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盂”、“□”諸地地望考察為中心（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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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卜辭田獵點地地望尋繹

地安在，同樣可以遵循上述思路推定。在具體討論前，有必要談談商周車馬及軍隊行進速度問題，以為相關卜辭地名地望推測提供依據。

古人有“師日行三十里”之說，很多學者以此數來推斷商周出土文獻資料中古地名間的距離。不過這個說法似過于保守。事實上，傳世典籍中還有“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之辭，說明古人的行進速度并非刻板劃一。例如《荀子·大略》：“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贈及事，禮之大也。”《禮記·奔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詩經·大雅·靈臺》孔疏引公羊說：“諸侯當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戰國秦漢時期的百里，大致相當于今天的44公里，而50里則合今22公里，30里只有今13公里略強。當時日行百里，大概是奔喪之類特殊情況下才有的速度。客觀地說，作為中間數的日行五十里，或相對常見，也可能就是戰國秦漢做事趕路的一般速度。至于古人強調的師旅“日行三十里”，殆出于穩健與安全之考慮，而且也是戰國秦漢以后才有的事情。戰國以降，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輜重糧草需求量大增，軍隊的行進速度因此受限。若趨利冒進，糧草軍需無法保證，戰士安全無從說起，取勝也就成為奢談，即所謂“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但若以“三十里”為標尺，去推算商周卜辭、金文資料中所見古地間的距離，無異于削足適履。僅就上引公羊之說言，諸侯前赴時臺與囿臺，其最終目的是“以觀四時施化”與“鳥獸魚鱉”，整個過程中，還需舉行祭祀之類的儀式，而往返途中所占時間，只是一天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倘若一心趕路，每日行程斷然不止“朝行暮反”的區區“五十里”，更不必說“三十里”。

對于商周軍旅日行“三十里”之說，現代學者早已不盡認同。例如松丸道雄認為商代車馬半日內的最大行程為20公里。宋鎮豪也曾據卜辭推測說，當時馬車行進速度大致在每日30余公里。兩位先生的觀點較“師日行三十里”之說合理許多。在此，還有一些具體例證可資利用。《史記·齊太公世家》：

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立之，是為桓公。

魯都曲阜至齊都營丘，直線距離為180公里左右，若繞道歷城，則差不多有240公里，設若《史記》“行益遲，六日至齊”是史家實錄而非文人刻意渲染，則公子糾等人的行進速度至少在每天30公里以上。如果考慮到古時道路不免曲折蜿蜒的實情，則實際行進速度必定還得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這還是行動遲緩而導致的結果，故將之視為商周軍隊行進的正常速度，或許可以接受。

又如上博簡《容成氏》簡50—51云：“武王于是乎作，為革車千乘，帶甲萬人，戊午之日涉于孟津，至于共、續之間，三軍大范。”據此，周人大軍是在戊午日渡過孟津，這與《史記·周本紀》所載“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同。眾所周知，牧野之戰是在甲子日的清晨發生的。這就是說，周人陳師牧野至遲是在癸亥日晚上，故從孟津抵達牧野最多用時6天。今孟津至淇縣直線距離殆有200公里，而實際道路當然不可能是毫無曲折的兩點一線，所以，周人當時的行進速度至少是每日35公里以上。

上述事例說明，以師行“三十里”為準繩探究商周古地名地望，恐不可盡信。殷商與西周時期的行軍速度，比較合理的數字應為40公里左右，倘若遇到緊急情況或路況良好的情形下，可能會達到“奔喪百里”的速度。尤其是田獵行動，斷然不能以某數為限，必須日行幾許，被追逐的獸類恐怕是無法遵循人類的規則的。在戰爭狀態下，行進速度亦會據實情而定。

商周行進速度這一前提既明，我們便可以討論卜辭剪地之地望了。殷墟卜辭中與剪地相關聯的地名同樣不少，主要有、盂、、、門、榆、、、異、、、、宮、敦與就等15個，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恐怕還數、盂二地及滴水。今舉一版渣、劈對貞的卜辭材料，以便確定地大致方位。例如：

丁丑卜，翌日戊王其田，弗擒。引吉。

田，亡災。擒。引吉。

于壬田，亡災。引吉。（《屯南》2739，無名組）

從行款推斷，上引第一、二兩條為對貞選卜關系的占卜記錄，是說：在丁丑日占卜，第二天戊寅日商王外出田獵，究竟是去地還是地。眾所周知，在齊都臨淄西南近郊，所以作為對貞選卜地的，自然與相去不會過遠，在淄、汶二水流域的可能性較大。當然，若想進一步縮小范圍，還得聯系水、盂地再作細致分析。這樣的材料比較多，例如：

（1）王其田，涉滴，至于，亡災。（《合集》28883，無名組）

（2）王其涉滴，射鹿，亡[災]。（《屯南》256，無名組）

（3）······王其比盂犬古田，亡[災]。（《合集》27907，無名組）

（4）王其田盂，至，亡災。（《合集》28885，無名組）

綜觀上引諸辭可知，商王赴地田獵，需渡過水，有時還會帶上盂地之犬官一并前往。去盂地田獵，則要經過地。水與、盂二地三者間關系之密切，由此而可見一斑。且地似距水不遠，或在水沿岸地帶。我們認為，田過程中所渡之水，殆即征人方過程中所途經的商地附近的河流。理由有二：

其一，殷墟卜辭資料中，畫地之水稱，樂地之水則名濼，成地之水曰，麥地之水謂，這在學界有比較一致的認識，故商地附近之水或亦可稱之為“”。

征人方途經地“商”與周初小臣銘文（《集成》6512）中的“商”，便是春秋時期的鄣邑。鄣邑附近恰恰是先秦時期往來于汶水南北兩岸的重要渡口之所在。例如《春秋經》桓公三年曰：“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杜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其地在鄣邑以東汶水北岸一帶，距鄣甚近，大概就在后文所要涉及的如《英國所藏甲骨集》2525（以下簡稱《英藏》）所記載“商鄙”三邑所處之位置。桓公與齊侯在讙地相會，說明讙地附近一定有可以跨涉汶水的古渡口存在。又《水經注·汶水》云：“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從這段文字大致可推測出，樂正子春之弟子所走路線殆為曲阜→成→鄣或讙→肥城→歷城→臨淄。再則《春秋經》莊公三十年“齊人降鄣”，而魯國則派兵“次于成”，以備齊人南侵，這些記載亦可佐證鄣邑附近有往來于汶水南北兩岸的渡口。其他如西周時期的小臣單、穆公簋蓋（《集成》4191）諸器銘文，亦可作為此說之重要依據。

至晚商時期，又有《合集》24367與36751等材料所載商王從商鄙三邑到索地的行進記錄，不管如何安排商鄙三邑與其上級中心聚落“商”之間的相對位置，結論只能是一個，即商（包括其鄙屬之邑）、索之間的往來，必得橫渡汶水，或者說汶水商邑段附近定然有一個重要渡口。

總之，從晚商一直到春秋，鄣、讙之間乃汶水下游的重要津渡所在，當時往來于汶水南北兩岸的人們，亦習慣于從此地跨涉汶水。所以，我們推測，無名組卜辭“涉”之處，極有可能就是在商邑一帶。由此而論，也即商地附近河流的說法似可成立。當然，更像是汶水流經商邑段的專名，即如古人以“魯濟”稱流經魯境的那段濟水一般。

其二，從商、與地的地望關系作推斷，二者也應有內在聯系。按前引“門綴”第一辭曰：“乙巳卜，在[商貞：]王田殻（），亡[災。獲]兕廿又口。[唯]來征人[方]。”該辭大意是說：乙巳日在商地占卜，貞問商王趕赴地田獵是否順利。最后驗辭一項則記錄田獵成果，說明該日的田獵行動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而“門綴”的第二辭則云：“丙午卜，在商貞：今日步于樂，亡災。”這就是說，在轉天的丙午日，商王欲趕赴樂地，而其占卜地點依然為商。不難發現，商王在乙巳日于地田獵行動結束后，便返回駐蹕地商。可見與商相距最多半天里程，也就是2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此中所體現出的商、間的里程關系，恰與無名組卜辭屢言“涉滴，至射”、“涉，射鹿”之情形有所吻合。

與征人方經由地商、以及商地附近之河流滴水的關系既然已大致清楚，倘若能夠推知商地具體地望，則地位置也就約略可求。反之亦然。

對于卜辭中作具體地名使用的專名“商”，在其地望問題上過去有種種不同見解，其中以安陽（或以安陽為中心的王畿地區）、商丘二說最為著名。前面《屯南》2739已提到，地去魯北瀘地不遠，故距僅有半日行程的商地，自然不可能遠在今河南安陽或商丘一帶。王恩田又提出泰安道朗之新說，應是一種比較合理的意見。當然我們認為，商邑具體地望還可略予南移，把它放在汶水流域下游，與《春秋經》莊公三十年“齊人降鄣”之鄣（今山東東平縣接山鎮鄣城村一帶）作聯系，或許更穩妥些。下面將就鄣邑說作出更為細致的補充論證。

要落實王步卜辭途經地商即《春秋經》鄣地的說法，首先得有幾個既與商地關系密切，同時又能起坐標作用的卜辭地名。就現有材料言，像樂、索、杞三地，就非常合適。目前學界比較公認的意見是：索在兗州山區李宮村一帶，杞位于新泰境內。這些看法，乃是以商周時期的有銘青銅禮器等出土材料為主要依據，并參照先秦文獻相關記載而獲得，可信度自然較高。至于樂地所在，過去分歧同樣較大，但以今商丘附近（商丘之北或東南方）之說最為流行。不過，新近研究者認為是在今濟南歷城，似更為可信。因為前文已舉例說明，樂地去喪僅有一日行程，而喪地去瀘大致亦有一日行程，并且在今臨淄以西這點又比較清楚。所以，以津地為基準，逆推樂地所處范圍，相應結果自然比較可靠。而《春秋》經傳所載齊魯之間的濼地（今濟南歷城一帶），東去今淄博地區大概有80多公里路程，且這一路線又正好是商代魯北重要交通線，其地勢甚是平緩，適合車馬快速行進，故相對而言，恰是一種合乎情理的選擇。有了杞、索、樂三地為坐標點，東土商邑便已基本可辨。因為據卜辭記載，商邑處于杞、索與樂之間，北距樂三日，其邊鄙邑落則東去杞地一日，而另一個邊鄙邑落雷（或稱“丘雷”）與其西南方向的索地相距一日，按照日行40公里左右的速度估算一下，商地所處落的位置便可大體確定。倘進一步結合傳世文獻及商周金文資料中的信息，汶水下游中段的鄣邑，自然成為首選之地。

前引“門綴”第三辭有云：“己酉卜，在樂貞：今日王步于喪，亡災。”結合此前第二辭可知，商王于丙午日在商地占卜前往樂地，而第四天的己酉日又在樂地占卜趕赴喪地是否順利，說明商、樂之間有三天行程。此外，《合集》36900事實上與作為王步卜辭的“門綴”第二、第三辭，在內容上是相互關聯的，也即可與《合集》36549、36550、36553諸卜夕卜辭相遙綴，大概位置是在卜夕龜版的左甲橋附近，而其辭則曰：“戊申[卜，在]樂[貞：王]今[夕亡咎]。”這就是說，商王丙午日從商地出發，于戊申日抵達樂地，并在該日傍晚占卜當晚安營扎寨之休咎。由此也進一步證明商王從商邑到樂這一段，應該走了三天。

不僅如此，從相關的王步卜辭記載推測，商邑又介于杞、索之間，例如：

丙戌卜，在：今[日]王步于[香]，亡災。

庚寅卜，在香貞：王步于杞，亡災。

壬辰卜，在杞貞：今日王步于，亡災。

癸巳卜，在貞：王于，往來亡災。于白（次）北。

甲午卜，在貞：王步于（索），亡災。（《合集》36751，黃組）

依照上引卜辭后三條記載，商王壬辰日在杞，癸巳日在，說明杞、二地一日內便可抵達。到甲午日，商王又從地出發，前往索地。雖不知從到索所費時日究竟幾何，但由此足以表明，位于杞、索之間，而商王的行進路線又是自東向西。后面我們還會根據卜辭材料談到，乃商地之鄙邑，故該地似可約略等同于商邑，或至少可以說，它離商邑不遠。

出組卜辭中還有一版連續4天占卜的記錄，可用于推斷商地與索地之間的大致距離，其辭曰：

壬午卜，[行]貞：今夕亡咎。在[正]月，在丘雷卜。

癸未卜，行貞：今夕亡咎。在正月，在丘雷卜。

甲申卜，行貞：今夕亡咎。在（索）卜。

[乙]酉卜，行[貞]：今[夕]亡咎。在（索）卜。（《合集》24367）

這是一版與王步卜辭相關的卜夕卜辭，也即商王行進至某地時為當晚安營扎寨的休咎作占卜的文字記錄。其中癸巳日的占卜地點在丘雷，而轉天甲申日的占卜地點則在索。可見自丘雷至索，一日之內便可抵達。而出組卜辭中的丘雷，也就是黃組卜辭中的雷地，即如索又可稱丘索、商可稱丘商。

又據黃組卜旬卜辭記載，與雷均屬征人方經由商邑的鄙屬小村落，例如：“癸巳卜，在、雷、季（?）商鄙，永貞：王旬亡咎。唯來征人方。”（《英藏》2525，黃組，龜版）類似記載亦見于《甲骨文合集補編》11232，此中所提及的、雷、季（?），即為地方中心聚落商的三個鄙屬之邑，其性質相當于當時中心聚落周邊的農村基層聚落，它們與中心聚落的間距一般不會超過半日行程。所以，、雷二地，大致可等同于其上級中心聚落商。由此，商邑與樂、杞、索三地的行程關系就非常清晰了。

春秋時期的鄣，屬《漢書·地理志》之東平國，據《水經注·汶水》記載，汶水“西南過東平章縣南”，可見鄣位于汶水之北岸，大體相當于今東平縣接山鎮鄣城村一帶。從鄣到樂（今濟南歷城附近）直線距離為90公里，實際距離當然會更長一些。而這一泰山以西區域，其地貌屬于山前平原與河流沖積平原，以地勢平緩見著，頗適合車馬行進，故以日行40公里的速度，在三天之內抵達應該是比較輕松的。同時，鄣與東邊的杞（大致在今新泰西境）差不多有60公里距離，該區域為東高西低的平原地帶，故從東面的杞地出發，沿著汶水順勢而下，一天時間大概便可抵達鄣邑所統轄區域的東境。鄣邑距其西南方向的索（今兗州山一帶），大概有30多公里路程。這與卜辭所揭示的商、樂、索、杞四地間的里程關系基本符合。由此足見，將征人方卜辭中的經由地商邑，與汶水下游中段北岸的鄣地相聯系，可能是一種比較穩妥的選擇。

再則，商、鄣二字古音相通，古文獻中有其例證，如“”又作“章”或“柳”，故讀商為鄣或讀鄣為商均無問題。先秦魯國轄境古稱“商奄”（或“商蓋”）之地，其中曲阜稱奄，而商之所指亦當在魯國境內，鄣恰恰位于曲阜之北、泰山以南，與“商”之稱，亦相契合。

倘若征人方卜辭之商邑即《春秋》鄣地之說不誤，那么附屬于商的、雷、季（?）三邑有可能就在它的東面，今暫將之標注在春秋時期的讙地附近。距商半日行程的，其地望亦基本可以求得：它應坐落在以鄣邑為中心、以20公里左右的距離為半徑的圓周范圍內。而從商（）、、盂三地間的方位關系判斷，當在商邑之北、盂地之南，也即汶水下游北岸一帶，基本處于春秋時期“汶陽之田”的區域范圍。它和魯北地，一南一北，隔原山相望，與《屯南》2739、對貞卜選適相吻合。至于滴水，極有可能是汶水流經商邑段的古稱。也正是由于征人方卜辭所記商地與樂、杞、索間的里程關系的確定，故影響學界已久的、以征人方途經地商邑為立論依據的河南商丘說，自然失去其合理性。

總之，晚商田獵卜辭中的孟與，基本坐落在今汶水流域范圍內，其中盂地在泰山山脈東南麓的汶水上游一帶，比較接近于“龜陰之田”，而地則在汶水下游北岸“汶陽之田”附近。這一區域，恰恰就是春秋時期魯國的主要田獵與農作混合區，據《春秋》經傳記載，魯國的苑囿與具體田獵活動，多在該區域內舉行，亦可視作一種歷史慣性。既然田獵地盂在泰山東南麓，所以，以之為中心的商末田獵區，自然亦在泰山周邊，我們暫以“泰山田獵區”稱之。

三

《春秋》經傳蒯聵“獻盂于齊”與鄭國“泰山之祈”

據《左傳》定公十四年記載，衛太子蒯聵將衛國的盂邑獻給齊國。這個盂邑究竟位于何處，它與晚商田獵卜辭盂地之關系又怎樣，此類問題，頗值得探討。《左傳》定公十四年載：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遫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乃殺之。”遫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遫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蒯聵與南子及衛靈公的反目，乃春秋晚期衛國政治陷入動蕩的一個重要引子。更可關注的是蒯聵所獻之盂的具體地望，及其與卜辭盂地的關系。杜注云：“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衛有屬邑曰盂，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否則蒯聵無從獻之于齊。但盂邑之地望不太可能在衛國以西、成周以北位于蘇氏采邑區附近的溫縣一帶。因為河內地區既不屬于衛國封疆范圍，又遠離濟水以東的齊國，蒯聵若將別人家的土地（如周、晉、鄭或蘇氏）獻給齊國，不免荒唐。同時，即便衛實有其地，齊國將一塊遠離本土的“飛地”要來何用，意義何在，等等，恐均費思量。所以，衛盂應在其他區域找尋。曾有學者以河南濮陽斂盂之地當之，并生發“濮陽田獵區”說。在我們看來，也存在無法解說的疑竇。斂盂乃衛國腹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衛國將斂盂獻給齊國，恐怕很難想象。而且該地同樣與齊懸隔，對于這樣一塊土地，誠不知齊要之何益。舊說中可以注意的是江永之說，他認為蒯聵所獻之盂“蓋衛東境之邑”。春秋時期衛、齊基本以古濟水為界，衛之東境，臨近齊之西境，這當然要比沁陽之邗或濮陽斂盂等說合理許多。不過，衛東境之說也僅是一種相對合理的推測，今人無法在相關文獻中找到可以使之坐實的線索。故此，我們不得不更弦易轍，希望能從周代天子巡狩、諸侯助祭而受“湯沐之邑”的古制中，找尋到相應蛛絲馬跡。

《春秋》經傳中有幾條涉及魯、鄭互易田邑的文字記錄，其辭曰：

（1）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春秋經》隱公八年）

（2）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祀泰山也。（《左傳》隱公八年）

（3）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經》桓公元年）

（4）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左傳》桓公元年）

以上便是發生在春秋早期的鄭以泰山之枋田交換魯國在許之田這一著名歷史事件的前后經過。杜注云：“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瑯琊費縣東南。”枋是否真的位于費縣東南問題自然值得再考察，對此后文再作討論。但毋庸置疑，鄭國在遠離本土的泰山之下，曾擁有一片以枋為名的土地，主要是用于協助周天子祭祀泰山。枋字《公羊傳》、《谷梁傳》均作邴，音近假借故耳。《公羊傳》云：“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雖說我們無法確定西周時期是否有“湯沐邑”之專名，但鄭之枋田，其性質如同戰國秦漢習見之湯沐邑，則是確乎其然的事實。誠如《公羊傳》所言，“諸侯皆有湯沐之邑”，除鄭國而外，作為燕國始封君的召公奭，在泰山腳下似同樣領有用于助祭天子的湯沐之邑。例如周初大保簋銘文有云：“王伐錄子圣，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侃大保，錫休榆土，用茲彝對命。”（《集成》4140）所謂“錫休榆土”，即是將榆地賞賜給太保召公奭。大保簋乃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據傳出自山東梁山。眾所周知，召公奭之封國在燕（今北京琉璃河一帶），實際則由長子燕侯克代父就封，而召公本人則留在京畿輔佐成王，其以召為氏的一支，則主要活躍在宗周、岐周與成周地區。出自召公的燕、召二氏，其封邑、采地及相應的族居地均去山東梁山甚遠，所以，大保諸器何以出在山東梁山一帶，頗費思量。至于榆土安在，學界更是缺乏合理明晰的解釋。如今若能從協助周天子祭祀泰山所需的“湯沐之邑”之角度加以考慮，并能證明榆地在泰山周邊，則一切疑點似可渙然冰釋。

眾所周知，今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布倫戴奇藏品中有著名的商代末年的小臣俞犀尊，亦屬“梁山七器”之一種，其銘文曰：“丁巳，王省、京，王錫小臣俞貝，唯王來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彤日。”（《集成》5990）器主“小臣俞”之名，很值得關注，其含義如同大家所熟悉的卜辭與商金文中的“小臣醜”、“田告”、“寢魚”之屬，其中“小臣”、“田”與“寢”為官職（或身份），“俞”、“醜”、“告”與“魚”乃國族名，與周人不同，商人的習慣是將官職（或身份）與國族名結合在一起，用于指稱該國族之首領。上引銘文所載商王巡視、京之事件，乃商末第二次征人方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小臣俞被賞賜，大概是他作為陪同人員一起巡查了、京，甚至參與了第二次征人方的軍事活動。更為關鍵的是，俞國族的器物與大保諸器同出一地，由此大致可以斷定，商末俞國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就是召公所受之榆土，其地望可能就在今梁山縣左近。這與田獵卜辭中習見的與盂、喪諸地經常處于對貞卜選關系的榆地，在地望上比較契合。所以，卜辭榆地恐怕與商末俞國族有著內在關聯。既然太保簋與小臣俞犀尊為同出之物，故可推測，“錫休榆土”，就是在周初蕩滅錄子圣之后，成王將原屬俞國族的土地賞賜給了召公奭，以作燕召宗族助祭泰山之需。

若將目光下移，并與東周以降的史料作進一步結合，則榆之地望或可基本坐實。我們認為，卜辭與商周之際金文中的榆地，或即清華簡《系年》第20章“晉師長城句俞之門”中的句俞。《后漢書·章帝紀》云：元和二年二月“己未，鳳皇集肥城”，李賢注引《東觀記》云：“鳳皇見肥城句亭槐樹上。”上古、榆均屬喻紐，其韻部一在魚部，一在侯部，魚、侯可旁轉，二字古音極近，具備相互通假之條件，文獻中亦有從俞之字多與窟字通用的具體例證。而泰山腳下的肥城句亭在地望上也與齊長城“句俞之門”相對契合。所以，田獵卜辭榆地與商周金文榆土，似應位于泰山南麓的肥城句亭一帶。

召公奭在泰山腳下擁有一塊土地，其家族重器又出土在山東梁山附近，說明其族中的一支亦曾在泰山腳下活動。這一看似奇異的現象，若從諸侯助祭所賜湯沐邑的角度加以解釋，則顯得順理成章。

不唯鄭、燕如此，據文獻記載，衛國在泰山腳下亦擁有自己的“湯沐邑”，即“相土之東都”。如《左傳》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封珍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嵬。”“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為衛國南北邊界，殆用于概括衛之疆域四至。“有閻之土”，杜注以為“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其性質等同于當時魯國之許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一句，杜氏注云：“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相土之東都，在今泰山附近，而衛國以之為湯沐邑，以助祭泰山之用，故其性質與鄭所擁有的泰山祈田及燕召之榆土類似。鄭國由于其祈田遠離本土，不便管理，又礙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觀念，所以“以璧假許田”，用變通的辦法與魯國朝宿邑之許田作了交換。但衛國在東岳泰山腳下的湯沐邑最后歸哪國所有，表面上看，像《春秋》經傳等典籍中似乎沒有明晰交代，不過若將各種線索綜合起來推斷，蒯聵所獻之盂，極有可能就是衛國當年“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的湯沐邑，它遠離衛國本土。因為春秋晚期四方諸侯會同天子巡狩助祭之制早已不存，而盂邑近齊，于衛言之，形同雞肋，于是干脆把它獻給齊國。此舉既可取悅強齊，又可卸去自身包袱，可謂一舉兩得。

如果說衛盂坐落在泰山腳下的“相土之東都”范圍內，則它與田獵卜辭盂地的關系就比較清楚了，今基本可以認定，二者是一非二，宛如召公之榆土即卜辭之榆地一般，并非簡單的異地、異代同名現象的體現。

最后，我們再來談談鄭國枋田的地望問題。據杜注所云，枋在瑯琊費縣東南。是說多為后人所繼承。按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標注點來測量，枋與泰山間的直線距離大致在140公里左右，其地相去泰山實在過遠，若以此地為鄭之湯沐邑以助祭泰山，恐怕有些不近事理。再則《左傳》“泰山之枋田”之辭，似應理解為枋在泰山附近，從后世行政區劃看，費縣通常隸屬東海郡或瑯琊郡，而行政區劃恰恰多是以自然地理為基礎的，所以杜氏之說不無疑問。有鑒于此，我們在此提出一種新想法，供學界同行批判之用。我們的意見是，鄭之枋田極有可能與田獵卜辭地有關。要證成此說，就得從字的形構、讀音等基本問題談起。

卜辭中的字，其形構過去甚至被錯誤地分析為從聲、從戊、從亥而隸定作，認為從亥得聲而可讀作或
。可是我們在核對相關拓片資料后并沒有發現有從亥之例，此字從方乃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唯其寫法有繁簡之別，且存在由于同義換旁而造成的異體，諸字形間的相互關系，尚須簡單闡述。

根據對相關卜辭內容的比勘，字在殷商時期大體有五種寫法：

其一為從聲（名詞“磬”之初文）、從戊、從方的（《屯南》2726）、（《合集》37416）之形，有時候也會在戊上增飾一小短劃而作（《屯南》607），這一類字形在卜辭中最為習見，似可視作字之通行體。

其二則從聲、從殳、從方而作（《合集》28894），隸定作，乃第一形之變體。從殳與從戊，在古文字階段屬同義換旁，故一、二兩形并無本質區別。

其三作（《合集》29343），嚴格按字形隸定，當作，但所從之石實乃聲之簡易寫法，也即代表石磬所系之繩索的相關筆畫被省略，故其形構應分析為從聲從戊，可隸定為。字的第一種寫法，其實是在第三形的基礎上添加方字而成。

其四作（《合集》37727），從聲從殳，可隸定為。此于第三形而言，亦屬同義換旁。三與四形之關系，恰好與一、二兩形互為對應。

其五為反書，作（《合集》28310）之形，基本結構還是從聲從方，當隸定作，此可視為第一形之省構。

從以上五種寫法及各自的使用頻度判斷，其相互間的關系似可如此歸納：乃字之初文，其后則添加“方”而作形，成為該字之通行體；亦可省去所從之戌而簡寫作訪；因為同義換旁，故亦可寫作，該形構添加“方”則為。而從文字發展史看，屬形聲字的可能性相對較大。也就是說，該字所從之方實為后來添加的聲符，用以標注字音。之初文，盡管可以偶爾從殳而寫作殻，但其詞義與磬字有別，以鉞擊磬，斷非奏樂行為。

由此說來，、枋二字均是以“方”為諧聲偏旁，故存在互通之可能。既然田獵卜辭中的地坐落在“汶陽之田”一帶，故說它是“泰山之枋”，還算合適。

周王室東遷后，王朝實力就此凋零，實際地位幾與當時二等諸侯國相當，對四方的掌控早已無從談起，像周鄭交質、天王狩河陽之類的喪盡天子顏面的事情不時發生。西周時期所曾實施的、體現王朝權力與實力的巡狩之制，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故與巡狩制相關聯的諸侯助祭制度，亦漸次泯滅，各國諸侯在泰山腳下的湯沐邑，失去其存在的現實意義。在疆域意識漸次萌芽的春秋時期，此等飛地形同雞肋。所以各國紛紛想出各種辦法以卸去包袱：鄭國的枋田由于坐落于汶水北岸，與魯境毗鄰，于是干脆與魯國的許田作了交換，各取所需，結果也算完滿。

衛國的盂田，因處于泰山腳下的汶水上游一帶，臨近齊境，為取悅強齊，衛太子蒯聵把它獻給齊國，以換取政治庇護。至于燕之榆田，究竟是怎樣落入齊國的管控之中，目前尚無頭緒可言。好在尚有“梁山七器”在，為今人留下了思索與探討的空間。

四

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田獵卜辭中的盂、二地均位于汶水流域，其中盂地坐落于汶水之上游，大致在泰山山脈東南麓的“龜陰之田”一帶，而則在汶水下游“汶陽之田”附近，與其南面或西南面的商地，僅隔半日之行程（20公里左右）。

征人方卜辭中的商地，殆即《春秋》經傳中的鄣邑。該地位于汶水下游北岸，北距樂地（即濟南歷城）有三天路程（90公里以上），與東面的杞（今新泰東境）相距60公里左右，而距西南方向的索（兗州一帶）有30多公里路程，一日之內便可抵達；而商的鄙屬之邑、雷與季（?），似分布在商邑之東。所以，征人方途經地商與河南的商丘或安陽均無關系。著名的喪地，位于魯北，臨近淄水流域，西距樂地一日，東北去（臨淄西境）殆亦為一日，距離汶水上游的盂，同樣僅有一天行程，差不多是在今山東章丘以南或東南一帶。至于宮地，則可能在今淄博臨淄區。這些地名對于卜辭地理之研究，當具有重要的坐標點作用，于進一步考察其他相關卜辭地名，亦有助益。

《春秋》經傳中提到的蒯聵“獻盂于齊”之盂，殆即田獵卜辭中的盂地。而鄭國“泰山之枋”，或乃卜辭地。前者近齊，后者毗魯，其性質屬周代諸侯國的湯沐邑。與盂、枋性質類似的還有周初燕召所受之榆土，它與田獵卜辭榆地似一脈相承，也與戰國齊長城“句俞之門”關系密切，大致當位于今泰山南麓的肥城句窺亭一帶。

商周時期一般的行軍速度殆在每日40公里左右。戰國以降所提出的“師日行三十里”之說，似不能作為商周地理地望的估算依據。著名的“沁陽田獵區”說不可盡信，真正的商末田獵區似在東土，目前看來基本是在以泰山為中心，以古濟水、汶水、淄水與渤海為四至的范圍之內，今姑且稱之為“泰山田獵區”。

作者：陳絜；趙慶淼

來源：《歷史研究》2015年第5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賀雨婷

審訂：耿 曈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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