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的“八五一”
曹宇翔
“八五一”原是北京朝陽區的一個信箱地址。1976年初春,我來到這里。大院安靜而又肅穆,周圍是村莊和田野,高壓電網外面發射架林立。帶兵班長告訴我,大院里面有電臺,電波就在天上飛,能傳到很遠的地方。
穿上軍裝后,我仿佛變了一個人:遵守紀律、訓練刻苦、埋頭苦干。一次全連在電網溝挖污泥,為菜地籌備肥料。當晚集合時,指導員在夜幕中高聲表揚:“新兵曹宇翔身大力不虧,干活一個頂仨!”站在隊列后面的老兵回班后告訴我:“剛才路過的女兵都在議論,哪位是曹宇翔。”這番話讓我連續數日忐忑不安,生怕被誰認出來。
當兵前,我是個調皮搗蛋的毛頭小子,母親管教不了我,時常氣得直抹眼淚。新兵連第一年,母親從山東老家來隊探望,見我聽話了,像個大人了,高興地抓住指導員的手說:“多虧了部隊管得好!”
都說部隊是大熔爐,我對自己說,既然進了爐門,就使勁煉吧。記得一次夜間緊急集合,連長下達命令:“‘敵人’占領了兄弟電臺,我們連必須奪回陣地。”我扛起重機槍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第一個到達指定地域。回來的路上,我往肩頭一摸,一手血。再一看,肩頭竟被重機槍硌掉一塊皮。
那時,我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氣,好像身上的每塊肌肉都能戰斗。我個頭噌噌往上躥,投彈一助跑就能投近60米,成了連里的投彈標兵;身手也靈活,蒙上眼睛拆裝機槍速度最快,沒少受連長夸獎。我最拿手的當數搏擊訓練,空手奪刀、擒拿格斗、抱腿頂摔,每個課目成績都名列前茅,連隊的軍事比武榜上常有我的名字。
說起來,我多少有點文藝細胞。在老家時,我就愛背三句半、對口詞,還會敲快板、說數來寶。每逢節日聯歡,戰友們便起哄要我表演。其實我更喜歡詩歌,閑暇時,我常躲進連隊大菜窖讀詩。頂棚垂下的大燈泡,照得菜窖里又溫暖,又安靜,又明亮。蔥、姜、胡蘿卜、大白菜,伴我度過青春年少好時光。
慢慢地,我開始寫詩。見刮風就寫風,見下雨就寫雨,抓一把空氣也想寫成詩。我幾乎寫遍了操場上的每一粒小石子,捕捉到一切可入詩的意象:膠鞋、彈殼、軍帽、五星帽徽、紅領章、軍挎包、背包帶、夜間瞄準、軍嫂來隊、老兵探家……就連連隊養的十幾頭大肥豬,我也想統統給它們押上呱唧呱唧的韻。
那時候,我最喜歡詩人李瑛的《棗林村集》。連長特批:出去訓練,腰里別著手榴彈,也可別上那本詩集。訓練間隙,我就把李瑛的詩念給戰友們聽。多年后參加《詩刊》座談會,偶遇李瑛老前輩,我激動地說:“我的詩歌,吃過李瑛同志的奶。”這句話大概有點毛病,惹得李瑛老師和在座的十幾位著名詩人哈哈大笑。
不久后,營區門口的黑板報成了我的新戰場。指導員說,這是展示連隊形象的窗口,你要完成好這個光榮任務。出板報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曾當過鄉村教師,記得當年接到上級通知,我就用排筆在村口院墻上刷出標語,每個字都比碾場石磙還要大。
命運的轉折來得悄無聲息。一天,營區里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團里的宣傳干事陪著政委到我們連檢查工作。我當時正站在凳子上聚精會神地出板報,并未注意到后面人群里,竟然站著穿“四個兜”的團領導。
沒過幾天,宣傳干事打來電話,讓我到團部政治處報到。我背著背包,里面塞著我的全部家當——幾本書和當兵走時兄長贈的一支英雄牌鋼筆。那天,文書用自行車把我送到汽車站。我就這樣走上人生的另一條道路,越走越遠……
時隔多年,我又提筆寫下這個緊挨心靈的地址——“八五一”。透過筆畫的縫隙,我仿佛看見巡線回營的副班長笑呵呵地走來,班長伏在床邊正在寫家信,老兵坐在小馬扎上擦著油亮亮的槍管,排長又在晚霞余暉里吹口琴……那口琴之聲,猶在耳邊,像一顆心,告訴另一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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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宇翔,山東兗州人,1976年2月入伍至北京衛戍區,1983年調武警總部,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軍旅生涯42年,大校軍銜,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一次立二等功,三次立三等功,其家庭被評為全國武警部隊五好文明家庭。獲魯迅文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獎等獎項。
本文刊于《解放軍報》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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