據中心、AI芯片的利潤遠高于汽車制造、電器工廠，沒有任何資本會逆流而上。

所以，美國對中國進口加稅，結果或許不是“制造業回流”，而是消費品漲價、公司成本上升，資本仍然會選擇離開回報偏低的傳統行業。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層秩序是：國家可以用補貼、稅收刺激等方式做定向托底，卻無法像中國那樣大規模規劃產業、著眼于國家整體與未來配置資金，發展項目。

當下，美國制造業內的投資雖然局部回升（例如半導體），但遠非全行業系統恢復，更無法和中端、低端制造業的恢復相提并論。即便是高科技制造的發展，也主要帶動了少數工種或區域的繁榮，對于傳統制造業的就業復蘇作用極其有限，不能整體改變私人資本大潮的方向。

這樣看來，不同的制度決定了，美國和中國其實有著根本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美國更加依賴私人投資和市場選擇，國家手段只是補充；中國則強調國家的規劃主導能力，資本配置“服從大局”。

經濟學家們早就比較了兩種體制的優勢與劣勢，但更關鍵的是，任何一方都很難甩開整個體制而簡單地借用另一方的某種做法。

過去幾十年，美國制造業的衰退和結構變化，是兩種體制機制分野下的必然演化。中國的國家能力成就了大規模產業升級，美國的市場邏輯帶來了效率與高新技術創新。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場持續的博弈：資本的逐利與國家的引導，市場的自發與體制的調控，在全球經濟分工和競爭中不斷角力。

這種體制之爭不會簡單結束。各自體制的路徑依賴早已深深刻錄在人類經濟版圖之中。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