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邀請一老農為他守靈，楊步浩看到遺體崩潰大哭

1976年9月10日凌晨，西安站的站臺燈火通明，一張寫著“北京—延安”的軟席車票被遞到了71歲的楊步浩手里。工作人員低聲交代：“中央治喪委員會請您即刻赴京。”老人攥緊車票，胸口發悶，他知道，這趟列車的終點，是與老朋友的永訣。

火車穿行在黃土高坡與華北平原之間，楊步浩的記憶被濤聲般的車輪喚醒。1935年，中央紅軍剛到陜北，他還是個給地主放驢的小長工。土改劃分土地時，他分到一個山頭八十坰地，脫貧的第一口喘息，他把這份際遇歸于共產黨。日后常有人問他，為何執意為毛主席“代耕”土地，他總一句：“吃米不忘種谷人。”

1942年春，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魯迅藝術學院的秧歌聲剛停，邊區政府張榜公布領導干部的耕種定額，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名字都在內。楊步浩聽完拍大腿：“首長天天開會，哪有空翻地？我來干！”于是他領了“四驢四犁四耙四石小米”，白天耙地，夜里舉著火把點燈收麥，第一年就向中央辦公廳送去三百多斤新麥。毛主席接見他時，用略帶湖南口音的普通話感嘆：“這才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握手，友誼延續三十多年。

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中央決定撤離。毛主席征詢：“是隨我們轉移，還是留守游擊？”楊步浩回答簡短：“我守地，您放心。”敵人進城后沒抓到他，卻把他的麥場燒成灰，他只是抹把土：“土在，種子就在。”

新中國成立不久，延安地區選勞模進京參觀國營農場，眾口一詞推舉楊步浩。1952年的北京還帶著戰爭余味，毛主席在中南海親自接他，端來一碗辣椒炒肉：“嘗嘗家鄉味。”飯后，兩人圍坐在油燈下細讀延安縣的匯報材料，紙上寫滿旱作農業的瑣事，毛主席卻一句句追問。“莊稼漢把土刨松了，國家就有糧。”他的評語很直白。

1961年，全國困難時期剛過，毛主席托人送來幾斤白糖、兩塊布料，附言只有一句：“日子難，也要把種子攢足。”收到東西的傍晚，楊步浩支起鐵鍋熬粥，望著跳動的火星嘟囔：“主席惦記，俺不能偷懶。”同年秋，他在延安試種抗旱小麥，畝產刷新地方紀錄。

時間快進到1975年盛夏，楊步浩聽說毛主席病重，心里像壓塊石頭，第三次進京探視。醫生禁止會客，朱德代為接見。朱老總把他手按在肩膀上：“主席叫我告訴你，他很想念你。”一句話，老人掉了眼淚。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心電監護儀的曲線化為直線，毛主席與世界告別。電話接通川口區時，話筒里只說兩句：“中央邀請楊步浩同志來京守靈。”其他人都沉默，因為誰都清楚，這是一份非同尋常的禮遇。

抵達北京醫院禮堂那天，警衛員領他走進靈堂。水晶棺靜靜擺放，花圈層層疊疊，素衣少年垂首肅立。楊步浩腿一軟，撲通跪地，額頭貼著地磚。警衛員想扶，他擺手：“讓我跪一會兒。”淚滴砸在大理石上，他喃喃：“主席，步浩替您看地，還欠一茬麥沒種完……”聲音哽咽，再無下文。

守靈期間，他和中央警衛班輪流值守，每四小時換一次崗。深夜的燈光下，他注視著那張熟悉而疲憊的面龐，心里默算——從那年夜里打火把到如今，整整34個年頭。有人輕聲提醒該休息，他擺頭：“再站一陣。”這一陣，就是整夜。

9月18日追悼大會，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海，萬人簌簌落淚。中國駐外使館同樣擠滿弔唁者，東京短短兩日涌來一千七百多名各界人士。聯合國大廈降半旗，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大會發言里把毛澤東稱為“改變20世紀格局的思想家”。這些消息輾轉傳進守靈室，楊步浩聽完，默默在袖口抹了一把：“說得對。”

守靈任務結束，他搭火車返回延安。離京前，工作人員問還有何要求，老人搖頭：“把主席教的那幾句帶回來就行——種好地，攢好種。”列車啟動，他透過車窗望向北方天空，晚霞像未打完的麥場，一片殷紅。

多年以后，延安農業局檔案里留著楊步浩的簽名，他在備注欄寫下八個字：“人民救星，農民知恩。”筆鋒并不工整，卻力透紙背。后來人若有心，翻到那頁，總能讀出一個普普通通莊稼漢的篤定：土地在，信念就不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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