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凌晨,西安站的站臺燈火通明,一張寫著“北京—延安”的軟席車票被遞到了71歲的楊步浩手里。工作人員低聲交代:“中央治喪委員會請您即刻赴京。”老人攥緊車票,胸口發悶,他知道,這趟列車的終點,是與老朋友的永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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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穿行在黃土高坡與華北平原之間,楊步浩的記憶被濤聲般的車輪喚醒。1935年,中央紅軍剛到陜北,他還是個給地主放驢的小長工。土改劃分土地時,他分到一個山頭八十坰地,脫貧的第一口喘息,他把這份際遇歸于共產黨。日后常有人問他,為何執意為毛主席“代耕”土地,他總一句:“吃米不忘種谷人。”
1942年春,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魯迅藝術學院的秧歌聲剛停,邊區政府張榜公布領導干部的耕種定額,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名字都在內。楊步浩聽完拍大腿:“首長天天開會,哪有空翻地?我來干!”于是他領了“四驢四犁四耙四石小米”,白天耙地,夜里舉著火把點燈收麥,第一年就向中央辦公廳送去三百多斤新麥。毛主席接見他時,用略帶湖南口音的普通話感嘆:“這才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握手,友誼延續三十多年。
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中央決定撤離。毛主席征詢:“是隨我們轉移,還是留守游擊?”楊步浩回答簡短:“我守地,您放心。”敵人進城后沒抓到他,卻把他的麥場燒成灰,他只是抹把土:“土在,種子就在。”
新中國成立不久,延安地區選勞模進京參觀國營農場,眾口一詞推舉楊步浩。1952年的北京還帶著戰爭余味,毛主席在中南海親自接他,端來一碗辣椒炒肉:“嘗嘗家鄉味。”飯后,兩人圍坐在油燈下細讀延安縣的匯報材料,紙上寫滿旱作農業的瑣事,毛主席卻一句句追問。“莊稼漢把土刨松了,國家就有糧。”他的評語很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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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全國困難時期剛過,毛主席托人送來幾斤白糖、兩塊布料,附言只有一句:“日子難,也要把種子攢足。”收到東西的傍晚,楊步浩支起鐵鍋熬粥,望著跳動的火星嘟囔:“主席惦記,俺不能偷懶。”同年秋,他在延安試種抗旱小麥,畝產刷新地方紀錄。
時間快進到1975年盛夏,楊步浩聽說毛主席病重,心里像壓塊石頭,第三次進京探視。醫生禁止會客,朱德代為接見。朱老總把他手按在肩膀上:“主席叫我告訴你,他很想念你。”一句話,老人掉了眼淚。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心電監護儀的曲線化為直線,毛主席與世界告別。電話接通川口區時,話筒里只說兩句:“中央邀請楊步浩同志來京守靈。”其他人都沉默,因為誰都清楚,這是一份非同尋常的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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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北京醫院禮堂那天,警衛員領他走進靈堂。水晶棺靜靜擺放,花圈層層疊疊,素衣少年垂首肅立。楊步浩腿一軟,撲通跪地,額頭貼著地磚。警衛員想扶,他擺手:“讓我跪一會兒。”淚滴砸在大理石上,他喃喃:“主席,步浩替您看地,還欠一茬麥沒種完……”聲音哽咽,再無下文。
守靈期間,他和中央警衛班輪流值守,每四小時換一次崗。深夜的燈光下,他注視著那張熟悉而疲憊的面龐,心里默算——從那年夜里打火把到如今,整整34個年頭。有人輕聲提醒該休息,他擺頭:“再站一陣。”這一陣,就是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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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追悼大會,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海,萬人簌簌落淚。中國駐外使館同樣擠滿弔唁者,東京短短兩日涌來一千七百多名各界人士。聯合國大廈降半旗,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大會發言里把毛澤東稱為“改變20世紀格局的思想家”。這些消息輾轉傳進守靈室,楊步浩聽完,默默在袖口抹了一把:“說得對。”
守靈任務結束,他搭火車返回延安。離京前,工作人員問還有何要求,老人搖頭:“把主席教的那幾句帶回來就行——種好地,攢好種。”列車啟動,他透過車窗望向北方天空,晚霞像未打完的麥場,一片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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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延安農業局檔案里留著楊步浩的簽名,他在備注欄寫下八個字:“人民救星,農民知恩。”筆鋒并不工整,卻力透紙背。后來人若有心,翻到那頁,總能讀出一個普普通通莊稼漢的篤定:土地在,信念就不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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