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湖南桑植縣的山路上,一隊人正往樵子灣村走。走在中間的是開國中將廖漢生,他穿著便裝,頭發已有些花白,腳步卻很穩。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回鄉休假,身邊的縣干部和陪同人員都想著,得找個像樣的地方讓老將軍吃飯,最好去公社食堂,干凈又體面。
可走到一戶土坯房前,廖漢生卻停了腳,指著房門說:“就這兒吧,今天在這家吃。”
縣干部愣了,趕緊上前勸:“老將軍,這房子看著簡陋,要不咱們去公社?那邊都準備好了。”旁邊的工作人員也跟著附和,誰也沒把這普通農婦家跟將軍扯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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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生卻擺了擺手,語氣很堅定:“不用,就這兒。她是我女兒。”
這話一出口,所有人都驚住了。眼前這戶人家的女主人,叫廖春蓮,就是個長年在地里干活的農婦,怎么會是開國中將的女兒?
廖春蓮聽見動靜,從屋里走出來,看到廖漢生,眼神里又怯又澀,沒敢上前。廖漢生看著她,眼眶慢慢紅了——這是他和肖艮艮的女兒,是他欠了半輩子的孩子。
思緒一下子拉回幾十年前。廖漢生還記得,自己不到十歲時,父親廖蘭湘跟賀龍請假,要回家給弟弟訂婚。賀龍當時就笑著說:“那我也給漢生做個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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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賀龍剛帶隊伍路過廖家所在的村子,村民們見這支隊伍不搶東西、步伐整齊,都圍在田埂上看。別的孩子見了穿軍裝的都跑,只有廖漢生站在原地。賀龍走過來問他:“你是誰家的伢子?膽子這么大。”他答“廖家的”,報出父親廖蘭湘的名字,賀龍當場就夸“好樣的”,把他的名字記在了心里。
后來賀龍說的媒,就是自己二姐賀戊姐的女兒肖艮艮。兩家一拍即合,不滿十歲的廖漢生就跟肖艮艮定了親。1929年,兩人在游擊隊里成了親——那會兒打仗忙,沒什么儀式,只湊著戰友的祝福吃了頓糙米飯。
婚后沒滿一個月,敵人就來“清繳”。肖艮艮懷著孕,跟著隊伍在山里鉆巖洞,后來陸續生下一兒一女。帶著孩子打游擊太危險,廖漢生只好讓母親把妻兒接回樵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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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穩日子沒幾天。1933年,叛徒出賣了游擊隊,敵人連夜偷襲。廖漢生從夢里驚醒,只來得及喊“快跑”,就拿著槍沖出去掩護。等戰斗結束,賀龍的兩個姐姐賀民英、賀戊姐都沒了,肖艮艮和兩歲的兒子也被擄走了。
廖漢生跟著紅軍轉移,后來聽說母親花錢把妻兒贖了回來,可沒過多久,他就隨紅軍長征了。長征路上,他得知兒子夭折的消息,心如刀絞卻不敢回頭——他是師政委,不能影響隊伍士氣。
再后來到了陜北,他托人打聽肖艮艮的下落,傳來的消息都說“被敵人殺了”。1942年,賀龍的警衛員、肖艮艮的弟弟肖慶云也這么說,他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后來在賀龍介紹下,他跟白林結了婚,有了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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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么也沒想到,肖艮艮沒死。1949年全國解放后,肖艮艮聽說賀龍在四川當“大官”,偷偷寫了封信。賀龍收到信又驚又喜,趕緊把她接到身邊,還打電話給在青海的廖漢生。
兩人在西寧見面那天,肖艮艮哭了,廖漢生也紅了眼。可話到嘴邊,只剩一句“艮艮,這么多年你還好嗎”。肖艮艮點點頭,沒多說什么,坐了會兒就走了。后來他才知道,當年敵人沒敢殺她,把她賣到了外鄉,逼她再嫁了人。
60年代中期,肖艮艮去世的消息傳來,廖漢生躲在屋里哭了很久。他總覺得,是自己對不起她,沒能護住她和孩子。
如今站在女兒廖春蓮家,看著屋里簡單的桌椅,廖漢生心里更不是滋味。廖春蓮端出飯菜,指著身邊的老人說:“這是我爸爸。”廖漢生跟著重復“哦,這是我爸爸”,聲音里滿是酸楚——女兒從小沒跟他生活,連一聲“爸爸”都喊不出口。
吃飯時,廖漢生不停給廖春蓮夾菜,話不多,卻句句都問她過得好不好,地里的收成怎么樣。臨走前,他拉著女兒的手說:“安心在農村,別向國家伸手,別給縣領導添麻煩。”
后來縣政府想把廖春蓮安排進縣城工作,廖漢生知道后,立刻寫信制止:“就讓她在農村吧。”他總跟身邊人說:“我們是跟賀老總出來的,不能給賀老總丟臉,絕不能揩公家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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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廖漢生再回樵子灣。這次剛進門,廖春蓮就迎上來,輕聲喊了句“爸爸”。就這兩個字,讓廖漢生笑出了眼淚,吃飯時嘴角就沒放下來過。
再后來,廖春蓮就真的一輩子守在山里當農民。春天種玉米,秋天收稻谷,跟村里其他婦女沒兩樣。沒人知道她是開國中將的女兒,她也從沒跟人提過,就這么安安穩穩過了一輩子,守著父親留下的那句囑咐,也守著革命年代里一份平凡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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