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總參謀長,管著三軍的訓練、作戰和日常運轉,能坐上這個位置的,全是我軍里響當當的人物。可從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開始,6 位開國將軍先后接過這一職務,卻大多未能平穩結束任期;直到 80 年代,才有一位開國上將打破這一局面,在履行完使命后按組織程序圓滿卸任。
這人是誰?為何唯獨他能平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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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最先上任的粟裕大將,1954年10月到1958年10月,他當了4年總長。
粟裕任職期間,總參內部民主氛圍濃厚,重大事項均集體討論,即便產生分歧,也能通過溝通化解。時任副總長張愛萍在回憶錄中提及:“粟裕同志任總長的時期,是總參最好的時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時期……我們也會為工作爭論,但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沒有隔閡,更無相互排擠的情況。”
麻煩主要源于部門職能銜接。總參謀部與國防部在職能劃分上存在重疊,導致雙方在工作協作中產生分歧。據相關史料記載,毛主席曾要求粟裕每半個月匯報一次工作,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認為此流程需通過國防部銜接,避免“越級”;粟裕為兼顧程序,將匯報材料先提交國防部請彭德懷轉呈,彭德懷又認為此舉不符合部門職責分工——雙方的分歧本質是“職能邊界不清晰”導致的工作協調問題,并未涉及個人矛盾。
1958年,粟裕受到錯誤批判,先后作了八次檢討才得以過關,隨后退居二線。直至1994年,中央為粟裕同志平反,恢復了歷史公正,而他本人未能在生前看到這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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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卸任后,黃克誠大將接任,1958年10月到1959年9月,任職不足一年便離職。
黃克誠與彭德懷在工作中配合緊密,未出現總參與國防部的協作問題。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因支持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意見,與彭德懷等同志一同受到錯誤批判。
當時華東的柯慶施曾提及:“彭總不是也批評過你嗎?怎么不出來說幾句?”這番話隱含希望他“提供負面材料”的意圖,若黃克誠順勢而為,或許能避免沖擊。但他堅持原則,回復“我沒有石頭”,拒絕做落井下石之事,最終被免職,此后歷經十余年波折,1977年后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接下來是羅瑞卿大將,1959年9月到1965年12月,任職6年多,是6位總長中實權較突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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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擔任總參謀長,還兼任國務院副總理、軍委秘書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13個重要職務,甚至實際主持過軍委工作。因事務繁雜,他請了四位秘書分別對接軍隊、國防工業、黨政及日常事務,每日需處理海量文件,不少元帥的工作推進也需他協調支持。
當時軍隊工作流程為:重要事項先報總參篩選,再匯總至軍委。羅瑞卿作為總長負責首輪篩選,而軍委日常工作因相關負責人長期養病,實際也由他統籌,相當于總參、軍委兩個關鍵環節的協調工作均由他主導。黨內層面,他雖未正式成為政治局委員,卻可列席政治局會議參與決策,這一待遇在開國大將中較為特殊。
不過,羅瑞卿長期負責保衛工作,行事風格偏嚴謹,在復雜工作中難免與部分同志產生意見分歧,1965年被撤銷所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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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卸任后,組織考慮到此前三任總長均為大將,若直接啟用上將可能影響工作銜接,便任命楊成武為代總長,1965年12月到1968年3月,“代”職持續近三年未轉正。
風雨歲月中,總參作為軍事指揮核心部門,身處復雜環境難以獨善其身。據當時工作記錄,楊成武在處理敏感信息時,因對保密要求與言行審慎的把握不足,逐漸陷入被動,1968年被撤銷代總長職務。
楊成武之后,黃永勝上將接任,1968年3月到1971年9月,任職三年多。
黃永勝出身四野,任職期間參與多項重要軍事工作,但1971年9月后,因關聯相關事件被免職,此后基本淡出公眾視野。
直到1980年,楊得志上將上任,才打破“非正常離職”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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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葉劍英元帥、鄧小平同志曾兼任總參謀長,但二人并非開國將軍,未計入這一序列。1979年末,鄧小平同志準備辭去總長職務,與徐向前、聶榮臻兩位元帥商議接班人,初步鎖定楊勇、楊成武、楊得志三人。
鄧小平同志最初更傾向楊勇——1977年9月起,楊勇已任副總長、總參黨委第三書記,協助處理總參工作,幾年間的表現得到認可,組織甚至已考慮安排張震配合其工作。但楊勇在“三整三查”運動中因堅持原則得罪部分人,匿名信反映問題后,組織需時間調查,總長崗位無法久等,楊勇遂錯失機會。
隨后聶榮臻元帥推薦楊成武,認為他有總參工作經驗,熟悉業務流程,能快速上手。但楊成武曾負責“二辦”工作,部分老干部在此期間有過不愉快經歷,任命遭較多反對,最終未能通過。
最終,楊得志因資歷深厚、戰功卓著,且在長期革命生涯中與101、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德懷等不同風格的首長均能良好協作,獲各方認可,成為最佳人選。1980年2月20日,總參召開所屬部局正職以上干部大會,正式宣布楊得志任總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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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得志任職7年多,恰逢軍隊現代化改革關鍵階段。他推動總參完成機構精簡,參與組織百萬大裁軍,統籌大規模軍事演習與閱兵活動,為軍隊穩定發展與戰斗力提升作出重要貢獻。1987年,他按組織程序平穩退休,成為6位擔任過總參謀長的開國將軍中,唯一一位功成身退者。
這并非前幾位將軍能力不足,而是他們任職時恰逢復雜歷史階段,總參作為核心部門易受環境影響;而楊得志的任職時機、工作能力與統籌協調方式,恰好契合當時軍隊改革需求,最終實現了個人職責與時代任務的良好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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