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中國，居民生活成本是決策的核心考量之一。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強大生產力支撐下的超大規模經濟，極大降低了工業制成品價格，注重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務進一步降低了生活成本。負面性在于通脹很難漲上去，經濟遇冷的時候，需要想盡辦法才能擺脫通縮。

在對物價的看法上，決策層與市場機構看法差異巨大。溫和通脹當然是最好的，但在快速通脹和通縮之間，決策層顯然把低物價當成巨大的政績，比如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保持物價總體穩定”，2025年兩會確定的年度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之一還是物價穩定。

在具體施政上，很多政策就是奔著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去的。

比如“菜籃子工程”、普惠的全民醫療養老社保體系、財政兜底的房屋安全管理等等，這些已經說了很多次了，不贅述了。

與大眾關系最緊密的就是水電氣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電價：

居民電價已經20多年保持5毛一度，只是在采取階梯電價后，達到二三檔會有大幅提高，但一個家庭能夠每年用2000度以上電，顯然電器設備使用達到相當水平，多收錢也是應該的。

目前，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居民電價低于工商業電價的國家，這是不符合基本市場經濟規律的。因為工商業用電多、更集中，向這些用電大戶供電，電網建設和管理運營的度電成本更低，而且作為電網，需要更關注用電大戶的需求；反而是居民用電，零零散散，成本高得多，更應該加價供應。比如在菲律賓，最貧窮群體的度電價格反而是最高的。

當然，能夠長期保持居民用電價格穩定，關鍵是全球最強的電力基礎建設，持續降低電力生產成本，隨著新能源的壯大，電力資源幾乎沒有上限，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消納難題。

但水和氣就不一樣了，有限資源壓力下，成本不斷抬升，迫切需要進行市場化價格改革。

氣價。

2013年開始的天然氣價格市場化改革，針對的是非居民用氣。

2023年發改委發布上下游順價政策，要求全國地方政府執行天然氣上下游價格聯動機制，目的是推動終端銷售價格與上游采購成本聯動。但這一機制被采納的很少，有的地區雖然報告已經建立聯動機制，但沒有實際落地。

主要是地方政府不允許城燃公司根據市場價格波動進行順價，長期壓制天然氣價格，導致城燃公司售氣價格低于購氣成本，出現倒掛。

既然是地方政府限制漲價，那理應提供補貼，但財政又極為緊張，拿不出錢來，所以還是以工商業高氣價補貼居民供氣虧損，城燃公司資金不足也影響了供氣安全升級。在這一背景下，2024年三中決定提出“優化居民階梯氣價制度”，基本延續用電的思路，針對收入顯然更高的家庭用氣大戶。

相比電和氣，自來水就是各地政府最頭疼的了。

水價：

自來水在國外是非常優質的投資項目，穩賺不賠，畢竟不用電、不用氣，總得用水吧。入世后，2002年國家開放城市水資源項目建設運營權，外資集中投資中國自來水業務，采用溢價并購迅速控制部分市場，之后帶來了水價暴漲和水質問題，于是國家開始限制水價、收回經營權，用土地財政收益補貼全民。

而隨著水網更新、水質要求提升，自來水處理成本大增，導致財政壓力越來越大。國家一直希望推動自來水價格上漲，最起碼能夠覆蓋多數成本，主要是污水處理費標準調整的問題。

在這里簡單科普下，中國居民水費主要由基本水價、污水處理費、水資源費構成，基本水價比較穩定，水資源費體量相對小，目前成本壓力最大的就是污水處理費。

污水處理成本上漲是一方面，更大頭的是目前自來水管網建設與維護沒有納入污水處理費征收范圍，成了財政資金支持的公益項目。想想看現在的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自來水管網更新就面臨很大困境，可見管網更新維護的成本有多高。

所以目前一些地方探索廠網一體化，把管網建設和維護同自來水廠項目捆綁，推動污水處理廠有更大動力去改善管網，降低污水處理的成本。

但這仍然解決不了自來水價格太低的問題，目前中國水價、污水處理費等無論從絕對值還是人均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上，都遠遠低于國際水平。這是有數據支撐的，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給出了居民水價承受能力的基準范圍，標準是相對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世界銀行認為是3%到5%，美國標準是2.5%，紐約、倫敦等國家大都市是1%。

而中國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在內的36個大中城市，人均年水費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0.42%。

國家政策支持甚至要求地方漲價，比如2015年出臺《關于制定和調整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了居民最低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城市居民每噸不低于0.95元，但目前全國超過三分之一城市低于10年前的這一最低標準，達標的六成也不過是踩線達標，比較發達的36座大中城市，污水處理費平均也只有每噸1.03元。

根據測算，如果把管網也包括在內，全國范圍內污水處理全成本計算最低每噸2.5元。按照這個標準，假設所有人都按時足額繳納自來水費，僅2023年全國生活用水總量為909.8億立方米，財政就需要補貼1400多億元，實際補貼規模更高。

隨著環保要求提升和管網老化，處理成本就更高了，全靠財政撐著。

所以不要再覺得土地財政是政府把錢吞掉了，抱怨國家收了土地出讓金，然后搞得房價這么高，現在還要求掏錢搞房屋中期維護。實際上，土地出讓金能夠被地方政府靈活使用的部分并不多，大頭直接轉換為了房地產開發項目周邊的配套設施建設以及城市設施維護，剩下的還要用于包括水電氣等在內的公共事業補貼。

剛進城的農民可以抱怨土地出讓金，但所有城市居民，都是土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無論是否享受到了房價上漲帶來的資產增值。甚至可以說，越是收入低、資產少的，政府財政補貼對個人生活的重要性越大。

現在問題是，土地財政搞不下去了，地方政府沒錢了，短時間內還可以拆了東墻補西墻，到處籌資來補貼自來水等公益服務，以后怎么辦？

這也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2025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完善價格治理機制的意見》，提到健全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公用事業價格機制，優化居民階梯水價、電價、氣價制度等。

漲價制度容易制定，關鍵如何讓全民接受呢？又如何通過價格改革推動社會治理進步？

正如小鎮本周在《》分享的，政府兜底當然是大好事，但負面作用是導致社會運行成本不斷上升，而這個成本由政府承擔，政府的錢從哪里來的呢？

總是想著大不了政府兜底，也導致很多問題的解決陷入困境，市場、社會、居民力量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成了深層次改革的阻力。

這一點并不奇怪，正如小鎮此前分享的《》。比如自來水、物業費，從長期來看，需要建立一個健康的調價模式，這才能保證服務的可持續，滿足更好的生活需求，但是短期，一說漲價，就群情激憤。

這就是人性，如果一開始就沒給，也就罷了；但一旦給了，后來停了，那反而成了深仇大恨。

而保持低物價，又是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的基礎。

這不僅僅是執政的基本理念，也是現實需要。

中國作為百廢待興的后發展國家，自建國開始就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內部也需要徹底改變貧困面貌，那么就必須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集中資源完成工業化體系建設。

經過前三十年的艱苦建設，中國擁有了初步的工業化體系，奠定了后來崛起的基礎。比如20世紀70年代中國化肥工業快速發展，尤其是合成氨工業極大解決了氮肥供應問題，這才帶來了之后的糧食產量大增。

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仍然需要解決發展問題，所以延續重視投資的發展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控制居民生活成本，把穩定基本生活物價作為保障社會大局穩定的壓艙石，物價穩定也成為重要的政績顯性指標，這也成為后來度過幾次價格危機的關鍵。

在“先富”時代，物價如果上漲，會極大影響到廣大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于是“穩定壓倒一切”就格外體現在水電氣等公用事業價格上。也正是在這一局面下，基于穩定物價、改善生活、發展產業等綜合考慮，1988年提出“菜籃子工程”，起初主要是為了保障城鄉居民副食品供應，后來不斷發展壯大，納入了肉蛋奶水產水果等各種產品。

中國工業現在很強大，但實際上，中國農業的優勢更大。

好處說了，就得說壞處了。

長期依靠政府兜底和管控的低生活成本，無形中塑造了居民乃至全社會對政府和基層組織的穩定預期，把解決各種需求的期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非依靠自身主動作為去改變，這就為后續深層次改革帶來了巨大阻力。

阻力就來自居民到底是站在消費者還是公民角度看待社會問題。

比如在公共事務參與上，調整物業費、水電氣價，往往會聽取意見、組織聽證會，但是之所以組織調價聽證，本質就是因為現在的價格無法覆蓋成本，目的當然是希望與居民達成共識，確定一個能夠覆蓋成本的合理價格，然后居民可以提出其他訴求。

但站在消費者角度，追求的是個人效用最大化，對于水電氣物業費等最關注的就是價格是不是最低，對于這項服務是否能夠長期維持、質量能否保證以及隱形的成本由誰來承擔等等問題，并不在乎。

于是任何調價聽證會，無論調價多么合理，都很容易引發居民的強烈抵觸。說一千道一萬，漲價就是不對，國家憑什么不管。

但國家兜底，錢來自哪里？

總是說納稅人養活了國家，按照這一主張，國家兜底的錢就來自納稅人。從居民角度，對價格最敏感的往往個人直接支出，于是會對水價上漲導致每月支出多了幾元感到憤憤不平，但對維持低水價背后的巨額財政補貼卻缺乏關注，更不會去問責憑什么補貼這么多？

從政府角度，推動公共事業市場化價格改革，這就是深層次改革，一定要把民眾引入進來進行監督。畢竟建立了隨行就市的價格調整機制，相關企業就必須建立公開透明的機制，接受居民的監督問責。這要比依靠政府補貼，更能限制某些腐敗行為。

但習慣了低物價，居民又缺乏公民意識和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就導致大多數地方只能繼續想辦法用巨額財政補貼維持表面低價，能拖一時是一時，把改革任務一再后移，這又進一步延緩了公民理性和責任意識的成長。

公用事業領域的改革就陷入想改不敢改、不改扛不住的困境，如何破局，是未來一大難題。

難就難在：如何在繼續維持低生活成本基礎上，解決上述難題。

目前看，黨建引領，慢慢培養基層自治能力，幾乎是唯一路徑，已經成為社會工作的重點，也是未來改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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