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尕日塘秦刻石之爭本質是牛頓思維與量子思維的差異

文 / 李單晶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

我們幾年前去過青海，看過三江源，調研過許多巖畫和石刻，因此對光明日報此次“秦刻石”學術討論一直高度關注，每期必看，每篇必讀。在閱讀學習這些文章中也萌發了一些想法，特別是最近讀了張建林《觀察與記錄——尕日塘秦刻石調查筆記》，仝 濤《刻石的辨識和求證過程》、姜生《“采藥昆侖”何以文獻闕載》等文章，我們感到這場刻石之爭的本質是牛頓思維與量子思維的差異。

尕日塘秦刻石的辨識和求證過程主要依賴古文字學、考古學及科技鑒定等多學科交叉驗證。比如文字辨析，刻石中的“陯”字因右側四豎筆的寫法存在爭議，學者最初誤讀為五豎筆。通過參照里耶秦簡中“陯”的寫法（右側為四豎筆），結合篆書字典和秦文字形表的對比，最終確認該字為“陯”，這一發現成為斷代的關鍵依據。?又如歷史地理爭議，刻石內容與《史記》《漢書》記載的隴西郡西界存在矛盾。刻石發現地青海扎陵湖北岸與甘肅岷縣直線距離約600公里，但實際行程達900公里。學者認為這一地理偏差反映了秦代交通信息的特殊性，需結合考古材料修正傳統認知。?還有科技鑒定，由于刻石長期暴露于自然環境中，風化程度、石質成分及刻痕特征可能成為關鍵證據，必須通過地質分析、金相檢測等科技手段，以科學數據支撐真偽判斷。等等。在這些研究中，體現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

牛頓力學與量子力學不僅是物理學的兩大理論體系，更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牛頓力學以機械論、確定性和因果律為核心，認為世界如同一個精密的鐘表，一切運動皆可預測，只要掌握初始條件和物理定律，便能推演出未來的狀態。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自然界被視為客觀存在，獨立于觀察者之外，科學研究的目標是通過實驗和數學推導，揭示這些既定的規律。這種世界觀在工業革命后深刻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思維方式，強調秩序、可預測性和邏輯推理，成為現代科學方法論的基石。

相比之下，量子力學顛覆了牛頓式的確定性世界觀。它揭示了微觀世界中的不確定性，例如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表明，無法同時精確測量粒子的位置和動量；薛定諤的貓思想實驗則展現了量子疊加態的存在，即粒子在被觀測前可能同時處于多種狀態。此外，觀察者效應表明，觀測行為本身會影響被觀測對象的狀態，這意味著主體與客體之間并非完全分離。量子力學所呈現的世界不再是線性、可預測的，而是充滿概率性、模糊性和關聯性。這種思維方式強調世界的復雜性、非線性和不可完全預測性，挑戰了傳統科學對客觀現實的絕對認知。

這兩種思維模式不僅在物理學領域形成對立，也深刻影響了人類對社會、經濟、哲學乃至認知方式的理解。牛頓思維傾向于尋找確定的因果關系，認為世界可以通過分析和還原論加以掌控，而量子思維則承認不確定性，強調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和整體性。例如，在考古學中，對古代遺跡的解讀往往依賴于證據的確定性和邏輯推導，這體現了牛頓思維的影響；然而，當證據不完整或存在多種解釋可能時，量子思維則提醒我們，現實可能并非唯一，而是取決于觀察角度和解釋框架。這種思維范式的差異，正是理解當代學術爭議，如“尕日塘秦刻石”真偽之爭的關鍵。

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偽之爭，表面上是關于一塊刻石是否為秦代遺存的考古學辯論，但其深層邏輯卻映射出牛頓思維與量子思維的對立。支持者基于傳統考古學的確定性原則，試圖通過文字、工藝和風化痕跡等客觀證據構建一條嚴密的因果鏈條。他們認為，石刻上的秦篆字體、平口工具刻痕以及風化次生礦物的存在，均符合秦代刻石的特征，足以證明其真實性。這種論證方式體現了典型的牛頓思維——即相信存在一個獨立于觀察者的客觀現實，只要收集足夠的證據，就能還原歷史真相。在他們看來，考古學如同物理學實驗，只要遵循科學方法，便能得出確定結論。

然而，質疑者則從量子思維的角度出發，強調不確定性、觀察者效應和系統復雜性。他們指出，盡管石刻的某些特征看似符合秦代風格，但歷法計算顯示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并無“己卯”日，這與刻文記載相悖。此外，扎陵湖的高海拔和惡劣氣候使得秦代使團難以抵達，缺乏同期人類活動遺跡也削弱了證據鏈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質疑者認為“采藥”一詞更符合漢代以后的道教用語，而“五大夫”合文在官方刻石中極為罕見，這些細節暗示石刻可能受到后世觀念的影響，甚至可能是現代偽造。這種分析方式不再追求單一確定的答案，而是承認歷史解讀的多重可能性，強調觀察者的立場和已有知識框架會影響對證據的判斷。

這場爭論的實質，正是兩種思維模式在歷史認知上的碰撞。牛頓思維追求確定性，試圖通過證據的累積達到唯一正確的結論；而量子思維則承認不確定性，認為歷史真相可能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取決于解釋的視角和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在尕日塘秦刻石的案例中，支持者試圖構建一個封閉的因果系統，而質疑者則揭示了該系統內部的矛盾與開放性，使這場爭論超越了單純的考古學范疇，成為一場關于認知方式的深層對話。

從秦刻石爭議可以看到刻舟求劍的思維局限和與時俱進的哲學啟示。“刻舟求劍”這一寓言深刻揭示了靜態思維的局限性，其核心在于主人公忽視了船與水的持續運動，固執地認為劍落水的位置會隨船體保持不變。這種思維方式正是牛頓式確定性思維的極端體現——它假設世界是靜止的、可預測的，只要在某一刻標記下位置，便能永遠依據該標記找回目標。然而，現實世界是動態變化的，河流奔流不息，船只不斷前行，劍的實際位置早已隨水流漂移。主人公的失敗，源于他未能認識到事物的運動性，也未能調整自己的認知以適應變化的環境。 這一寓言所批判的，正是“刻舟求劍”式的僵化思維，它與“與時俱進”的哲學理念形成鮮明對比。《呂氏春秋·察今》明確指出：“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悖哉！”歷史的發展要求人們根據時代變遷調整制度與認知，而非固守舊法。在考古學領域，這一思想同樣適用。若研究者僅依賴既定的文本、字體或工藝標準去判斷一件文物的真偽，而不考慮歷史背景的演變、文化觀念的流轉以及科技手段的進步，便可能陷入“刻舟求劍”的誤區。例如，在尕日塘秦刻石的爭議中，若僅因某些文字特征看似符合秦代風格便斷定其為真，而忽視歷法矛盾、地理可行性等動態因素，便是一種靜態判斷的體現。真正的學術研究應當與時俱進，不僅采納新的科技檢測手段，還應開放地接受多重解釋的可能性，避免因固守單一范式而錯失對真相的更深層理解。

在實際工作中要推進認知范式從確定性到動態適應的融合。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偽之爭，不僅是一場考古學辯論，更折射出投資、社會科學乃至人類認知方式的深層變革。在傳統投資范式中，牛頓思維占據主導地位，投資者依賴技術分析、經濟周期理論和量化模型，試圖通過歷史數據和確定性規律預測市場走勢。例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假設資產回報率可由系統性風險精確衡量，而有效市場假說則認為價格已反映所有可得信息。這種思維方式強調因果律和可預測性，認為市場如同一個精密的機械系統，只要掌握規則，便能精準預判未來。然而，現實市場往往充滿不確定性，單一模型難以完全解釋價格波動。2008年金融危機便暴露了傳統金融理論的局限，許多基于歷史數據的量化模型未能預見市場的劇烈崩盤。此時，量子思維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市場并非完全由客觀規律支配，而是受到投資者心理、信息傳播和群體行為的復雜影響。行為金融學中的前景理論表明，人類決策并非完全理性，損失厭惡和過度自信等心理偏差會影響市場走勢。復雜系統科學則指出，金融市場是一個非線性系統，微小的信息變化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不可預測的“黑天鵝”事件。

這種思維模式的對立，恰如尕日塘秦刻石爭議中對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權衡。在投資中，若僅依賴牛頓思維，可能忽視市場中的非線性風險；而若完全采納量子思維，則可能陷入過度懷疑，難以做出決策。因此，成功的認知模式應當融合兩者的優勢，既利用數據分析尋找長期趨勢，又保持對不確定性的警覺，避免被單一解釋框架所束縛。正如考古研究不應僅依賴靜態證據，而應結合動態歷史背景與多學科方法，投資決策也需在確定性分析與風險彈性之間尋求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在復雜多變的世界中實現更穩健的認知與判斷。

走向更完整的認知，強調融合與超越。尕日塘秦刻石的真偽之爭，不僅是考古學內部的學術辯論，更是一場關于認知方式的深層對話。它揭示了牛頓思維與量子思維的對立，也映射出“刻舟求劍”式僵化認知與“與時俱進”動態思維的沖突。牛頓思維強調確定性、因果律和可預測性，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嚴謹的分析框架；而量子思維承認不確定性、觀察者效應和系統復雜性，提醒我們現實世界并非總能被簡化為單一解釋。在考古、投資乃至更廣泛的認知領域，單一思維模式均有其局限，唯有結合兩者的優勢，才能構建更完整的理解。

在考古研究中，傳統考據方法依賴確鑿證據和邏輯推導，這體現了牛頓思維的價值；然而，當證據不完整或存在多種可能時，量子思維促使研究者考慮多種解釋路徑，而非固守單一結論。因此，未來的認知發展應超越非此即彼的對立，轉向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思維方式——既重視證據的嚴謹性，也承認不確定性，并在動態調整中逼近真相。唯有如此，人類才能在復雜多變的世界中，實現更深刻、更全面的認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