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走廊”成局，中歐在歐亞腹地展開較量｜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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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西巴爾干（包括阿爾巴尼亞、波黑、北馬其頓、黑山、塞爾維亞以及科索沃地區）是歐洲一塊尚未融入歐盟的拼圖，它連接地中海與中歐，貫通黑海與亞得里亞海，是歐亞大陸的戰略要沖。對歐盟而言，西巴爾干一直是其謀劃東擴、防止地緣真空的關鍵地帶。

近日，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刊登了其亞洲項目客座研究員弗拉基米爾·肖波夫撰寫的一篇分析文章。文章指出，作為連接亞歐的“中間走廊”（中歐新通道）的關鍵地帶，西巴爾干的戰略重要性正日益凸顯。他系統梳理了中國在西巴爾干地區不斷提升影響力的策略，包括從以國家為中心的基礎設施合作，拓展至覆蓋全社會多領域的交往模式，以及通過自由貿易、金融多元化、電信服務、國防合作等多渠道鞏固存在。

他認為，目前西巴爾干六國加入歐盟的談判中，一直缺少關于中國的議題，歐盟也尚未制定明確的“對華限制性條款”。若歐盟繼續回避這一現實，這些未來的成員國可能會在關鍵議題上牽制歐盟的決策。他呼吁，歐盟應將對華政策與擴員議程同步規劃，建立清晰的審查機制與合作邊界，否則歐洲可能在自身擴張的進程中，為地緣政治競爭者打開大門。

弗拉基米爾·肖波夫（Vladimir Shopov）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亞洲項目客座研究員，曾任職于歐洲議會、歐洲議會議員辦公室、歐盟委員會，并擔任過內政部長歐盟事務顧問、保加利亞駐歐盟布魯塞爾代表團參贊、英國駐索非亞大使館歐盟事務顧問以及外交部長顧問

被忽視的“危險信號”

2021年，中國在西巴爾干地區的一項舉動引發了歐盟的警覺：黑山從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s Exim Bank）獲得巨額貸款，用于一個頗具爭議的高速公路項目，最終債務堆積如山——一度占到該國年度預算的三分之一。歐盟隨即采取行動，迅速摸清當地事態發展，并最終介入，防止黑山陷入債務束縛。

這一事件為歐盟敲響了警鐘，使其意識到中國在歐盟周邊地區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然而，四年后，歐盟仍未給入盟候選國制定明確的“對華限制性條款”，中國議題在正式入盟談判中依然明顯缺席。而歐盟自身猶豫不決、模棱兩可的對華政策，則進一步擴大了這一空白。

自歐盟向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科索沃、黑山、北馬其頓和塞爾維亞六國開啟入盟資格前景以來，已有二十余年，但如今入盟似乎變得越來越遙遠。曾經有明確目標、有時限的政治與機構建設進程，早已轉變為一場飽受地緣政治逆風與日益增長的挫敗感沖擊的，無期限、跨世代的旅程。

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于2022年7月19日正式啟動加入歐盟的談判。圖源：路透社

鑒于此，西巴爾干國家日益尋求更廣泛的合作伙伴關系，尤其是與中國的合作，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在該地區的涉足范圍正從基礎設施項目和貸款，拓展至投資與收購，其影響力在該地區核心機構中日益根深蒂固。

如果西巴爾干國家加入歐盟，隨著中國與之利益沖突日益加劇，這些國家可能成為中國在歐盟內部的利益推動者，并對歐盟針對中國的行動行使否決權。

此外，還存在一個更深層次、更持久的挑戰。約40年前，當歐盟啟動東擴政策時，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尚且占據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當時俄羅斯處于劣勢，而中國還只是一個遙遠的新興大國。歐洲東部和東南部周邊地區被單純視為西方化的載體。

如今，這一背景已發生巨變。全球秩序不再為西方的絕對主導留有空間，歐洲周邊地區已成為多個全球大國爭奪影響力的舞臺。歐盟的擴大框架未能跟上新的地緣政治現實。若不改革其方法，歐盟可能會削弱入盟機制原本旨在促成的變革潛力。

本文將梳理中國在西巴爾干國家的策略，探討歐盟不斷演變的對華政策，包括相關法律工具、預期目標與實際做法，最后分析“對華限制性條款”在入盟談判進程中如何體現及其體現程度。

地緣政治博弈

歐盟入盟談判的核心假設是，通過談判使候選國的法律、規范和機構與歐盟接軌，從而將這些國家融入歐洲法律和政治體系。這一進程也會對第三方國家形成有效約束。盡管一體化的程度和持續時間存在差異——例如維克托·歐爾班（Victor Orban）領導下的匈牙利出現的挫折就證明了這一點——但其核心原則始終未變。

入盟會推動法律體系、行政做法和公共機構的全面改革。這絕非一項技術性工作，而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旨在嵌入共享主權，為各國全面參與歐盟事務做好準備。在入盟談判中操縱地緣政治博弈，顯然與這一更廣泛目標背道而馳。

然而，西巴爾干的入盟進程一直受此類操弄主導，部分政府將入盟作為其更廣泛地緣政治考量的工具。這些考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國如何將中國納入其戰略。正如先前研究發現，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對中國始終持懷疑和疏遠態度，但該地區其他四個國家的情況則并非如此。

傳統上，塞爾維亞與中國的交往最為密切，盡管近年來隨著歐盟通過能源互聯互通等項目將其進一步拉近歐盟，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發現這種交往變得愈發微妙。

塞爾維亞前外長武克·耶雷米奇近日表示，2001年從戰略層面啟動的塞爾維亞加入歐盟的談判已陷入停滯。就實際前景來看，這一進程已無挽回的可能。圖源：新華社

與此同時，隨著歐盟加強對莫斯科的制裁，美國敦促塞爾維亞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武契奇與俄羅斯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平衡。

北馬其頓當前由民族主義政黨VMRO（民族統一民主黨）的赫里斯蒂揚·米科斯基（Hristijan Mickoski）領導的政府，將政黨認同和選舉定位置于入盟之上，這也為“對沖策略”留出了更多空間。

目前，北馬其頓政府似乎不愿執行先前達成的憲法條款——該條款承認保加利亞人為該國的創始民族之一，這實際上阻礙了其入盟進程。此前VMRO領導的政府也曾奉行“多向量”外交政策，尋求與歐盟以外的國家（如中國）開展項目合作與伙伴關系。

9月7日，北馬其頓總理赫里斯蒂揚·米茨科斯基現場到現場見證了北馬其頓肯切沃-奧赫里德高速公路（簡稱KO高速公路）特雷貝尼什塔-奧赫里德路段正式通車。圖源：路透社

黑山政府也表現出類似傾向，盡管幾年前因中國貸款險些破產，但仍與非歐盟國家簽署了多個領域的公共采購協議。事實上，公眾對中國的警惕情緒被證明是相當短暫的。

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前領導人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利用其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確保政治生存，并規避國際壓力。

未來，這些關系可能被用作籌碼，維護當前的憲法秩序——而該秩序可能需要改革才能滿足入盟談判中的要求。中國顯然在博弈中抓住了機會。

在監督入盟進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最近通過一項決議，強調要打擊外國對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以及北馬其頓的干涉，并為每個國家提供了具體建議。例如，針對北馬其頓，決議指出，中國正通過“投資外交和基礎設施貸款協議中的條款”擴大影響力。歐洲議會議員（MEPs）敦促斯科普里（北馬其頓首都，編者注）應對相關風險，減輕對華依賴。

中國的新行動戰略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致力于通過多個領域深化其在西巴爾干地區的存在。但隨著區域和全球格局的變化，其戰略也在迅速演變。盡管其長期目標——在未來的歐盟成員國中確立政治地位、建立友好的本土力量網絡、在關鍵政策和經濟領域獲得影響力——保持不變，但中國正進一步拓展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

首先，作為連接亞歐的“中間走廊”的關鍵地帶，西巴爾干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凸顯。由于俄烏戰爭引發不確定性和風險增加，傳統的“北方走廊”（即“歐亞大陸橋”）的重要性已下降，因此“中間走廊”（中歐新通道）的地位愈發重要。

與此同時，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也使中東地區的交通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復雜化，并阻礙了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

從歐亞互聯互通視角看，西巴爾干實際上是“中間走廊”的歐洲出口門戶。圖源：DW、Wikimedia Commons

與此同時，中東歐（CEE）的外交環境對中國而言正變得更具挑戰性。2012年建立的、涵蓋17個中東歐國家和中國的“17+1”合作機制，十年后因各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參與有限以及中俄關系的穩定——而開始瓦解。

2021年至2022年，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退出該機制，進一步削弱了這一平臺，使其淪為單純的象征性外交工具。隨著中東歐地區的歐盟成員國對其態度愈發謹慎，中國通過多種方式調整了策略。

面向全社會的合作方式

在中國進入西巴爾干地區并立足的最初幾年，中國政策制定者采取以國家為中心的戰略，重點與當地精英合作。如今，這一方式正演變為一種更平衡、覆蓋全社會的模式，作為對早期策略的補充。

具體而言，中國已從基礎設施和能源等大規模、特定領域的項目，轉向跨多個領域、更分散的多主體合作方式。這包括與文化、學術、商業和教育組織開展合作，并通過項目和機構協議嵌入和鞏固合作關系。21世紀初，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2013年該戰略更新并重新啟動后，中國各類國家機構、企業和組織紛紛采取國際化戰略，這一點如今在西巴爾干地區已有目共睹。

此外，中國已確定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等“支柱國家”，并加強了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它們隨后將成為輻射整個西巴爾干地區的樞紐。

自由貿易協定

在中國國內企業走向成熟的多年間，中國對自由貿易協定（FTAs）的簽署持謹慎態度，如今其正轉變態度，積極尋求市場開放協議。

2024年7月，中國與塞爾維亞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取消了約90%貿易商品的關稅。中國已與格魯吉亞、瑞士、冰島和白俄羅斯簽署了類似協議，目前正在與挪威和摩爾多瓦進行談判。

2024年6月，中國向除斯威士蘭以外的所有非洲國家提供了免關稅市場準入。未來幾年，中國似乎準備擴大這一做法。

基礎設施領域

基礎設施一直是中國在西巴爾干地區立足并鞏固影響力的核心。中國的快速行動——以及在黑山等國引發的經濟和政治控制風險——促使歐盟機構（包括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遲來地展開審查。歐洲議會尤其指出了多重脆弱性，并敦促整個西巴爾干地區采取糾正措施。黑山與巴爾-博爾亞雷高速公路相關的近乎債務危機，以及歐盟對此的反應，預示著中國在該國及其鄰國獲取新項目將面臨更多障礙。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2023年8月，黑山當局將布德瓦-蒂瓦特高速公路段一份價值5400萬歐元的合同授予了兩家中國承包商——山東對外經濟技術合作集團（Shandong Foreig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和山東路橋集團（Shandong Luqiao Group）。

值得注意的是，波德戈里察（黑山首都）最近將三家中國公司——山東高速集團（Shandong Hi-Speed Group）、中國電力建設集團（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和中國交通建設集團（China Communications）——以及阿塞拜疆公司阿茲維特（Azvirt）列入了巴爾-博爾亞雷高速公路一段23公里路段建設的候選名單。

圖為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優先段收費站。圖源：新華社

此后不久，為該價值6.05億歐元項目提供約三分之一資金的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復興開發銀（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要求黑山取消此次資格預審招標。據當地媒體報道，這一決定是為了回應當地抗議活動，且因為“候選名單中只有來自中國、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公司”。

此外，黑山政府還與匈牙利和阿聯酋簽署了基礎設施及其他領域的雙邊協議，這些協議包含豁免公開公共采購程序的條款，這可能引發與巴爾-博爾亞雷高速公路類似的問題，如缺乏透明度和不可持續的財務承諾。同時，與中俄商業利益有著密切聯系的勢力繼續在西巴爾干擴大影響力。

例如，全球最大的鋼鐵制造商之一安賽樂米塔爾（ArcelorMittal）最近將其在波斯尼亞的鋼鐵廠和鐵礦出售給了帕夫戈德集團（Pavgord Group）——這家當地公司與多迪克有關聯，而多迪克與中俄都保持著密切聯系。

此外，2025年2月，波斯尼亞投資促進局與中國歐洲技術經濟合作協會（China-Europe Association for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旨在尋找新的投資機會。

電信領域

盡管美國努力遏制中國企業華為的擴張，但華為在西巴爾干地區仍根基穩固。

最近，華為與波斯尼亞主要電信運營商BH電信（BH Telekom）簽署了網絡容量升級協議。中國在該領域的參與如今呈現多種形式。

首先，新的運營商正在安裝華為制造的核心硬件。匈牙利公司4iG就是如此，該公司于2024年5月與華為簽署了一項廣泛的戰略發展協議，涵蓋研發、人工智能（AI）等多個領域。在2021年和2023年分別在黑山和阿爾巴尼亞進行一系列大規模收購后，該公司于2024年進軍了北馬其頓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4iG不僅提供電信服務，還提供IT服務、數據和云管理以及軟件服務，并且最近與匈牙利政府合作進入了國防市場。考慮到中國的“人工智能+”（AI Plus）政策——該政策旨在將AI能力引入并整合到所有行業和流程中——AI的納入尤為值得關注。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為等公司不再僅僅專注于硬件或數據流控制，而是開始提供整個電信生態系統的服務。過去幾年，華為和中興（ZTE）都加強了其國際化戰略，并努力滲透各個市場。

多元化金融合作

中國與西巴爾干國家的金融合作正日益多元化。米科斯基領導的北馬其頓政府曾尋求從中國獲取貸款，并通過匈牙利國有進出口銀行（Hungarian state-owned Export-Import Bank）獲得了5億歐元貸款，后者似乎充當了中介角色。

不過匈牙利自身也從中國貸款機構——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Hungarian branch of the Bank of China）——獲得了10億歐元的貸款。

中國還在該地區推廣人民幣清算業務。2024年，中國銀行塞爾維亞分行推出了人民幣清算服務，并完成了首筆與中資鋼鐵廠相關的跨境匯款。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銀行可能會在整個西巴爾干地區推廣更廣泛的人民幣結算業務。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擴大支持企業國際化的融資工具，例如增加對人工智能和IT公司的風險投資支持。這種金融渠道的拓寬，標志著中國從早期以 “一帶一路”倡議和“17+1”（后改為“14+1”）機制等大型國家主導框架為主的模式，轉向了更多通過中資銀行和企業貸款開展金融合作的模式。

國防領域

國防和軍事裝備領域出現了顯著進展。中國尤其支持西巴爾干本土無人機產業的興起和發展，該產業發展迅速，目前正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塞爾維亞是中國國防領域合作的主要焦點。2020年，其接收了CH-92和CH-95軍用無人機，以及配套的八枚激光制導導彈。此后，雙方合作進一步擴大，涵蓋了FK-3防空系統，該系統目前已在塞爾維亞空軍投入使用。

除中國外，土耳其也在西巴爾干無人機市場取得了重大進展，向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等國進行出售。

其他領域

在媒體和信息領域，北馬其頓和科索沃的近期數據表明，由中國推動的媒體活動有所增加。

此外，中國一直試圖創建新的國際機構，以規避其認為由西方主導的現行結構。幾個月前，中國發起成立了國際調解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ediation），這是一個由33個創始國組成的新爭端解決平臺，其中包括塞爾維亞。

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于今年5月在香港舉行。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圖源：新華社

歐盟對華政策：手段不斷升級，政策仍不清晰

隨著西巴爾干地區國家深化與中國的聯系，歐盟仍未找到明確方向。為體現其與中國關系的復雜性及歐盟成員國間的認知差異，歐盟將對華戰略框架設定為“合作、競爭、對抗”三大并行軌道。然而在實踐中，近年來這些軌道間的拉扯卻將戰略推向不同方向，削弱了最初的折中方案，導致政策碎片化。

合作軌道依然強硬，尤其在氣候變化、綠色產業和人工智能領域。但實際合作范圍有限，如今多流于形式，集中在無實質意義的峰會聲明上。與此同時，綠色產業已演變為競爭甚至對抗的領域。

中國在稀土礦產領域的主導地位，以及其利用這一優勢實現地緣政治目標的意愿，使得實質性合作無從談起，迫使歐洲在該領域尋求其他合作伙伴。

人工智能方面，歐盟與中國雖交換了意見，但未就人工智能治理展開任何實質性討論。不斷惡化的安全關系使得改變這一現狀的前景都更加渺茫。

事實上，隨著歐盟推出了“投資人工智能計劃”（InvestAI，2000億歐元）及其 “人工智能超級工廠基金”（AI Gigafactory Fund，200億歐元）等舉措，該領域正成為其與中國的競技場。

這種競爭正成為歐中關系的顯著特征，并延伸至越來越多的領域，包括電動汽車、專用機械、先進制造業、電氣設備、化工、可再生能源技術、高科技產品等。由于中國無意改變其產業模式——包括補貼、出口支持、產能過剩以及限制外企市場準入——這一名單預計還會擴大，從而進一步加劇過去幾年形成的競爭態勢。

此外，歐盟與中國在全球第三方市場的對峙日益增多，尤其是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這一態勢進一步加劇，因為歐盟和中國都在尋求擺脫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的依賴，實現多元化合作。歐盟及許多成員國日益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這一認知主要源于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但即便歐盟不愿如此定義，中國頑固拒絕解決歐盟關于不公平貿易行為的關切，也產生了系統性影響。歐盟政策制定者似乎更傾向于保留一定的地緣政治周旋空間，尤其是在現如今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緊張關系加劇之時。出于類似原因，英國也未將中國列入其“隱蔽外國影響力”登記冊的最高層級。

滑向"脫鉤"的邊緣

歐盟對華政策的核心困境，通常被描述為在“去風險”與“脫鉤”之間做出選擇。前者意味著在特定領域減少依賴，后者則是在所有領域徹底脫離關聯。然而在實踐中，隨著競爭的不斷升級，歐盟的行動似乎也反映了這一現實——這使得主動做出政策選擇的可能性變得渺茫。

當歐盟試圖扭轉早年容忍的與中國之間的非對稱性局面（如市場準入不平等）時，遭到了中國的強烈抵制。這使得零散的貿易不滿，演變為多個領域日益擴大的爭端。

在這種背景下，不僅歐盟自身可能繼續與中國發生沖突，法國等部分成員國甚至急于更進一步，實施范圍更廣的普惠制關稅，以保護法國和歐盟產業免受中國沖擊。

拼湊的對華措施工具庫

盡管歐盟避免明確界定和標注其對華新政策，但近期行動已明確其方向：正逐步走向脫鉤。隨著競爭范圍擴大與程度加劇，歐盟推出了一系列法律工具，旨在提升經濟安全和戰略自主性：

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2023年生效）：這可能是歐盟最引人注目的工具，用于遏制和應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經濟壓力，如貿易限制和抵制。該工具雖尚未正式部署，但在與中美的貿易緊張局勢中，歐盟已考慮使用。

外國補貼監管條例（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2023年生效）：該工具針對非歐盟實體在歐盟單一市場運營時，因獲得補貼而造成的市場扭曲。此類扭曲賦予了非歐盟企業（尤其是中國企業）在收購和公共采購合同中的不公平優勢。

歐盟國際采購工具（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2022年生效）：該工具確保國際采購市場的準入對等性，從而解決歐盟企業在中國不斷擴大的采購市場中面臨的競爭難題。2025年6月，該工具首次啟用，部分限制了中國醫療器械制造商進入歐盟1500億歐元規模的市場，以回應歐盟企業在中國面臨的市場壁壘。

隨著歐盟擴充政策工具庫并運用各項法律條款，其與中國的貿易變得日益復雜。例如，歐盟委員會已對多家中國大型在線零售商發起訴訟。其中包括中國電商平臺速賣通（AliExpress），因其可能違反歐盟《數字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未采取足夠措施阻止假冒商品和不安全產品的銷售，但目前尚未做出是否實施制裁的最終決定。委員會還對中國零售商希音（Shein）發起調查，因其銷售非法商品可能違反歐盟消費者保護法規。

2024年10月，委員會又對另一家中國大型零售平臺Temu啟動正式訴訟，指控其可能違反《數字服務法案》，包括調查其是否銷售不合規產品、推薦算法是否存在問題，以及據稱具有"成癮性"的平臺設計。

Shein和Temu仍舊在歐洲擴張，銷售額持續增長。圖源：路透社

成員國層面針對中國的其他行動，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歐盟層面影響。例如，意大利和德國曾試圖阻止中國AI聊天機器人深度求索（DeepSeek）傳輸歐盟公民的個人數據。

未來，歐盟成員國可能會更多地采取此類單邊措施，應對中國相關行為的各個方面。

對華限制性條款

制定“對華限制性條款”——即明確并執行西巴爾干地區候選國與中國交往的相關條件——目前仍在推進中。

歷史上，入盟條件由歐盟、成員國、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議會等機構與候選國共同協商確定。這些條件聚焦政治、經濟和法律改革，并在入盟過程中受到監督，以確保與歐盟接軌。盡管在條款采納上存在一定靈活性，但準歐盟成員國對條款的執行被視為融入歐盟的關鍵。西巴爾干地區國家當前的入盟進程也無出其右。

該地區各國的入盟進程處于明顯不同的階段，例如黑山已深入入盟流程，而科索沃則缺乏明確的前進道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入盟進程正在推進，而任何可能的“對華限制性條款”仍在制定中。這一差距主要源于歐盟內部尚未就中國問題形成穩定共識。歐盟的政策往往具有被動反應性——是針對新興趨勢和威脅來制定的，正如上述各項調查和工具的零散推出所體現的那樣。

因此，“對華限制性條款”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目標，而此類目標尤其難以制度化和執行。目前相關進展仍只是一系列松散的原則集合，而非要求西巴爾干國家遵守的定義清晰、邏輯連貫的條件、法律和實踐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鑒于美國在西巴爾干地區的利益，以及美歐外交政策的歷史緊密一致性，歐盟的“對華限制性條款”必然會涉及美國等外部行為體。理想情況下，應構建更廣泛的“西方限制性條款”，納入美歐共同利益——盡管這更多是政治層面而非機構層面的共識，可能涵蓋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數據安全等領域。

美國和歐盟成員國也可通過雙邊渠道分別處理相關問題。但迄今為止，除在安全等領域的一些臨時考量外，歐盟與美國尚未就涉華限制性條款展開結構性對話以達成共識。美國與西巴爾干各國首都間的互動也是如此，雙方仍聚焦于地區穩定和加強經濟合作。

目前來看，歐盟和美國更可能各自推動相關條件的落實。與歐盟一樣，美國政府也在應對不明確且不斷演變的對華政策。例如，針對芯片制造軟件的出口限制，在“安全風險”與“對華談判籌碼”之間搖擺不定。

同樣，對人工智能發展至關重要的英偉達（Nvidia）H20高性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也前后不一。此外，由于對綠色能源領域持輕視態度，美國幾乎已放棄在該領域與中國的競爭。綜上所述，現任美國政府并無結構化的對華遏制政策。

一體化與政治“機會主義”

“加入歐盟是唯一出路”——這一源自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老生常談，如今依然流傳。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單極秩序，但已不再準確反映當前的實際情況。自西巴爾干國家獲得入盟資格前景以來，二十余年過去了，進程陷入停滯。期限不斷后延，談判日益復雜 ——而地緣政治背景也在發生變化。

如今，“對沖策略”——即與多個行為體互動以從各方獲得讓步的做法——已成為該地區的常態。“出路”早已不止一條。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已成為具有影響力的行為體，目前正通過部署新的行動戰略以鞏固其存在。其核心特征是基于全社會的交往方式。

歷史上，中國主要通過大規模、通常情況下非透明化的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與國家機構和政治精英合作，如今則日益直接地與貿易、國防、文化、學術、媒體等多個領域的社會群體開展互動。中國的影響力還通過收購當地公司、資產和基礎設施得以擴大。

這一做法在全球范圍內都顯而易見，西巴爾干地區也不例外。如今的金融貸款已超越“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他國家主導的框架，中資企業和銀行在多個領域開展融資和直接投資。

中國在巴爾干半島國家黑山修建巴爾–博利亞雷高速公路由中國路橋工程公司承建、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是“一帶一路”在歐洲南翼的標志性項目。圖源：路透社

與此同時，歐盟自身的對華政策仍不明確。其長期奉行的“合作、競爭、對抗”三元框架，已不再反映歐中關系的實際動態。盡管存在合作案例，但起主導作用的主題是競爭，有時甚至是對抗。這一轉變尚未完全融入歐盟的政治話語或正式政策聲明中，成員國之間在如何定義和處理對華關系上仍缺乏共識。

然而實際情況是，歐盟已在采取一系列法律工具應對中國的相關做法。近年來，這些工具的使用頻率顯著增加，標志著互動中的競爭邏輯穩步上升。這些工具雖仍顯零散，但都指向多個領域日益加劇的對抗。“對華限制性條款”的制定，與西巴爾干國家的入盟談判正同步進行。

盡管歐盟機構在這兩個進程的定義中處于主導地位，但各成員國也在施加影響。尤其是歐洲議會，定期監督并通過關于中國在東南歐行動的決議，且往往比歐盟委員會持更為強烈的批評態度。

此外，“對華限制性條款”的制定是在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的，美國也參與其中——包括美歐、以及美國與西巴爾干國家之間。目前，由于美國對華政策不明確，且現任美國政府傾向于交易導向、忽視安全考量，這一進程變得更為復雜。這些困難導致歐盟在與西巴爾干國家的入盟談判中，未將中國相關考量納入其中。

鑒于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僵局、非自由主義的常態化，以及與非西方行為體交往的眾多機會，該地區的精英階層日益面臨“政治一體化”與“政治機會主義”的兩難選擇，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他們更傾向于后者。

報告原題目為“Eyes wide shut: How to read China’s playbook in the Western Balkans”，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所刪減。

編譯｜姜心悅 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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