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下旬的一個傍晚,北京氣溫很低,西長安街上寒風呼嘯。就在同一時刻,距離首都兩千多公里外的南寧火車站,岑云端抱著隨身的小提包,踏上了駛往北京的列車。幾天前她剛收到趙淑琴從中南海拍來的電報,上面只有一句簡短的話——“老人家盼你”。多年未見,再加之春節將至,她心里既激動又忐忑,車窗外的甘蔗林飛快掠過,她卻怎么也睡不著。
列車到達北京是凌晨三點。趙淑琴早已守在站臺,一見面就低聲嘟囔:“主席天天問‘廣西女兒’到了沒有,我壓力可不小。”兩人迅速鉆進轎車,街燈昏黃,北平的夜仍在沉睡。快到新華門時,趙淑琴遞過一張臨時通行條,上面赫然寫著“接廣西客人”。岑云端心想,不到二十個字,卻包含了老人家的惦念。
門崗認出了趙淑琴,刷地抬桿放行,還順口問:“這位小岑幾年沒來了?”趙淑琴答得干脆:“正好八年。”聽到這句話,站崗的小戰士愣了一下,自言自語:“八年啊,怪不得首長天天提起。”
拐過游泳池那條石子路,木門一推,暖氣撲面而來。主席坐在沙發里,身旁摞著一堆資料,燈光把書影拉得很長。沒等她開口,主席笑著揚聲:“我廣西的女兒來看我了。”語調依舊洪亮,只是尾音略微發顫。岑云端一時鼻酸,連忙向前,雙手握住那雙略顯浮腫的手:“主席,我是小岑。”老人家抬頭片刻,眼中仍閃著熟悉的光:“小岑,好!坐,先坐下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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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只亮著一盞立燈,窗簾遮得嚴嚴實實。主席示意趙淑琴去倒茶,轉而問:“父母身體怎樣?廣西雨水多,今年礦山生產還順利嗎?”問題一個接一個,像查工作又像話家常。岑云端逐一回答,末了輕聲附帶一句:“學生們排的《歡騰的南國》給您寄了錄像帶,您要是眼睛不累,可以隨時看。”
那時主席的白內障已相當嚴重,能模糊看見人影,卻難辨細節。聽到“眼睛不累”幾個字,他揮了揮手:“眼前像隔了一層霧,不過耳朵好用,你跳的舞我腦子里還能現出樣子。”這一句輕描淡寫,把屋里氣氛帶活了。趙淑琴端茶進來,笑道:“主席記憶驚人,連節拍都能哼出來。”主席順勢哼了兩句《瀏陽河》,仍是當年那股子韻味。
簡單寒暄后,主席讓工作人員把行李提到客房:“小岑留幾天,不急著走。”岑云端本想推辭,又想起自己多年未陪老人家,便答應下來。那晚她躺在西廂房,聽見外面鐘聲敲了十下,寒意卻在被窩里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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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主席照常批閱文件。用餐、服藥、散步,全按醫生和秘書組排定。空隙時間,他讓岑云端坐在旁邊聊天。聊的內容從廣西山歌到《史記》再到清末西南邊務,跨度極大。主席突然提到岑春煊:“你姓岑,和他八成同宗。”岑云端點頭:“父親說過,祖籍在南江村。”主席滿意地笑:“你看,壯族子弟,骨子里有股韌勁。”
晚飯后,工作人員提來幾掛鞭炮。主席示意點燃,說是要應景。鞭炮聲炸響在空曠的院落,火星四濺,幾棵玉蘭樹被映得通紅。主席靠在椅背,側耳細聽,嘴里重復一句:“熱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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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逗留第五天,醫療小組找上門,通報手術的前期準備。唐由之用最通俗的比喻向主席說明:“就像換了一塊蒙灰的玻璃片,需要把霧擦掉才能見光。”主席聽完,不等醫生勸說,自嘲一句:“老屋子翻修,總得動錘子。”會后,他把岑云端叫到書房:“手術可能痛苦,但我撐得住。你先回廣西,別惦記。”岑云端急道:“說好隔一年再來,這回您可不能變卦。”老人家故意逗她:“要是違約,你拿一百斤豬肉來補償。”她爽快答應:“豬肉我出得起。”
離別那天,北京下起了小雪。出門前,主席托人拿來一本《紅樓夢》豎排本,扉頁寫著“毛澤東贈廣西岑云端同志”。他摸著字跡對她說:“字歪了,你別見笑。”岑云端把書貼在胸口,沒再說話。汽車駛離中南海時,她隔著后窗,看見主席的身影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雪花落在黑色外套上,沒有人敢去替他拂去。
一年后,即1975年7月,她依約再赴北京。此時主席已長期臥床,雙眼幾乎失明。警衛員張玉鳳領她進屋時提醒:“主席今天情緒不錯,你別太難過。”果然,老人家先開口:“小岑,小趙來了?快到跟前來。”岑云端上前,握住那雙能摸卻不能看的手。她忍住眼淚,輕聲說:“醫生說手術很成功。”主席嗯了一聲,轉而低吟:“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他解釋,這是清人嚴遂成的詩,寫的是李克用自嘆老去,“我也老了,可你們還年輕。”
屋內一時寂靜。趙淑琴將藥杯遞到主席唇邊,他喝了兩口,語氣突然轉舒緩:“日子還長,你們不用陪我傷感。”說完便聊起廣西早茶,說起賀州糯米糍味道好:“若眼睛見光,再吃一次。”一句“再吃一次”,讓兩位女兵嗓子同時哽住。
1976年9月9日清晨,廣播里傳來不幸消息。此時的岑云端在廣西藝術學院上早課,學生剛做完壓腿動作,校園高音喇叭忽然停頓兩秒,緊接著播出頌歌《東方紅》,她的心頓時沉到底。前后不到半小時,她請假回宿舍,打開那個暗紅色行李箱,靜靜翻出《紅樓夢》那本豎排本。薄薄一頁扉頁,墨色仍舊發亮,落款卻成永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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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區很快組建赴京悼念團,名單里特地寫上“岑云端”。她隨同代表抵達人民大會堂,當白色菊花鋪滿靈堂中央,她第一次感到雙腿發軟。有同行的老戰友想扶住她,她搖頭拒絕。簡單鞠躬后,她走到花圈旁,輕輕放下一束淡黃劍蘭,標簽寫著:廣西岑云端敬挽。沒有更多言語,也再無機會言語。
從那以后,岑云端很少公開談起與中南海的舊事。在廣西藝術學院,她只是普通的舞蹈老師,備課、排練、帶學生參加匯演,日復一日。偶爾有人問起,她頂多說一句:“毛主席改過我名字。”其余只字不提。那本《紅樓夢》一直鎖在書柜深處,紙頁因潮氣卷了邊,封面卻被擦得極亮——仿佛那一幕仍在眼前:灰藍色冬裝的老人,把書遞到她手中的動作緩慢卻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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