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傳奇的美國程序員，只使用中國的龍芯電腦......

在外人看來，他絕對是一個狂熱的偏執狂。

他拒絕使用手機，因為手機的硬件和軟件不自由。

他只使用龍芯電腦，因為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從BIOS、硬件驅動到操作系統，100%都是自由軟件的電腦。

當他的粉絲請他在一本書上簽名時，他說：我不簽，因為這不是自由圖書。

他的衣著服飾，頭發胡子，都在彰顯自己的與眾不同。

他說：軟件的自由，關系到人類的自由。

他就是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一生追求自由軟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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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實驗室

MIT 545號樓9層是AI實驗室，這里的人頭發不洗，胡子不刮，對外界事情不管不問，沉迷于計算機世界。

這群人可以一連36個小時坐在終端前，探索計算機的極限，等到實在太累了，就找個舒服的地方倒頭便睡。

他們編寫了實驗室的幾乎所有軟件，并且以鼓搗各種新玩意兒為樂。

他們自稱黑客， 只要發現某個系統或者軟件不爽，他們就“黑”一下。

70年代并沒有專有軟件的概念，軟件源碼可以被任意復制、修改，這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溫床。

正在讀物理博士的理查德·斯托曼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并沉迷于其中。

他發明了新的“開鎖術”，解救被教授們囚禁的電腦終端。

他看到施樂打印機經常卡紙，就找到源碼，修改了控制程序，在打印機卡紙的時候給用戶發送一條通知消息。

作為一個很少社交的宅男，和很多和自己類似的人混在一起，理查德·斯托曼心滿意足， 他甚至把這里當做自己的家：

“我總會因為各種原因，有那么幾個月的時間沒地方住。這期間，我就住在人工智能實驗室里。我一直覺得那里很舒服，冬暖夏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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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黑客

進入80年代，國防部門用于計算機科研的經費減少，大學和實驗室開始轉向私人投資，成立商業公司。

MIT AI實驗室的黑客們公司一個一個被雇走， 開發私有的商業軟件。

黑客社區變得支離破碎。

外邊的世界也發生了巨變，大家意識到：可以通過開發、銷售軟件來賺錢啊！

這其中野心最大的肯定是Bill Gates，他夢想著以后每一個桌面上都有一臺電腦，每個電腦中都運行著從他這里購買的軟件。

最初，Bill Gates 給牽牛星計算機開發了一個Basic語言解釋器，然后四處巡回演示，銷售賺錢，但是他發現，很多計算機愛好者根本就不買他的軟件，全靠互相拷貝。

Bill Gates 怒不可遏，他立刻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這種小偷行為：

"你們當中的許多人都盜竊別人的軟件。硬件是一定要付錢的，而軟件卻成了要共享的東西。有誰會在乎編寫軟件的人是不是得到了應有的報酬呢？"

這時候大多數商業公司開始停止分發源碼，開始版權限制。

當理查德·斯托曼再一次想修改新版打印機的軟件，添加功能的時候，他被告知：不能獲得源代碼了。

他有些迷茫：是像Bill Gates那樣加入專有軟件的世界，不再互幫互助； 還是繼續自己的黑客道路？

前者可能讓自己發財，后者將會非常孤獨，因為需要一個人去對抗全世界。

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很多同事們妥協了，他們簽署了保密協議，“皈依”了專有軟件。

理查德·斯托曼說：“結束職業生涯之時，當我回顧那些建造圍墻、隔離大眾的歲月之時，我會感到我的一生是在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糟糕！”

所以他選擇后者，選擇自由，成了最后一名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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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軟件

自由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理查德·斯托曼必須像上帝創世紀那樣， 從頭構建起整個計算機世界，才獲得純粹的自由。

他必須寫一個自由的操作系統，在操作系統之上，還得有命令行、圖形界面、辦公軟件、游戲、郵件服務等。

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龐大工程，如同珠穆朗瑪峰，高聳入云。

為了保持自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理查德·斯托曼認為：

“所有的軟件，不但可以自由分發，自由修改，更關鍵的是，修改以后，還必須是自由的，不能封閉變成專有軟件。”

這就是GPL的核心思想。

正是因為GPL的演繹產品也必須是GPL的，批評者認為GPL是傳染性的“病毒”，商業軟件公司尤其擔心，怕被“傳染”，微軟的CEO鮑爾默，公然把采用GPL的Linux稱為毒瘤，直到納德拉上臺后才有改觀。

理查德·斯托曼發揮了黑客抖機靈、甩包袱的強悍能力，把它稱為Copyleft，和Copyright 針鋒相對。

他把要寫的操作系統命名為GNU，這又是典型的黑客風格：GNU is Not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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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U工程

在開始開發之前，他從MIT辭職， 因此MIT永遠無法對他的作品提出版權主張， 但是大度的人工智能實驗室依然讓他呆在那里，使用那里的計算機。

“我提出[支付租金]，但他們說不值得費力去收。”

為了在開發GNU的同時養活自己，他每年工作兩個月，做計算機顧問，時薪260美元。

1984年初， 萬里長征正式開始， 一開始他就碰上了一個大問題：沒有自由的編輯器。

那就自己寫一個吧，這就是大名鼎鼎的GNU Emacs。

有了編輯器，但是沒有編譯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VUCK編譯器也不想變為自由身， 那就從頭兒再寫一個吧，這就是GCC。

80年代后期，斯托曼每周都工作 70～80 小時，編寫 GNU 工程中最基礎的那些自由軟件。

辛苦的工作，讓他雙手劇痛，無法容忍，他不得不雇傭一名打字員來完成編碼，后來斯托曼開始換用一種按鍵更為輕松的鍵盤，這才免去了請打字員錄入的麻煩。

GNU軟件受到了大家的廣泛喜愛，以至于理查德·斯托曼不得不提供了一項郵寄服務：任何人只要付150美元，他就可以把GNU Emacs磁帶郵寄給他。

越來越多的人受到自由軟件精神的感召，加入到理查德·斯托曼軟件行列，在GNU工程中開發包括GNU C library, bash等著名軟件。

到了90年代初期，GNU的項目列表基本完成，只差一個重要的東西：操作系統內核。

GNU項目計劃的內核叫做Hurd，但是這是個難產的內核，直到2001年才能穩定工作，距離被人們正常使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值得慶幸的是，不用再等Hurd了，因為Linux橫空出世。

Linus Torvalds 在赫爾辛基理工大學聽過斯托曼關于GNU的講座，受到他的影響，在 1992 年使 Linux 成了自由軟件，GNU系統終于完整了！

GNU項目發展到了巔峰，但是，這也是分歧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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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編"Linux

為什么斯托曼不先做操作系統內核， 而是跑去折騰那些操作系統上的工具呢？

這是因為斯托曼認為：一切都是自由的，想開發OS內核，沒有自由的編輯器和編譯器怎么行？

而大家很喜歡這些工具，迅速移植到了各種Unix版本和其他操作系統上，GNU開發者的精力都被放在維護組件的移植和新功能上，而無暇顧及缺失的操作系統內核。

Linux黑客則和GNU黑客之間不同，他們是實用主義者，從專有軟件時代成長起來，完全不回避使用專有軟件。

比如Linus就公開承認是微軟PPT的粉絲，斯托曼覺得這簡直是大逆不道！

Linux從開發方式上和GNU工程也大為不同，雷蒙德的《大教堂與集市》做了非常精彩的總結 :

“GNU 程序就是“教堂”，它們都是有計劃地修建而成的宏偉的黑客精神的紀念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Linux則更像是一個“嘈雜的大集市”，它是在 Internet 去中心化的松散組織結構中開發出來的。”

Linux的開發方式更加先進，這才是未來。

相比火熱發展的Linux，GNU Hurd 的舉步維艱被做了無情的批判，給斯托曼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大家的注意力全被Linux所吸引，而忽略了GNU項目的貢獻。

斯托曼說：“請不要把整個操作系統叫做Linux， Linux只是內核，操作系統還有很多軟件，GCC, GDB, Emacs..... 他們都不是Linus開發的，而是GNU的志愿者開發的， 請尊重我們的工作，稱呼操作系統為GNU/Linux。”

但是有多少人會這樣稱呼呢？

1998年，雷蒙德等人認為“Free”這個詞在很多場合造成誤解，他們提出了一個對商業市場更友好的詞：“開源” （Open Source） 。

新的開源協議出現，允許軟件修改以后封閉源代碼，供商業使用。

這給斯托曼的傷口再撒上了一把鹽。

開源軟件開始獲得商業公司的支持，就連曾經自由軟件運動的宿敵——微軟公司，也投身到開源軟件的開發中，甚至公開了自家公司產品的代碼。

開源社區蓬勃發展，高質量的開源軟件層出不窮，數量之多遠超GNU工程。

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就順勢下坡，從自由軟件教主變成開源軟件教主，繼續接受全世界的膜拜。

斯托曼毫不妥協，他堅持認為“不自由是罪惡的，所有軟件都應當自由”， 他批判某些人把GNU的精髓拋在一邊，去迎合商業用戶，這些人把盈利凌駕于自由之上。

但是，他的聲音被聲勢浩大的開源浪潮淹沒了，他成了一個邊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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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其實，開源軟件運動的成功，就是斯托曼的成功。

沒有幾個人真正在乎“自由軟件”和“開源軟件”的真正區別，他大可以放下執念，摘取開源運動成功的果實。

但他沒有， 他拒絕和開源軟件有任何瓜葛，他依然高舉自由軟件的大旗，四處宣傳，奮力前行。

斯托曼今年已經68歲了，一直視金錢和名利為糞土，一生都去踐行自由軟件的理念。

他做的事情不被理解，甚至被人認為“傻”，但他也絕不動搖。

這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這就是真正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