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先天性痛覺缺失癥

大概是高中時，我在某本雜志上看到一個故事：一個男孩從出生時起就沒有痛感，父母對他呵護備至，為了避免受傷，不讓他出門，家具都包裹著軟墊。

小男孩一天天長大，越來越渴望與外面的小孩玩耍，某天趁父母不注意，男孩偷溜出去，等他父母發現時，男孩已經死了。

原來，由于男孩沒有痛感，他的身體好幾處受傷流血，卻感受不到疼痛，最終失血而死（大致如此，故事細節忘記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男孩的病癥是為了醋包的餃子，杜撰出來的疾病，方便講述溫室花朵未經風雨的雞湯故事。

后來，我發現真的有這種病，學名叫先天性無痛癥，它是一種罕見的遺傳性感覺自律神經障礙（HSAN），屬于先天性痛覺缺失疾病。患者因痛覺傳導受阻而喪失感知疼痛的能力，目前全球該病有33例，發病率為10億分之一。

人類厭惡和恐懼疼痛，但疼痛也是身體的警報系統，是一種反饋機制。疼痛感會讓你停止使用扭傷的腳踝，闌尾炎的腹痛會讓你去醫院檢查身體，痛感反饋的消失比疼痛本身更加危險，使人類喪失規避風險的能力。

人如此，國亦如是。

反饋正是蘇聯的致命弱點，在嚴格的極權等級制度下，常規溝通渠道被從統治者和向下傳給百姓的大量信息堵塞，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反向信息。

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官僚機構完全控制了這些渠道，并試圖清除任何讓他們在上級面前丟臉的信息，所有大型官僚系統都是如此。

只有在戰爭和競爭性經濟中，這種情況可以通過中立的反饋渠道得到糾正。在戰爭中，戰斗減員和失地就是反饋。在商業中，是銷售統計數據、客戶投訴和損益數據。

在JI權主義體制下，將所有資源集中用于統治者授權的一項任務，這種做法看起來很美好，但也有其弊端，它不斷產生巨大的委托代理問題。

國家層級的每一級參與者都會挪用統治者授予他們的一部分權力，以謀取私利。

當然，也有大聰明想到了辦法：四處布滿間諜，搞特務政治。

然而，間諜也很容易受到“委托代理”的影響，最高統治者遲早會變得又聾又瞎。

1982年，當克格勃最有權勢的頭目之一尤里·安德羅波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他公開表示：“我們不了解我們生活的社會”。

仔細靜下心來想想，幾十年來，一位高級特工處長一直受黨委派充當耳目，但他卻承認，即使有數十萬間諜和數百萬助手在全國各地全天候工作，也無法全面了解蘇聯社會的真實面貌。

一個國家失去反饋機制，就像一個人患上了“先天性無痛癥”。

它既無法感知內外部的“疼痛”，也無法接收有效信息調整自己的行為，最終只能在無聲的潰爛和僵化的行動中走向滅亡。

蘇聯體制從誕生之初，就內置了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假定上層（蘇共）永遠掌握著絕對真理，因此不需要，也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實質性反饋。

在蘇聯，所有媒體、教育、文藝創作都是黨的“喉舌”，只能唱贊歌，不能揭露問題。批評性的反饋被視為“反蘇維埃宣傳”和“誹謗”。

多黨制和黨內派系，任何政治上的反對派或異見者都被殘酷清洗。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就清除了黨內外幾乎所有敢于發出不同聲音的人。

蘇聯的計劃經濟并非根據市場或者人民需求服務，而是為了政治服務，“衛星田”畝產萬斤式的浮夸風盛行，經濟信號（價格、利潤、虧損）完全失靈。

用權力和暴力壓制批評和不滿，就像用麻藥麻痹痛感神經一樣，只能暫時掩蓋問題，但無法阻止疾病的蔓延，反而會使其在暗中惡化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停滯時代），人們普遍公開一套，私下一套，消極抵抗，信任缺失。人們排著長隊購買基本生活用品，官方報告卻仍在宣稱“XXXX經濟制度的優越性”。

此時的蘇聯就像一個無痛癥病人，盡管身體已經多處骨折，但大腦卻接收不到任何不適的信號，依然命令身體高強度運動，導致傷勢不斷惡化。

到了蘇聯晚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本質上是試圖給蘇聯強行恢復痛覺的休克療法。

但多年來被壓抑的社會矛盾、民族仇恨、歷史真相、經濟災難像海嘯般的疼痛信號一樣涌入大腦，瞬間造成了“神經性休克”。

最終，這個已經千瘡百孔、失去協調能力的“機體”，在恢復了痛覺的瞬間，因為無法承受巨大的疼痛和無法做出有效反應而徹底崩潰。

1991年蘇聯解體，可以看作是這個“機體”的系統性死亡。

全文完。

月初一天之內下架了十一篇文章，有點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