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中美政經論壇（第二十二期）《科技精英、政治博弈與美國經濟展望》報告發布與研討會舉行

2025年11月1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主辦的中美政經論壇（第22期）于線上舉行。中國與美國作為世界大國，其政經交往對兩國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響，對于加強中美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為此，人大國發院設立了中美政經論壇，旨在搭建跨學科的學術與智庫平臺，定期組織團隊深入挖掘關鍵問題和核心問題并發布中美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邀請學界同仁進行討論碰撞，助力學界對美國及中美政經關系的學術研究與討論。北京日報、鳳凰網、陸想匯等多家主流媒體平臺聯合線上直播。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趙勇主持。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吳玉章特聘教授保建云為召集牽頭人的研究團隊執筆報告《科技精英、政治博弈與美國經濟展望》。相關領域知名專家學者陳文鑫、蘇浩、王晉斌、王正毅和曾敬涵聯合解析。

第一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吳玉章特聘教授保建云發布報告《科技精英、政治博弈與美國經濟展望》。

報告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內容展開：

一、美國科技精英群體性崛起分析

二、美國科技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博弈

三、美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展望

四、美國貿易與金融發展展望

一、美國科技精英群體性崛起分析

美國科技精英崛起根植于美國高等科技教育體系，是其經濟結構演化與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變遷的體現。美國科技精英群體性崛起植根于三大支柱：科技層面，完善的STEM教育體系、國家戰略持續投入及雄厚科研基礎設施構筑了人才成長的制度環境；經濟層面，第四次工業革命催生技術范式轉變，全球化市場與成熟風險投資機制為其提供了機遇與資本動力；政治層面，美國國內科技精英與政治權力結盟并深度介入政策議程，國際科技競爭則賦予其特殊戰略價值。該群體崛起產生了多層面沖擊：對美國國內，其重塑產業與就業結構，推動“去監管化”政策，并通過資本與技術影響政治生態；對全球格局，則引發科技生態陣營化割裂，固化“中心—邊緣”的國際分工體系，并憑借技術優勢強化美國軍事霸權，深刻改變戰爭邏輯與全球權力結構。總之，美國科技精英的崛起標志著全球權力由傳統政治權威向技術資本主導的歷史性轉變，其影響已滲透至經濟、政治與國際秩序各層面，這一動態進程值得持續追蹤。

二、美國科技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博弈

美國科技精英的崛起代表了全球政治格局正經歷從傳統政治權威向技術資本主導的深刻轉變，而科技精英對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已滲透至經濟領域、政治生態與國際秩序等諸多層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多維沖擊。除傳統政治獻金外，美國科技精英主要通過技術工具直接干預政治，打破了美國東海岸金融資本與西海岸科技資本的傳統聯盟，轉而與保守派民粹結成新同盟。其核心策略在于將科技金融資本與國家安全敘事相結合，把技術壟斷包裝為國家需求，以實現商業利益與政治目標的雙贏。在國內，科技精英推動美國安全戰略轉型，重塑安全理念與體制，促使“科技-工業復合體”逐步成型，并通過對能源、人才等關鍵資源的爭奪，深刻影響國內政策議程。在國際上，其倡導的技術民族主義加劇了全球科技生態分裂，表現為美國加強技術封鎖、主導數字治理規則，這進一步激化了中美科技競爭的不可預測性。美國科技精英的崛起表明，技術資本已成為直接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再是政策的被動響應者，而是國際政治議程的主動參與者和重要引領者，這一趨勢正挑戰著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范式。報告警示，需警惕科技右翼意識形態的全球擴散，并呼吁構建應對美國技術遏制的理論體系與制度突圍路徑。

三、美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展望

本報告從短期增長、長期政治、增長挑戰和風險角度分析美國經濟增長未來態勢，重點分析高科技產業、普通制造業、能源產業、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趨勢，同時分析美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問題和風險。美國經濟短期展現韌性，但存在結構性隱憂。其增長主要由財政擴張與消費驅動，而非生產率提升，債務與通脹壓力持續累積，基礎脆弱。美國產業戰略正從“市場主導”轉向“政策主導”，以制造業回流、科技自主與綠色轉型為核心。然而，政策高度政治化、碎片化，聯邦與地方協調不足，削弱了整體效能。特朗普政府以安全為導向的政策，長期可能扭曲資源配置并抑制國際合作。政治極化與政策周期性搖擺是最大瓶頸，導致戰略缺乏連續性，抑制企業長期投資，制約其創新優勢的充分發揮。同時，美國以安全為核心的供應鏈脫鉤戰略，使其從全球化引領者轉變為全球化的干擾者乃至逆全球化推動者，雖強化了美國的地緣控制力，卻推高了經濟運行成本與國際摩擦，競爭力面臨再平衡挑戰。美國當前模式在強化短期安全與動能的同時，因制度內耗與政策不確定性，嚴重損害了其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產業競爭力。

四、美國貿易與金融發展展望

本分報告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中美雙邊貿易分析美國貿易發展的未來態勢，對美元貨幣、美國債務市場、美國股票市場、美國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特點及趨勢進行分析，同時分析美國貿易與金融發展面臨的挑戰、問題和風險。貿易領域呈現政策激進與結構韌性并存的局面。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雙層關稅體系旨在扭轉逆差，雖促使供應鏈區域化重組并加劇傳統貿易壓力，但人工智能貨物、數字服務等新興領域逆勢增長，形成關鍵支撐。金融領域面臨“信用透支與政策平衡”難題。美聯儲降息周期受制于關稅推升的通脹而步伐遲緩，政策不確定性更引發美元資產信任危機，股債匯“三殺”現象頻現，削弱了美元地位并推高國家債務風險。貿易與金融的惡性循環已然形成：高關稅推升美國的進口成本，加劇通脹，從而壓縮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空間；而利率調整又通過匯率與資本流動渠道反噬貿易，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形成雙向傳導的負面螺旋。美國貿易與金融體系正處于深度重構期，其內生的政策沖突與傳導機制加劇了內外失衡。這一態勢對全球貿易體系與金融秩序構成嚴峻挑戰，亟需各國決策層與學術界共同應對，中國尤需在市場多元化、產業鏈自主及金融風險防控等方面進行戰略性布局。

論壇第二單元，各位專家圍繞相關議題和報告內容進行深入討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陳文鑫表示，報告對美國科技精英群體性崛起進行了多維度深度剖析，具有重要啟發價值。在高度認同報告主體內容的同時，他認為以下三個層面的思考值得進一步探討：一是關于“科技精英”的界定需更加全面系統。報告聚焦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精英，但“科技精英”范疇應涵蓋傳統軍工（如波音等）與新興科技巨頭。這兩大群體在政治訴求、產業特性和國際戰略上既存在共性又存在矛盾，共同構成影響美國政治經濟的復合力量。報告指出科技精英“通權達變”的特質尤為深刻，提示我們需超越對“科技右翼”的單一關注，辯證分析不同科技精英群體在中美關系中的差異化角色。二是資本邏輯相較于技術邏輯更具解釋力。美國科技精英崛起的深層動因更應從資本邏輯把握。完善的STEM教育體系是長期存在的基礎條件，而當前這一輪崛起最顯著的特征正是科技資本與政治權力的深度融合。從“技術烏托邦”到“技術加速主義”的轉向，以及科技精英與思想精英、政治精英形成的“金智復合體”，才是重塑美國政治生態的核心驅動力。三是新生產力呼喚新型生產關系的本質命題。美國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本質是AI等新生產力發展對新型生產關系的呼喚。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取向，可視為試圖構建適應新生產力的制度框架。然而，這種調整能否真正解決美國結構性矛盾，能否在促進創新與防范技術鴻溝之間取得平衡，仍是一個有待觀察的重大課題。報告為我們理解科技精英崛起及其全球影響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后續研究可在上述維度進一步深化，尤其需要關注科技精英分化、資本政治化以及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調適等深層問題。

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創建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蘇浩高度肯定了報告關于美國科技精英研究的開創性與現實意義。他表示，報告敏銳地把握了科技精英作為關鍵行為體深刻影響國內與國際政治格局的新動向，其研究成果對中國國家戰略與中美博弈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三點核心見解：第一，美國科技精英的政治影響力具有深厚歷史傳統。 縱觀近百年發展，從決定二戰格局的“曼哈頓計劃”、奠定冷戰優勢的“戰略防御倡議”，到塑造全球經濟形態的互聯網革命，科技精英在美國國力建構與戰略決策中始終扮演著決定性角色。這一傳統延續至今，表現為科技巨頭直接介入政治運作，其影響已從幕后走向臺前。第二，當前我們正面臨從“工業時代”向“數智時代”的歷史性跨越。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正在重構世界，在此背景下，科技實力成為支撐美國霸權體系的核心。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是科技制高點的爭奪，其核心是科技精英群體的競爭。因此，對美國科技精英政治角色與影響力的評估，具有前所未有的戰略重要性。第三，中國的啟示與超越之路。中國擁有“兩彈一星”以來重視科技與戰略科學家的寶貴傳統。面對“數智1.0”的新紀元，中國應力避西方“工業4.0”的路徑依賴，以更開放的姿態輕裝前行。我們應致力于構建一個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國際科技精英共同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念，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從而在塑造未來秩序中掌握主動。總而言之，報告為理解當下及未來的大國博弈提供了關鍵視角，后續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中國引領構建全球性科技精英共同體的戰略與路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王晉斌教授從資本收益最大化的核心邏輯出發，深入剖析了美國當前面臨的內外困境及其對全球化的深遠影響。他從三個層面分享：第一，資本邏輯下的內外失衡。美國經濟運行的核心是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導致其長期生產與消費失衡，形成巨額貿易逆差與高達26萬億美元的外部凈負債。當借債模式賺不到錢，美元貨幣體系“過度特權”功能大幅度減弱時，美國被迫尋求減少逆差，但政策措施陷入內在矛盾：一方面本可以通過科技優勢出口高科技產品來平衡貿易，另一方面又因維護技術霸權而限制技術擴散，致使科技優勢難以有效發揮比較優勢來平衡貿易。第二，內在矛盾促使美國轉向第二個手段：通過加征多重關稅以減少進口，并推動制造業回流。同時，科技精英與政治權力（如Maga運動）深度結合，通過放松AI、金融等領域的監管來加速發展。這催生了“效率-公平-安全”的新三難：AI廣泛應用雖提升生產率，但加劇了行業間分化與貧富差距，成為政治極化的經濟基礎；對外則推崇泛安全化，推行技術封鎖與供應鏈“脫鉤”，導致全球合作倒退。第三，此應對策略引發了美國內外的“雙重撕裂”。對內，技術進步不均加劇社會分化與政治極化；對外，技術民族主義與泛化安全的政策割裂了全球經貿投資體系。這種雙重撕裂意味著未來全球化的重構路徑將異常復雜，它不僅取決于美國對外政策，也與其國內政治力量的消長與博弈結果緊密相連。而理解美國科技精英與政治的融合，已成為研判未來美國經濟走向與其全球化政策取向的關鍵要素。

北京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王正毅教授立足于全球政治經濟的宏大視野，高度肯定了報告的時代價值，并指出應該將“美國科技精英”這一議題置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形成的四大世界性趨勢下審視：當前全球經濟衰退是周期性波動，還是資本主義長期發展模式的終結？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是否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或重大逆轉？各國普遍強調國家安全是否會導向“與鄰為壑”的科技政策，抑制技術擴散？全球南方國家在經濟與科技上的迅猛發展是否正改變傳統世界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美國科技精英具有關乎世界走向的戰略意義。王正毅教授引入斯普蘭奇的經典理論，指出科技競爭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經濟的四大核心權力結構：在安全結構方面，科技直接影響軍事安全（如無人機戰爭）與經濟安全（如供應鏈“武器化”），催生新的安全議題與脅迫形式；在生產結構方面，國際分工日益表現為技術分工，技術競爭與脫鉤正導致全球價值鏈和生產鏈的重構；在金融結構方面，技術與金融的深度融合（如美國的表現）已成為塑造全球經濟格局與資本市場的關鍵力量；在知識結構方面，各國加大研發投入，但需警惕科學創新不等于技術進步，后者才能真正轉化為結構性權力。最后，他對中美關系作出根本性判斷：當前的中美競爭已超越具體領域的功能性摩擦，上升為決定“世界政治經濟走向”的結構性博弈。這種結構性矛盾無法通過在貿易、金融等單一領域進行功能性調整來解決，它關乎整個全球秩序的未來重塑，必須引起高程的重視。

香港城市大學全球治理和創新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劍橋技術和全球事務論壇》（劍橋大學出版社英文期刊）創始主編曾敬涵根據他在英美學習工作16年的海外華人學者視角出發，對報告進行了高度評價，并聚焦于兩個核心議題進行了補充：第一，美國科技精英的族裔結構與“技術民族主義”的復雜性。曾敬涵指出，深入解構美國科技精英的族裔構成是理解其政治行為的關鍵。與報告中提及的女性、黑人等群體代表性不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裔在科技巨頭管理層及全球政壇展現出非凡的影響力（如執掌谷歌、微軟等）。反觀華裔，雖在技術研發層面是“絕對的核心力量”，但在高層管理與政治影響力上顯著缺失。這種差異揭示了所謂“技術民族主義”的內在張力：在美國內部，不同族裔群體能否形成統一的“技術民族認同”值得進一步考證。當前，地緣政治更使華裔科技精英面臨“陰謀論+種族偏見”的雙重風險，遭受不公調查與污名化，其生存與發展環境日趨嚴峻。第二、全球人才競爭與中國機遇：香港的戰略支點作用。曾敬涵強調，人工智能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競爭。美國因其國內政策收緊（如H-1B簽證風波）和政治化趨勢，正持續削弱其對全球頂尖人才的吸引力，這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 “戰略機遇期”。在此背景下，香港憑借其“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包括國際化的教育體系、普通法法治環境、資本自由流動以及極具競爭力的低稅率（如最高個人所得稅15%、資本利得稅0%）——成為國家吸引全球頂尖科技精英的最理想門戶和戰略支點。應善用香港優勢，將其打造為面向世界的招才引智平臺。精準剖析美國科技精英的族裔政治與充分利用香港優勢吸納全球人才，是把握中美科技競爭未來走向的兩個關鍵維度。這兩個問題都關系到中美科技今后的未來走向，也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審核：趙勇 保建云

撰稿：楊凡欣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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