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現在可以說真的是“人人喊打”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都開始展開了一場對印度簽證的“拒絕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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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越來越難走的出國路,印度人終于醒悟了,只不過這個“醒悟”可不是朝著好的方向去的,反而是越來越極端和瘋狂了。
為什么世界各國都在拒絕印度?為什么說印度人醒悟后更瘋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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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席卷全球的“印度簽證難”風暴正愈演愈烈,但這遠非幾個國家調整入境政策那么簡單,其背后是一場信任的崩潰,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零星的個案,而是一張無形的、正在收緊的全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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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印度申請者而言,“留學”的教育光環早已褪去,用一個簡單粗暴的“潤”字來表示再適合不過了,求知不再是目的,一張通往發達國家的入場券才是,為了拿到這張券,他們普遍瞄準那些門檻低、學費便宜的學校,純粹將其作為移民的踏板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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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造假還停留在小作坊階段,偽造一下銀行存款證明應付一下資產審查,當需求形成市場,事情開始變得不可收拾,一條“造假產業鏈”應運而生,在加拿大,官方發現的虛假錄取通知書數量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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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3年的1550封,到了2024年,在新的驗證系統下檢測出的可疑信件竟然暴增至超過1萬多封,這是規模化、專業化的流水線作業,在印度國內,市場上甚至公然出現了教授如何規避審查、如何包裝材料的“通關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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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服務細致入微,他們會教唆申請人,甚至是小孩子,一遍遍背誦虛構的家庭背景和故事,只為騙過簽證官的面試,信任的破壞并未在拿到簽證那一刻停止,對這些以“潤”為目的的人來說,申請成功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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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澳大利亞剛落地、拿到簽證,轉頭就從學校退學,消失在體力勞動市場,更有甚者利用東南亞國家的落地簽政策,將其作為非法中轉站,入境后更換證件,伺機前往歐美,這些行為讓本就脆弱的信任,一斷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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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貓鼠游戲在不斷升級,欺詐手段也進化得更加隱蔽和專業,他們會將虛假信息巧妙地混入真實的記錄中,真假難辨,這迫使各國審核方不得不投入海量資源進行甄別,最終疲憊不堪的系統只能選擇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對整個群體豎起高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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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欺詐行為累積到臨界點,接收國的反應必然會從處理個案升級為風險防范,這不是歧視,而是基于慘痛教訓面前的一種自我保護,一道“信任壁壘”在全球范圍內悄然升起,無差別地影響著每一個來自印度的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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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是不會說謊的,加拿大給出的數據最為驚人,就在今年八月,針對印度學生的學簽拒簽率達到了駭人的70%,要知道,就在兩年前,這個數字還只是30%左右,作為參照,同期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拒簽率僅為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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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請加拿大簽證的印度人數量,也從近兩萬人驟降到不足四千,不只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的報告也顯示,印度留學生群體的簽證違規率在所有國際生源中高居榜首,曠課、不打招呼就轉學等行為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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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官方數據同樣指出了一個頭疼的問題,印度公民的非移民簽證逾期滯留現象異常突出,這些跨越國界的數據共同為收緊政策提供了鐵證,于是,一張全球性的“戒備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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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陣營的加拿大和美國紛紛提高審核門檻,哪怕是印度頂尖學府印度理工學院的文憑,如今也無法保證能輕松獲得一個美國簽證的面試機會。在大洋洲,澳大利亞不僅降低了簽證通過率,還對部分院校直接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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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聯系緊密的東南亞也開始警惕,新加坡計劃從今年起加強對印度游客的資產審查,馬來西亞則早已提高了對印度商務簽證的材料核實標準,這已然成了一個國際共識,這場全球性的戒備中,最大的代價由那些無辜者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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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懷揣求學夢想、認真準備材料的學生,發現自己被卷入了一場無妄之災,當“INDIA”的國籍標簽本身就意味著高風險時,個人的信譽被集體的污點所掩蓋,誠實和守規矩的價值被嚴重貶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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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國其實也陷入了兩難,大量偽裝成學生的勞動力涌入,給當地的住房、醫療和公共交通帶來巨大壓力,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而像加拿大一些高度依賴國際生源的院校,正面臨著學生流失甚至倒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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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經濟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艱難博弈中,各國政府最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后者,開始強調留學的“質”,而非“量”,可以預見未來的審核只會更嚴,面試、背景交叉驗證可能會成為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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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世界信任的崩塌,印度的反應卻走向了一個奇怪的方向,他們似乎“醒悟”了,但這種醒悟并非導向自我反思,反而陷入一種將責任推給外界、甚至將違規行為合理化的危險邏輯里,這無疑是在為本已失火的房子澆上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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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上的主流聲音,不是反思為何誠信會失守,而是將矛頭指向外部,有人將其歸咎于“歐美的雙重標準”,翻出“歷史舊賬”來論證自己被不公對待,更有甚者拋出了“中國在背后搞鬼”的陰謀論,認為這是為了孤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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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氛圍下,少數呼吁大家遵守規則、反思自身的理性聲音反而會在網絡上遭到圍攻和謾罵,所謂的“醒悟”,更多體現在策略的調整上,既然這條路不通,那就換條路,申請者們并沒有因此反思自己的問題,而是掉頭去尋找其他國家的政策“漏洞”。
留學中介的反應更是迅速,他們立刻打包推出了針對英國或歐盟國家的移民新方案,在一些人眼中,“鉆空子”非但不是不誠信,反倒成了一種值得炫耀的“生存智慧”,更有媒體在報道時對那些“鉆空子”失敗的申請者報以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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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不解的是官方層面的態度,印度政府不僅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去打擊國內猖獗的黑中介和造假產業,反而對外擺出強硬姿態,要求他國放寬簽證門檻,他們的理由是“大國國民理應享有出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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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只向外施壓、不向內問責的做法,讓人們更加“低看”印度,其實,這場危機的根源在印度國內,本科錄取率不足30%的殘酷競爭,迫使大量年輕人將出國視為唯一的出路,然而官方和社會并沒有將精力投入到疏解內部矛盾上,而是放任了這種向外轉嫁壓力的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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