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士榘當二十多年兵種司令，與幾任政委合作不太好，與他很融洽？

“1966年2月，首長，核試驗坑道這周能貫通。”電話那端的陳士榘語氣平穩，“放心吧，譚政委，圖紙我親自盯。”一句短短的匯報，把兩位老戰友的默契暴露無遺。

工程兵這個兵種1949年之前并不存在，它是新中國根據戰略需求硬生生“催生”出來的。1952年，中央軍委決定把各野戰軍里的工兵、筑路部隊和爆破專家集中，成立獨立兵種，首任司令員人選幾經權衡，最后落在陳士榘身上。理由很簡單：他打仗是行家，做參謀又老辣，最重要的是對龐雜的技術工程顯示出與生俱來的敏銳。那一年，他44歲。

然而兵種要運行，只靠司令員遠遠不夠，政委的功能同樣關鍵。短短23年里，陳士榘先后與黃志勇、譚甫仁、李真三位政委搭檔。表面上是“軍政雙首長”制度，實質卻是兩套思維方式的碰撞：一個關注施工進度與技術參數，另一個緊盯政治方向與思想教育。磨合不暢在很多部隊都存在，工程兵也不例外。

黃志勇是早期中央紅軍干部，1954年調來擔任工程兵政委。陳、黃兩人第一次在一個辦公室里“對表”，就為了核試驗基地方案吵了整整一個下午。黃志勇擔心大躍進氛圍下干部腦子“發熱”，主張穩扎穩打；陳士榘卻認為窗口期稍縱即逝，必須優先保證坑道爆破設備搶先到位。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只能把方案各自上報。會議紀要寫得滴水不漏，實際工作中卻摻雜不少暗流，互不買賬的態度讓參謀們摸不著頭腦。兩年后黃志勇離任，批示理由只有一句“另有任用”。

接替者譚甫仁出人意料。1965年盛夏，他從武漢軍區飛抵北京西郊機場，袖口還帶著泥土。消息傳出，工程兵上下松了口氣：新政委跟司令員曾在井岡山有過交集，歷史淵源或許能省去很多爭執。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1928年新城戰斗，陳士榘指揮紅軍俘虜一隊國軍士兵，一眼就發現譚甫仁?！八秶H歌》的腔調不像外行?！标愂块笆潞蠡貞洝拙湓囂胶?，兩人互留姓名，譚被編入教導隊。此后各自奔赴不同戰場，鮮有交集，但那段經歷成了特殊“暗號”。三十多年后的再度搭檔，溝通成本驟降。有意見，開會擺；有擔憂，電話里直說。不必拐彎，也無須藏著。

空前緊張的1966—1967年，酒泉、西昌、多座地下指揮所同時推進。經費、爆破藥、鋼材，任何一項短缺都可能拖垮整體工期。陳士榘專注施工數據，譚甫仁則奔波于總政、國防科委和地方政府之間，為調配資源拍板。一次，盾構機到港卻因手續缺章卡在海關，譚直接找海關黨委書記，“要么今日通關，要么我今晚不走”。兩個小時后，設備順利裝車?；鶎庸け两窠蚪驑返溃耗菐啄辏珖鴣y象不少，可工程兵的大型項目竟沒停過一天。

反差之下，李真的任期就顯得波瀾不驚。1968年底，譚甫仁奉命出任昆明軍區政委，李真從總政調入填補空缺。李真細致、嚴謹，卻對大型國防工程缺乏親歷，工程兵進入“技術專家＋政治干部”各干各的模式。空洞文件增多，現場協調減弱。陳士榘本人性格急，最怕理論套話，開會常常打斷發言：“該簽字簽字，該批料批料，別翻馬列原著?！辈怀鲆荒?，兩人間隔閡明顯。有一次清點地下試驗場的爆破器材，雙方為一頁清單當場叫停驗收。最終還是軍委派員調解，堪稱尷尬。

譚甫仁在云南的遭遇跌宕。昆明軍區主官遭到猛烈沖擊，閻紅彥犧牲、秦基偉被隔離，譚成了唯一能拍板的首長。駐滇部隊邊防緊張，加之“邊疆少數民族問題”錯綜復雜，情勢可謂刀尖上跳舞。1970年12月18日凌晨，譚在昆明遭到暗殺身亡。噩耗傳到北京，陳士榘愣了足足十分鐘，隨即吩咐副參謀長：“所有駐滇工程項目暫緩新開，等我批。”當晚，他站在司令部走廊抽了整整兩包云煙，自言自語：“老譚是個懂行的，還沒來得及收尾就走了。”

痛失助手后，陳士榘的脾氣愈發急躁。1971年，第三次地下核試驗準備階段，他連續三夜未離工地。參謀擔心身體勸他回帳篷休息，他擺手：“炸一響，一切值當。”同年秋，他提交一份《關于工程兵政司關系的建議》，核心觀點是：技術決策需要專業為先，政治監督不應干擾施工細節。報告措辭犀利，上層圈閱時批注“原則可議，表述過激”。最終不了了之。

1975年，工程兵改隸總參，兵種指揮系統重組。陳士榘堅持完成深地下指揮中心“代號816”一期工程后，于翌年交出司令員崗位。走人那天，他只提了一個文件包，除此別無長物。同事問他為何不帶走那面寫著“特等功”的大紅錦旗，他笑著說：“那是工程兵的，不是我的。”

梳理陳士榘與幾位政委之間的合作史，從對立到默契再到錯位，背后隱藏的是不同年代軍隊管理哲學的演變。當軍事技術復雜度指數級提升時，“誰說了算”的問題愈發尖銳。陳士榘強烈的專業主義，在黃志勇時代被視作“毛躁”，在譚甫仁時代被視作“互補”，到了李真時代又變成“棱角難收”。與其說是個人性格使然，不如說環境變化放大了矛盾。

不得不說，譚甫仁短暫的介入，為工程兵高峰期的關鍵項目贏得了寶貴時間，也令“軍政雙首長”在那幾年真正發揮效能。假如他沒被調走，甚至沒在云南遇難，工程兵后期的內部摩擦很可能不會那么激烈。但歷史沒有假設，只留下一個簡單結論：懂對方的人，哪怕一句話，就足夠完成大事。

陳士榘卸任后曾寫過回憶錄，標題平淡——《我的工程兵歲月》。其中只有一個章節點名談政委合作，他停筆良久后寫下三句話：“不同崗位，同一目標。職責可以交叉，方向不可偏離。理解來自并肩，而非命令。”通篇再無評價，卻比任何溢美之詞更有分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