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馮瑋,再次因不當言論引發眾怒。
他在多個公開場合和社交平臺發文,不僅美化日本近代侵略行為,竟還以“天皇是和平象征”為由,為其開脫;更令人憤慨的是,他公然貶低中國抗日英烈,稱其“盲目犧牲”、“缺乏理性”,甚至暗示“若當時妥協,或可避免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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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言論,已非學術爭議,而是對民族記憶的踐踏,對英烈尊嚴的褻瀆。
馮瑋并非初犯。
多年來,他屢次發表親日媚外言論:將南京大屠殺輕描淡寫為“戰爭中的不幸”;稱日本侵華是“東亞秩序重建”;鼓吹“日本現代化值得學習”,卻對殖民暴行避而不談。
更荒謬的是,他曾撰文稱“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天皇制度具有現代性”,全然無視其作為軍國主義精神核心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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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倭王”,乃中國古代對日本君主的舊稱,本帶貶義。而馮瑋卻以“尊重歷史”為名,為其正名,甚至在文章中使用“敬稱”,仿佛那段鐵蹄踐踏、山河泣血的歲月,只是一場誤會。
可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英烈的鮮血更不容被輕佻解讀。
14年抗戰,3500萬同胞傷亡,無數家庭支離破碎。
楊靖宇胃里只有草根棉絮仍戰斗至死;趙一曼受盡酷刑不吐一字;狼牙山五壯士縱身跳崖也不投降……他們的“犧牲”,在馮瑋口中成了“盲目”?他們的“信念”,在他筆下成了“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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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學術觀點,這是站在侵略者視角,對抵抗者的二次傷害。
更值得警惕的是,馮瑋打著“客觀史學”、“超越民族主義”的旗號,實則推行一種隱蔽的歷史虛無主義。
他刻意割裂歷史語境,用今日日本的和平憲法去反推昔日天皇的“無辜”,用戰后民主化成果掩蓋戰時體制的罪責。這種“倒放電影”式的史觀,本質上是為侵略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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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倭王若真是“被動傀儡”,為何戰后東京審判中,裕仁未被起訴恰恰是美日政治交易的結果?若日本真無擴張野心,為何《田中奏折》白紙黑字寫著“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馮瑋選擇性失明,只因他心中早已預設了立場。不是求真,而是求“親”。
身為復旦教授,本應秉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的校訓,卻屢屢以偏概全、顛倒黑白。高校不是法外之地,學者更非言論無界。當一個人利用學術身份傳播扭曲史觀,傷害民族情感,就必須接受公眾審視與道義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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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辯稱:“學術自由應包容多元聲音。”
但自由有邊界,底線不可越。否認侵略、美化戰犯、侮辱英烈,早已越過學術討論范疇,觸及社會公序良俗與民族情感紅線。
正如德國嚴禁納粹言論,法國嚴懲否認大屠殺者,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對歷史罪惡保持清醒的集體記憶。
馮瑋或許以為,躲在“學術”外衣下就能免責。但互聯網時代,每句話都會被看見,每個立場都會被檢驗。當他輕蔑地說出“抗日烈士不理性”時,他侮辱的不只是逝者,更是千千萬萬銘記歷史、珍視和平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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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反對理性反思歷史,但反思的前提是尊重事實;我們歡迎國際視野,但視野不能變成跪拜。
今日之中國,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舊中國。我們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歷史敘事,也有底氣拒絕任何為侵略翻案的雜音。
奉勸某些人:吃中國的飯,就別砸中國的鍋;拿復旦的名,就別辱民族的魂。
若真想研究日本,請先學會區分“文化”與“軍國”,“人民”與“政權”。否則,所謂的“學術”,不過是吃里扒外的漢奸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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