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脈捏在手里，何止十年之功

三農系列之二，第一篇《》。

近期中文互聯網上突然開始炒作“巴西大豆坐地起價”，說巴西看到中國暫停從美國進口大豆，所以要趁機漲價。

認知輿論戰沒完沒了，令小鎮想起兩件跟大豆相關的往事。一是2020年，以“回形針”為首拐彎抹角的炒作中國肉蛋奶消費導致了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過度砍伐，就在前一年，巴西大豆產量首次超過美國；二是2004年中國大豆市場出現的一次嚴重危機，四大糧商采用種種手段對中國大豆種植和相關產業進行了致命打擊。

2025年只是在中國互聯網上小聲炒作“巴西坐地起價”，已經“溫柔”了很多，不是不想搞破壞，而是實在辦不到，畢竟美國新一年預算還沒批下來，就連聯邦政府都停擺了。

這次謠言抹黑是一個分享大宗糧食貿易的切入口，小鎮早就想好好談談了。之所以會被“巴西大豆坐地起價”迷惑，關鍵原因是不了解國際大宗貿易的定價原則。

大宗貿易不可能像小商販一樣，價格說改就改，至少要提前幾個月就鎖定價格。巴西今年大豆出口也大體結束了，剩下的大豆主要用于巴西內部使用，中國年內只剩少量訂單需求，轉從阿根廷等其他國家少量采購。需要等到明年初才開始巴西新一輪大豆的采購，因此，這時候巴西就不可能坐地起價，大宗貿易重在長久，比亞迪剛剛落戶巴西，盧拉政府非常期待與中國加深合作，怎么可能如此鼠目寸光？

何況，中國無論購買美國大豆還是巴西大豆，最終都要通過大豆貿易商，而不是直接從巴西農民那里采購。大豆貿易商主要就是“ABCD四大糧商”，其中“B”邦吉正是巴西最大的大豆貿易商，對四大糧商而言，賣美國大豆還是巴西大豆，沒有本質區別。

至于停購美國大豆，導致巴西大豆一度價格上漲，這是非常正常的商業定價，談不上擬人化的所謂“巴西背刺中國”。

只說到這一點還不夠，需要進一步科普下大豆的定價規則，以下是方便大眾通俗理解的簡單邏輯。

大宗商品貿易體量太過龐大，而且交貨周期很長，大宗商品的定價往往存在一定滯后，需要先影響到市場情緒和預期，然后才體現在價格上。因此幾乎每一種大宗商品都有自己的定價規則，需要買賣雙方博弈最終確定。

比如前不久中國與澳大利亞必和必拓的博弈，焦點就是如何確定鐵礦石的價格，必和必拓主張延續普氏定價法，也就是綜合考慮賣方期望價、買方期望價以及實際交易價，賦予三者不同權重，最終確定新一批的定價，這個定價與市場價格必然有差距。采取這一定價，賣方必然會哄抬報價，報出來一個根本不切實際的價格，按照普氏定價法，會出現不合理的高溢價。

過去“中國鋼鐵公司”各自為戰，就導致澳大利亞方面掌控了定價優勢，經過這幾年國內整合，逐步開始與澳大利亞重新梳理定價。這次就抓住了必和必拓鐵礦石質量下降的口子，推動重新定價。

大豆作為農產品，生產國比較多，所以定價相對要科學得多。

最終合約價格以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上大豆期貨價格為基準，附加一個CNF升貼水。

所謂“升貼水”來自外匯市場，用在大豆交易上，就簡單理解成一個額外溢價補貼就行了，每一船大豆的CNF升貼水都不一樣。

大豆的CNF升貼水報價，受很多因素影響。比如大豆品質、運輸成本、供需關系、政策調整、市場預期等等。作為大宗貿易，具體的升貼水報價，一般要提前幾個月，比如11月發船的，8月份就定下來了，也會根據新情況持續調整。

就拿巴西大豆來說，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原定11月發船的大豆CNF升貼水，在8月一度逼近330美分/蒲式耳，9月降到300美分/蒲式耳以下，到了10月23日降到了282美分/蒲式耳，而美國則是175美分/蒲式耳。也就是說哪怕巴西大豆采購都已經接近尾聲，每蒲式耳仍然比美國高1.07美元，也就是39.3美元一噸，放在大宗貿易這可不是小錢了，按照常見標準大豆運輸船7萬噸載重，一船就多了兩百多萬美元。

巴西11月船期CNF升貼水，從8月開始基本呈持續下降趨勢，所以網絡造謠說巴西最近坐地漲價、背刺中國，這從何說起？明明是一直在降價啊。

至于CBOT大豆期貨價格，美國大豆僅僅是這一價格的構成部分而已，并非由美國大豆單方面決定，要考慮全球大豆供需情況綜合確定，總的來說從2023年12月開始，保持下降趨勢，2025年屬于比較正常的波動。

提到CBOT大豆期貨價格，就要進入今天的正題了。

2004年中國遭遇的大豆危機，就來自美國和國際資本聯合操控CBOT大豆期貨價格。2003年8月美國農業部宣布由于干旱等原因，降低當年大豆產量預測，引發全球恐慌，在華爾街炒作下，CBOT大豆期貨價格短期內暴漲超過50%，為鎖定價格，2004年3月中國油脂企業與四大糧商簽訂長期合同，集中采購一大批大豆。

緊接著市場行情發生逆轉，大豆開始不缺了，市場價格暴跌，中國油脂企業原本咬牙簽訂的買入價遠高于市場價，履約就要承受巨額損失，毀約就要支付巨額違約金，最終導致大批中國油脂企業或倒閉或被收購。

更多的歷史事件不再贅述了，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為什么美國和國際資本當年能夠如此輕易地影響大豆期貨價格，中國企業難道沒有發現人為操控嗎？

中國何時能夠拿下關鍵的大豆定價權？

這里就需要提出一個小鎮自己總結的概念，先特別說明，這僅僅是為了方便大眾閱讀理解中國糧食國際化與四大糧商的差距。

小鎮以糧商國際化水平、對大宗貿易鏈條的掌控度為標準，將中國糧食國際化分為四個階段，從低到高：

1.0階段：糧食采購

2.0階段：海外種糧

3.0階段：掌控渠道

4.0階段：大宗定價權

注意這四個階段并非按順序發生，可以并行，也可以跳過。比如四大糧商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在掌控渠道和定價權，并不需要自己在全球大規模種糧，這實在太辛苦了；對追趕的中國來說，四個階段可以并行，共同努力突破，每個階段的改善，也有利于其他階段。

大概解釋下。

1.0階段：糧食采購

顧名思義，就是僅僅把國際糧食市場作為糧食的一個來源，通過四大糧商等進行糧食采購，自身話語權極低，想多買點、少買點都要非常費勁的談判，也很難簽訂有利于自身的采購協議。對國際糧食市場的真實情況更是睜眼瞎。

2004年中國大豆危機爆發時，中國在大豆上基本處于1.0階段，所以很容易被美國政府、國際資本、四大糧商任意揉捏。

2.0階段：海外種糧

面對不掌握國際糧食定價權和渠道、國內耕地又難以滿足國內日益旺盛的豐富食物需求的境況，出海種地成為必然的選擇之一。

中國在海外開展農業生產也有幾十年了，最早是20世紀80年代開展遠洋漁業合作，真正大規模出海從事農牧業要到2008年前后了。2008年11月國新辦舉辦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新聞發布會時，發改委副主任還專門強調“中國沒有海外屯田計劃”“但國家政策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去不同國家、地區開展農業種植和生產”。

2010年后海外置地搞農業生產變得更加普遍，比如2012年上海鵬欣在新西蘭收購8000公頃農場生產牛奶和奶粉，2013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烏克蘭農業公司簽署協議，購置10萬公頃農田，等等。

但遭到了很多阻力，比如2015年重慶糧食集團計劃在巴西投資170億元搞糧食種植，由于未獲政府批文和環境許可證，陷入停頓。

總的來說，直接出海種地，投資太重、風險太大，很容易遭到當地的反對，而中國的需求量太大，遠不是這些海外農業基地能夠有效滿足的。更重要的是，四大糧商掌控了渠道，想要繞過四大糧商，直接向當地農戶收購農產品，難度很大。

糧食這個生意，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需要處理好當地極為復雜的關系，更要處理好桌面以下的陰暗關系。

中國企業如果只是單純去海外種地，雖然得益于中國海量需求，可以越過四大糧商，但終究是小打小鬧，不成氣候，也無法改變全球糧食格局。

于是必須向四大糧商最核心的渠道、定價權邁進。

3.0階段：掌控渠道

什么是渠道？

最簡單的就是要建立一條從農田經陸地物流再到港口，通過遠洋貨運最終運到進口國的鏈條。

四大糧商就掌控了從農田到進口國港口的中間環節。正如前面所說，很多國家的治理并不好，有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甚至還可能危及生命安全。說得直接點，農田這么大，真要找幾個亡命之徒下黑手，又能如何？

四大糧商經過上百年的積累，才建立了非常穩固的全球利益鏈條，跟全球大小利益集團交叉捆綁，在一些弱國小國，更是掌握巨大權力。當代中國人容易低估糧食的威力，這東西比石油還要命，畢竟全球很多國家沒有石油還是能生存，沒有糧食立刻就要崩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掌控石油就掌控所有國家，掌控糧食就掌控人類”。

想想看中國古代，能夠干糧商的都是什么級別的人物？想想看在80多億人口的地球，居然有四個全球性的大糧商，這又是什么級別？

前面說的2015年中國糧食企業在巴西高達170億元的糧食種植計劃，不僅僅是用于置地、種糧，更是要興建倉儲、加工、港口物流等等物流渠道，通過這一渠道，不僅可以把自己種的糧食運回國內，還可以就地買糧，打破四大糧食對渠道的壟斷。

四大糧商能妥協嗎？不可能。

隨著中國國力和全球影響力的強大，中國基建正在深入全球各地，改變很多國家的社會面貌。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智利車厘子，智利長期受困于毒品問題，就是因為當地缺乏產業，活不下去只好制毒販毒，但拿到的僅僅是毒品利益鏈條上一點點微末利益。智利當然有很好的農產品，但沒有能力運出去。

中國人來了，為了進口智利的車厘子，幫助智利開展公路升級，建設現代化分選包裝工廠和農產品物流園區，還協助智利改善港口設施。2023年新華社進行了“‘一帶一路’的100個故事”系列報道，智利的報道題目是“中國朋友為我家鄉修了一條致富路”。中國的到來，極大改變了智利貧困人口不得不依賴制毒販毒的處境，可以堂堂正正賺錢。

還有很多，比如中老鐵路開通了水果班列，在非洲興建鐵路、港口幫助非洲特色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阿富汗的松子也得到了中國的特殊優待。

為了解決中國人吃好的樸素夢想，中國正在改變很多國家的面貌，帶動全世界更多人告別貧困。

目前物流渠道方面，另一個重大卡點是遠洋物流。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國，這些年全球新船超過一半來自中國，但是中國在國際遠洋貨運方面并不強，多數國際貨運依賴國際物流企業，這也是需要改變的。

更難的還是定價權。

4.0階段：大宗定價權

提到定價權，最簡單的理解就是拍板確定一個商品的價格。

道理沒錯，但太簡單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確定機制非常復雜，要做到掌控定價權，就必須能夠影響全球市場參與者對價格的共識。在糧食領域，需要對一種糧食的全球供需情況有非常扎實地掌握，能夠拿出來一個令全世界信任的參考。

2004年中國遭遇大豆危機，關鍵就是美國政府拿出來的大豆減產情報，得到了全球市場的信任，而中國沒有能力證偽。

小鎮之前在《》也說過，不要小瞧了四大糧商這樣的國際資本，他們幾十年、上百年的積累，在全世界建立了非常扎實的情報網絡。

情報網絡可不僅僅是間諜，絕大多數工作是明面的、公開的、不涉密的，類似于投資盡調，想辦法搞清楚糧食的產銷情況。這個難度很大，想想看國內還有很多人因為一些極端天氣導致的部分地區糧食減產，就質疑全國豐收，但四大糧商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基于全球情報網絡、強大的分析能力以及歷史數據和信用積累，四大糧商提供的大宗價格研報，自然得到了全球參與者的信任，以此為基礎再加上中國、美國、俄羅斯、巴西等國際糧食市場巨頭，就形成了期貨價格作為基準價格。

這還沒完。

大宗貿易的風險很高，就必須想辦法控制風險。于是就有了期貨、升貼水等價格決定機制，大宗的資金量龐大，自然就有了圍繞大宗的各種金融操作。上述種種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非常復雜的定價體系。

這套體系，全球市場參與者已經用了幾十年了，想要替代談何容易？光一個全球情報網絡就不是一時半會能搞定的，說得直接點，能夠搞清楚全球某個糧食的基本產銷情況，其他情報搜集就事半功倍了。

不過，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

小鎮覺得在糧食國際化四個階段之外，還要納入科技的因素。

中國人對吃特別在意，使得中國農作物極為豐富。可以說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作物種植難題，都能在中國找到答案，而中國能夠用有限的資源，讓14億中國人在吃上不亞于發達國家，這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具有巨大吸引力，比如巴西就特別希望學習中國經驗，現在巴西每年都要派司局長到中國接受培訓。

在傳統糧食國際化途徑之外，中國還可以與全球各國加強農業技術合作，這不僅有利于保障中國農產品需求，也可以幫助世界各國解決饑餓問題，更進一步向全世界輸出和平和發展。

這又事關政府合法性標準之爭。

目前全球有三大合法性標準。一是西方主張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二是中國主張的發展權、民眾獲得感；三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主權至上。

中國加強全球農業技術合作，也正是向全球輸出中國的標準，讓更多國家政府將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讓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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