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斌：地理學與大國競爭

杜德斌

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地球科學學部主任

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三思派特約專家

現代地理學自地理大發現時代興起，從西方殖民探險與擴張中孕育科學萌芽，逐步發展為承載國家意志的“愛國科學”。從拉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到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從航海技術到地理空間技術，地理學家通過構建空間認知范式與技術體系，不僅支撐大國競爭，更以知識權力重塑全球格局。

在當今大國博弈復雜的背景下，回顧地理學與大國競爭的發展歷史，有助于我們理解過去，更清醒地認知現代國際關系中的地理邏輯與權力密碼。

現代地理學起源于大國競爭

地理學，這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與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規律的科學，其誕生和發展與大國間的權力博弈密不可分。“地理學”（Geography）一詞源自拉丁語，意為“對地球的描述”。然而，這種描述并非純粹客觀的記錄，而是人類組織、占領和管理空間的動態過程，是權力與知識交織的產物。

早在古希臘、古羅馬、古代中國和阿拉伯帝國時期，地理知識便已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重要工具。對地形的考察、氣象的辨識、方向的指南等實用地理知識，直接服務于軍事征服與疆域管理。這些分散于各文明的地理探索，雖未形成系統學科，卻無不受到國家權力中樞的驅使。古羅馬軍隊的行軍地圖、中國漢代的西域勘測、阿拉伯帝國的航海指南，都是地理知識服務于政治實踐的體現。

15至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啟了大國競爭的全球時代。哥倫布尋找東方航線的計劃，正是在葡萄牙與西班牙海上爭霸的背景下獲得支持。1492年西班牙資助其西航，旨在打破葡萄牙對東方貿易的壟斷。這場由競爭驅動的航海探險，不僅發現新大陸，也催生了現代地理學的萌芽。

17世紀航海技術的進步進一步推動了探險活動的發展，地理學逐漸從“導航之學”發展為“探險之學”。1769年，庫克船長（James Cook，1728—1779）首次駛入太平洋，被視為現代地理學的重要轉折點。因為這次探險有著特別的科學目標，是在一批杰出的國際專家陪同下完成的，它標志著地理學從帝國擴張的工具，逐步轉向以科學探索為核心的學科范式。庫克用三次航行的親身實踐，在以前探險家的基礎上繪制出了世界地圖的基本輪廓。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地理學進入建制化階段。1788年法國成立非洲內陸促進協會，隨后德國、英國、俄國等相繼建立地理學會。成立于1830年的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更成為全球探險的核心組織。這些機構不僅是學術平臺，也是殖民擴張的策源地。它們通過系統測繪、資源勘探，為歐洲列強的軍事與商業擴張鋪路。

隨著對世界特別是新大陸地理知識的積累，歐洲大學陸續開設地理學專業課程，內容涵蓋地圖繪制、航海術等。地理學因其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被塑造為“愛國科學”。德國在大學改革中提升其地位，法國則將地理教育作為培養民族認同的途徑。至19世紀中期，地理學已成為歐洲學校的必修課，強化了學生對國家疆域和世界的認知。

在西方地理探險與殖民擴張中，涌現出大批杰出的地理學家，其中包括德國地理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洪堡通過廣泛的全球考察，揭示自然要素間的因果關系，建立起整體性地理觀，推動了地理學從經驗描述向科學規律探索的轉變，被譽為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然而，洪堡的研究仍依賴于殖民體系所提供的全球通道，其知識生產難以擺脫帝國視野的烙印。

地理科學理論：

大國競爭的戰略先聲

19世紀末，歐洲列強擴張達至頂峰，地理學躍升為“帝國科學”，成為支撐殖民體系的重要知識體系。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和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分別從國家動力與全球海陸結構兩個維度構建了現代地緣政治學的理論基礎。他們不僅解析世界自然和人文現象，更直接服務于殖民擴張，其理論體系深刻影響了西方大國競爭策略，遺留思想仍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產生回響。

拉采爾：“生存空間”理論與大國競爭的動力源泉

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的學術思想與德意志帝國崛起進程深度交織，其理論體系既映射著國家統一的澎湃動力，更暗藏對生存空間的深層焦慮。普法戰爭的從軍經歷與1871年德意志統一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他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進而驅使其為亟待“爭奪陽光之地”的新興帝國構建擴張理論。

拉采爾的創新在于將生物進化論引入政治地理學。他通過《人類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等著作提出“國家有機體”理論：國家如同生命體，需通過領土擴張滿足生存發展需求，邊界應隨國力強弱動態調整。由此推導出著名的“生存空間論”——地球有限空間下的資源爭奪，必然引發國家間沖突，唯有持續擴張的民族方可維系強盛。這種以生物學隱喻包裝的“科學法則”，實則為大國競爭提供了一套暴力合理化邏輯。

這套理論精準嵌入德皇威廉二世的全球戰略框架。拉采爾不僅論證了德國擴張的“自然合法性”，更提出兩項戰略路徑：其一是在歐洲打造以德國為核心的“中歐大空間”，凝聚日耳曼力量形成戰略實體；其二是仿效馬漢海權論，主張擴建海軍爭奪全球海洋霸權，突破英法等傳統殖民帝國的地緣封鎖。

拉采爾學說的歷史宿命在于理論工具化。盡管他主張適度擴張，但“生存空間”概念被后繼者極端化：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1869—1946）等地緣戰略家將有機體理論升級為“生存權戰爭”學說，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1849—1930）等軍國主義者更宣稱“武力拓展空間是自然法則”。這些變異思想最終淪為納粹“種族生存空間”論的理論基石，使拉采爾的學術遺產蒙上深重陰影。他的地緣政治框架雖開創了學科范式，卻也因暗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成為20世紀人類災難的思想催化劑。這種科學理性與帝國野心的復雜糾纏，至今仍警示著學術與權力的危險共生關系。

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與大國競爭的戰略圖譜

當拉采爾為大國競爭注入“生物性動力”時，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正以空間范式重構全球戰略格局。1904年，他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劃定的理論坐標，至今仍是地緣政治的經緯主線。

麥金德將歐亞大陸內陸腹地2300萬平方公里區域定義為“心臟地帶”——這片馬背上的土地因河流內向、缺乏不凍港而天然排斥海權力量。他預見鐵路技術將激活大陸力量，使控制“心臟地帶”的陸權國家（當時指俄國或德國）獲得重構世界秩序的潛能。其著名的戰略三段論將地緣政治簡化為空間控制鏈：“東歐-心臟地帶-世界島-全世界”，這為海權國家敲響雙重警鐘：既要防止“邊緣地帶”被陸權滲透，又需阻斷“心臟地帶”形成統一力量。

兩次世界大戰成為麥金德理論的試煉場。1914年德俄對東歐的爭奪印證了其初始判斷，1919年巴黎和會上，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將其理論轉化為具體策略：肢解中歐、阻隔陸權聯盟，為大英帝國設計出“大陸均勢+海洋獨占”的雙重安全閥。至二戰后期，麥金德提出“環形防線”（米德蘭洋）概念，主張以北大西洋作為戰略核心，整合法國、英國與北美力量組建跨大西洋聯盟，以此實現對“心臟地帶”的戰略包圍。這一前瞻性的構想，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正式成立埋下了重要伏筆。

麥金德的理論遺產并未隨大英帝國衰落而消失，反而被新興大國——美國完整承襲。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1942年提出“邊緣地帶論”，將麥金德命題倒置為“誰控制邊緣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為冷戰初期美國“新月形包圍圈”奠定基礎。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2017）則在《大棋局》中將心臟地帶具象化為“歐亞巴爾干”，其肢解蘇聯的戰略與麥金德割裂大陸的構想形成世紀回響。當前美國的印太戰略布局，本質仍是“邊緣地帶”理論的現代復刻：通過“四邊機制”構筑海上長城，在數字技術時代延續陸海對抗的古典邏輯。

作為海權文明的自衛宣言，麥金德的理論揭示了地緣政治的本質矛盾：海洋國家對于大陸整合的本能恐懼。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霸權，對“心臟地帶統合者”的想象始終是海權力量的戰略夢魘。這種恐懼驅動的遏制邏輯，既造就了20世紀的地緣斷層線，也持續塑造著數字時代的新型鐵幕。當陸海對抗從地理空間延伸至網絡、太空等新域時，麥金德的理論幽靈仍在尋找新的宿主。

拉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是現代地理科學介入大國競爭的兩大支柱。前者為西方大國擴張提供“科學”依據，后者繪制了遏制與反擴張的戰略地圖。它們表明西方地理學從未脫離權力政治，既是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也是服務大國競爭的戰略工具。這些理論開創的地緣政治思想，已融入西方大國戰略基因，成為其審視全球、謀劃競爭的先聲。

地理科學技術：

大國競爭的底層重塑者

地理科學不僅是探索世界的鑰匙，更是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利器。自19世紀精密測繪技術興起，歷經冷戰衛星遙感時代，直至數字時代的地理人工智能（GeoAI），地理科技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影響著大國競爭的底層邏輯，推動其從理論到實踐發生革命性變化。

軍事戰略：地理技術的深度嵌入

地理科學技術與國家戰略能力的提升緊密相連。古代，航海、勘測與地圖技術是戰爭的重要指南；現代，地理信息的戰略價值更加凸顯。二戰中，諾曼底登陸的成功，離不開精確的潮汐測繪；太平洋島嶼爭奪戰中，全球首套立體地形分析系統應運而生。主要參戰國紛紛建立大規模測繪體系，將地圖情報系統納入作戰鏈條，地理技術正式成為國家戰爭機器的核心組件。

冷戰時期，美蘇爭霸推動了遙感偵察與空間分析技術的飛躍。美國“日冕計劃”構建了完整的遙感技術鏈，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航拍圖像精準識別蘇聯導彈陣地，驗證了遙感技術在核危機決策中的關鍵作用。隨著衛星監控網絡的形成，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成為模擬作戰環境、規劃后勤線路、整合多源情報的重要工具。GIS與GPS的融合，催生了“地理坐標—位置識別—導彈制導”一體化打擊體系，并在海灣戰爭中得到實戰驗證。

資源控制：地理技術的空間賦權

冷戰結束后，大國博弈的主戰場轉向資源版圖。石油、稀土等戰略性資源的空間分布與獲取路徑，成為國家安全與區域穩定的核心變量。地理信息技術由服務戰爭部署的“空間賦能工具”，轉化為服務于資源主權主張、環境監測與海外利益拓展的“空間賦權平臺”。

極地地區是地理信息技術發揮關鍵作用的典型區域。北極國家通過高分遙感測繪、重力異常分析與GIS地貌建模，構建支持其“自然延伸大陸架”主張的科學證據。深海資源勘探同樣依賴高精度海底測繪與三維GIS建模系統，各國通過海底高分辨率地形圖與三維地貌重建，強化資源空間的戰略識別與控制能力。

數字主導：算法時代的地理空間戰略

進入21世紀，地理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融合深度學習、知識圖譜與數字孿生，重構了地理空間信息的組織方式與表達邏輯。數字時代的版圖爭奪轉向對地理數據標準與空間敘事的主導，技術規則成為大國較量的新戰場。

全球范圍內，地圖平臺之間的標準之爭愈演愈烈。美國Google Earth Engine憑借成熟的API體系與算法模型，成為全球遙感分析的“事實標準”；歐盟Copernicus推動成員國間的數據接口規范接軌；中國通過“天地圖”等平臺構建自主技術體系，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空間認知網絡。技術標準背后蘊含著制度權力，地圖標簽、數據模型與平臺規則成為全球認知秩序的關鍵變量。

當前各國正加速構建面向戰略需求的地理空間智能系統。美國“認知地理情報”戰略旨在構建數字時代的戰略沙盤，提升其在全球軍事部署與態勢研判中的響應能力。AI算法正在重構“戰略資源的價值權重”和“主權邊界的數字形態”，賦予技術領先國“空間敘事”的建構權，同時加劇國際社會的信息不對稱。掌握地理人工智能核心技術的國家，實質上控制了空間數據的解析邏輯，地理空間智能系統正在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的戰略性工具。

從軍事戰場的數字化指揮，到資源爭奪的空間賦權，再到算法時代的標準制定，地理科學技術不斷突破傳統邊界，持續重塑著大國競爭的底層邏輯。在技術迭代與戰略需求的互動中，地理科學技術不僅改變著國家權力的投射方式，更深刻地影響著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走向。

新時代中國地理學的新使命

縱觀數百年大國競爭歷程，地理學以其獨特的空間視角，持續為國際戰略博弈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引。從拉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到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再到當今地理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戰略體系，地理學在大國競爭中的關鍵作用日益凸顯。當前，世界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治理開辟了新路徑，也為新時代中國地理學賦予了從理論重構到實踐創新的重要使命。

新時代對中國地理學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實現從理論體系到實踐路徑的全面創新。在理論層面，應推動根本性突破，超越傳統地緣政治中的零和博弈思維，構建以共生為核心的新范式。既要立足經典地緣理論，深入解析全球變化與區域沖突的地理機制，也要將“心臟地帶”概念拓展為連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態紐帶，將“生存空間”的競爭邏輯轉化為“共生空間”的合作框架，為全球治理提供理論指引。在實踐層面，需要加強以地理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尖端地理技術的發展與運用，匯聚與融合多源地理信息數據，構建能夠精準映照現實的全球地理大數據平臺與數字孿生系統，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科學依據與決策支持。同時，要深化區域國別地理研究，聚焦大國博弈關鍵區域和“一帶一路”重要節點，促進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深度融合，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地理學的自主知識體系與理論建構。

新時代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不僅關乎學科自身發展，更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貢獻。我們應把握時代機遇，推動地理學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深入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道，共同譜寫和平、美麗世界建設的新篇章。

本文來源于《文匯報》7版文匯理論/學人，2025-10-26。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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