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調爆出意外結果！25%德民眾盼默克爾回歸，年輕選民最力挺

11月初，德國權威機構Civey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意，有四分之一的德國民眾表示，希望前總理默克爾重返政壇。

這一結果在當下歐洲政治日益保守、民眾普遍對建制派失去信心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不尋常。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任總理默茨的支持率持續低迷。其施政滿意度已降至30%以下。政壇失能、經濟乏力、聯盟內訌，成為德國當下的政治常態。默克爾的“穩定遺產”，反倒成了德國人衡量現狀的標尺。

德國民眾并不只是懷舊，而是在“不確定性時代”的反復沖擊下，試圖從過去的穩定中尋找安全感。

年輕選民成主力

令人意外的是，在支持默克爾“回歸”的群體中，最熱情的并非老一輩，而是年輕人。根據Civey民調，18至29歲的支持率高達33%，而65歲以上的僅有不到20%。這組數據揭示出德國代際心理的明顯反差。

這一代年輕人幾乎是在默克爾的執政時期成長起來的。那是一個就業率高、社會穩定、德國制造業全球領先的時期。2019年德國失業率只有3.1%，而如今，青年失業率已攀升至5.8%。與之同步上漲的，還有生活成本，過去四年，德國房租上漲了23%。

慕尼黑一名大學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即將畢業，卻發現企業大幅縮減招聘計劃，而十年前的學長早已順利進入西門子、博世等企業。這種落差感讓許多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默克爾時代的意義。

年輕人所向往的，并不是某位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而是一種“可預期的生存規則”——穩定的就業市場、明確的產業政策、穩健的外交立場。默克爾執政時期推出的“工業4.0”戰略，如今在AI、半導體等前沿產業上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但是如今德國制造業競爭力下滑明顯，而年輕人正將默克爾執政末期視為“最后的黃金期”。

從地理維度看，城市支持率也明顯高于農村，尤其是在柏林、法蘭克福等都市圈，默克爾的“穩健標簽”更具吸引力。這些地區對能源價格波動、房租上漲尤為敏感，在全球供應鏈仍未恢復穩定的背景下，中產階層對“可控的未來”格外渴望。

綠黨左翼為何倒向默克爾？

另一組引發熱議的數據是：綠黨支持者中超過一半、左翼黨支持者中超過六成希望默克爾回歸。這種跨黨派的支持態度，打破了傳統政治光譜的定義，也暴露出現有政治格局的困頓。

2011年福島核事故爆發后，默克爾在壓力之下推進“棄核”計劃，雖然出發點務實，但從結果看，與綠黨的環保理念高度契合。2015年難民危機中，她提出“歡迎文化”，也贏得了左翼陣營的支持。

默克爾在危機中展現出的務實決策風格，曾打破左右對立，為德國爭取了寶貴的社會凝聚力。如今，當紅綠燈聯盟的矛盾不斷升級，人們自然懷念那種“雖不激進，但能推進政策”的治理能力。

2024年預算案的僵局便是典型例子。綠黨希望提高環保投資，自民黨堅持減稅承諾，社民黨則處于調和兩方的尷尬位置。結果是數字化改革延期、教育預算縮水、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受阻。

民調反映了民眾對效率低下的反感，而非簡單的政治立場轉移。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綠黨和左翼選民的支持，并不意味著他們認同默克爾所代表的整個基民盟路線。這種“分拆投票”心理日益普遍：在環保、移民、人道主義等單議題上，他們認可默克爾的處理方式，但并不希望德國全面向傳統保守政黨回歸。

反倒是基民盟本身的支持者對默克爾態度冷淡，僅28%表達支持。青年聯盟主席甚至公開批評其“過于留戀過去”，認為重建政黨信譽的關鍵在于“去默克爾化”，推動數字經濟改革和現代化轉型，而非繼續依賴個人光環。

默克爾陰影與德國前途

德國當前面對的是整個國家能否完成一場復雜且艱難的制度性調整。經濟轉型，社會撕裂，政治結構低效，這些問題早已超出個人能力所能解決的范圍。

2023年，天然氣價格同比上漲40%，巴斯夫等化工巨頭減產或轉移產能至海外。德國對俄能源依賴的代價，在俄烏沖突后徹底暴露出來。默克爾時期對俄合作雖然短期有效，但也為今天的能源困局埋下隱患。

如今德國想要轉向綠色能源，面臨的卻是投資不足與技術短板的雙重難題。芯片廠建設、氫能源推廣、AI立法推進，每一項都需要巨額財政支持。但現實是，政府預算緊張，債務壓力上升，財政空間被嚴重壓縮。

與此同時，社會撕裂愈發明顯。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在東部多地支持率突破30%，反移民情緒持續升溫。默克爾時期的難民政策在道義上無可厚非，但現實中并未完成教育、住房、就業等資源的有效整合，導致社會矛盾不斷積聚。

德國當前需要的，是一套精細化的治理方案，而非再靠一句“我們能做到”來凝聚共識。既要安撫本土中產的焦慮，也要為移民群體提供實質性的融入機制。否則，極端主義將進一步撕裂社會。

紅綠燈政府的低效運作，也在加劇民眾的不滿。根據德國議會數據，現政府年均通過法案數量比默克爾時期少了15%。核心問題在于三黨聯盟在關鍵議題上分歧嚴重，無法形成穩定共識。政治制度的遲滯，正成為德國改革的最大障礙。

法國媒體提出設立“重大事務委員會”以打破現有僵局，讓跨黨派協商成為制度化手段。這雖然不一定適用于德國，但反映出歐洲普遍面臨的治理困境：個人領導力固然重要，但制度創新才是根本出路。

這場關于默克爾“回歸”的討論，本質上是一面鏡子。鏡子照出的不是她個人的政治生命力，而是德國社會對當前現狀的不滿與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當下的核心命題，是如何在轉型與穩定之間找到平衡。在能源獨立方面，德國必須加快北海風電等可再生能源項目；在產業升級上，需要通過立法為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關鍵領域提供政策護航；在社會整合上，移民技能培訓等務實路徑比政治口號更有價值。

德國唯有走出“后默克爾焦慮”，才能真正建立起不依賴個人魅力的制度治理體系。這不僅關乎政策效率，更是一個國家成熟與否的象征。

默克爾的真正遺產，或許不在于她是否回歸政壇，而在于德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在沒有她的時代繼續前行。國家不能永遠停留在過去的影子里，唯有面向未來，才能贏得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