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岑云端回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到她很高興：我廣西女兒來看我了

1974年1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北京氣溫很低，西長安街上寒風呼嘯。就在同一時刻，距離首都兩千多公里外的南寧火車站，岑云端抱著隨身的小提包，踏上了駛往北京的列車。幾天前她剛收到趙淑琴從中南海拍來的電報，上面只有一句簡短的話——“老人家盼你”。多年未見，再加之春節將至，她心里既激動又忐忑，車窗外的甘蔗林飛快掠過，她卻怎么也睡不著。

列車到達北京是凌晨三點。趙淑琴早已守在站臺，一見面就低聲嘟囔：“主席天天問‘廣西女兒’到了沒有，我壓力可不小。”兩人迅速鉆進轎車，街燈昏黃，北平的夜仍在沉睡。快到新華門時，趙淑琴遞過一張臨時通行條，上面赫然寫著“接廣西客人”。岑云端心想，不到二十個字，卻包含了老人家的惦念。

門崗認出了趙淑琴，刷地抬桿放行，還順口問：“這位小岑幾年沒來了？”趙淑琴答得干脆：“正好八年。”聽到這句話，站崗的小戰士愣了一下，自言自語：“八年啊，怪不得首長天天提起。”

拐過游泳池那條石子路，木門一推，暖氣撲面而來。主席坐在沙發里，身旁摞著一堆資料，燈光把書影拉得很長。沒等她開口，主席笑著揚聲：“我廣西的女兒來看我了。”語調依舊洪亮，只是尾音略微發顫。岑云端一時鼻酸，連忙向前，雙手握住那雙略顯浮腫的手：“主席，我是小岑。”老人家抬頭片刻，眼中仍閃著熟悉的光：“小岑，好！坐，先坐下說話。”

屋里只亮著一盞立燈，窗簾遮得嚴嚴實實。主席示意趙淑琴去倒茶，轉而問：“父母身體怎樣？廣西雨水多，今年礦山生產還順利嗎？”問題一個接一個，像查工作又像話家常。岑云端逐一回答，末了輕聲附帶一句：“學生們排的《歡騰的南國》給您寄了錄像帶，您要是眼睛不累，可以隨時看。”

那時主席的白內障已相當嚴重，能模糊看見人影，卻難辨細節。聽到“眼睛不累”幾個字，他揮了揮手：“眼前像隔了一層霧，不過耳朵好用，你跳的舞我腦子里還能現出樣子。”這一句輕描淡寫，把屋里氣氛帶活了。趙淑琴端茶進來，笑道：“主席記憶驚人，連節拍都能哼出來。”主席順勢哼了兩句《瀏陽河》，仍是當年那股子韻味。

簡單寒暄后，主席讓工作人員把行李提到客房：“小岑留幾天，不急著走。”岑云端本想推辭，又想起自己多年未陪老人家，便答應下來。那晚她躺在西廂房，聽見外面鐘聲敲了十下，寒意卻在被窩里慢慢散去。

第二天起，主席照常批閱文件。用餐、服藥、散步，全按醫生和秘書組排定。空隙時間，他讓岑云端坐在旁邊聊天。聊的內容從廣西山歌到《史記》再到清末西南邊務，跨度極大。主席突然提到岑春煊：“你姓岑，和他八成同宗。”岑云端點頭：“父親說過，祖籍在南江村。”主席滿意地笑：“你看，壯族子弟，骨子里有股韌勁。”

晚飯后，工作人員提來幾掛鞭炮。主席示意點燃，說是要應景。鞭炮聲炸響在空曠的院落，火星四濺，幾棵玉蘭樹被映得通紅。主席靠在椅背，側耳細聽，嘴里重復一句：“熱鬧，好！”

在京逗留第五天，醫療小組找上門，通報手術的前期準備。唐由之用最通俗的比喻向主席說明：“就像換了一塊蒙灰的玻璃片，需要把霧擦掉才能見光。”主席聽完，不等醫生勸說，自嘲一句：“老屋子翻修，總得動錘子。”會后，他把岑云端叫到書房：“手術可能痛苦，但我撐得住。你先回廣西，別惦記。”岑云端急道：“說好隔一年再來，這回您可不能變卦。”老人家故意逗她：“要是違約，你拿一百斤豬肉來補償。”她爽快答應：“豬肉我出得起。”

離別那天，北京下起了小雪。出門前，主席托人拿來一本《紅樓夢》豎排本，扉頁寫著“毛澤東贈廣西岑云端同志”。他摸著字跡對她說：“字歪了，你別見笑。”岑云端把書貼在胸口，沒再說話。汽車駛離中南海時，她隔著后窗，看見主席的身影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雪花落在黑色外套上，沒有人敢去替他拂去。

一年后，即1975年7月，她依約再赴北京。此時主席已長期臥床，雙眼幾乎失明。警衛員張玉鳳領她進屋時提醒：“主席今天情緒不錯，你別太難過。”果然，老人家先開口：“小岑，小趙來了？快到跟前來。”岑云端上前，握住那雙能摸卻不能看的手。她忍住眼淚，輕聲說：“醫生說手術很成功。”主席嗯了一聲，轉而低吟：“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他解釋，這是清人嚴遂成的詩，寫的是李克用自嘆老去，“我也老了，可你們還年輕。”

屋內一時寂靜。趙淑琴將藥杯遞到主席唇邊，他喝了兩口，語氣突然轉舒緩：“日子還長，你們不用陪我傷感。”說完便聊起廣西早茶，說起賀州糯米糍味道好：“若眼睛見光，再吃一次。”一句“再吃一次”，讓兩位女兵嗓子同時哽住。

1976年9月9日清晨，廣播里傳來不幸消息。此時的岑云端在廣西藝術學院上早課，學生剛做完壓腿動作，校園高音喇叭忽然停頓兩秒，緊接著播出頌歌《東方紅》，她的心頓時沉到底。前后不到半小時，她請假回宿舍，打開那個暗紅色行李箱，靜靜翻出《紅樓夢》那本豎排本。薄薄一頁扉頁，墨色仍舊發亮，落款卻成永訣。

自治區很快組建赴京悼念團，名單里特地寫上“岑云端”。她隨同代表抵達人民大會堂，當白色菊花鋪滿靈堂中央，她第一次感到雙腿發軟。有同行的老戰友想扶住她，她搖頭拒絕。簡單鞠躬后，她走到花圈旁，輕輕放下一束淡黃劍蘭，標簽寫著：廣西岑云端敬挽。沒有更多言語，也再無機會言語。

從那以后，岑云端很少公開談起與中南海的舊事。在廣西藝術學院，她只是普通的舞蹈老師，備課、排練、帶學生參加匯演，日復一日。偶爾有人問起，她頂多說一句：“毛主席改過我名字。”其余只字不提。那本《紅樓夢》一直鎖在書柜深處，紙頁因潮氣卷了邊，封面卻被擦得極亮——仿佛那一幕仍在眼前：灰藍色冬裝的老人，把書遞到她手中的動作緩慢卻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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