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 | 萬億投資背后：沙特王儲訪美后的中東權力格局再平衡

沙特的“平衡術”只是這一趨勢的一個縮影。它既映射了中等強國在大國競爭時代的生存智慧，也預示了未來中東乃至全球秩序演變的方向：不是某個大國的絕對主導，而是多個力量中心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與制衡。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鳳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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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中旬，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對美國進行了高調訪問。此行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兩國宣布未來四年內沙特將在美投資高達1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幾乎相當于沙特一年的GDP總量。與此同時，美國承諾向沙特出售F-35隱形戰機，并授予其“非北約主要盟友”地位。這場被精心設計的外交秀看似為美沙關系注入了新動能，但其背后折射的卻是中東地緣政治的深層變革：傳統盟友關系正在被更加務實的利益交換所取代，而圍繞技術、安全與經濟的三角博弈，正在重新定義這一關鍵雙邊關系的內涵，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中東的權力格局。

一、萬億投資的數字游戲

所謂“萬億投資”并非橫空出世的新承諾，而是一次精心的政治包裝。仔細分析其構成，這一數字實際上是對2025年5月特朗普訪問利雅得時，在沙特已承諾的6000億美元投資基礎上的“政治性加碼”。其中包括此前已宣布的1420億美元軍購訂單、AI數據中心建設意向、能源基礎設施合作框架等多個項目的總和。更關鍵的是，這些協議大多屬于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框架性文件或意向性聲明，距離真金白銀的落地還有很長距離。這種“包裝術”并非首次上演。2017年特朗普訪問沙特時，雙方曾高調宣布4500億美元的投資與軍售協議，但最終實際落實的金額不足承諾的10%。歷史經驗表明，此類在外交場合宣布的大額投資數字，往往需要大幅折扣后才能得到落實的真實數字。

從沙特自身的財政狀況看，萬億投資的兌現面臨實質性約束。當前國際油價徘徊在每桶70-80美元區間，而沙特財政平衡所需的油價約為每桶85美元。與此同時，沙特正在全力推進“2030愿景”這個雄心勃勃的經濟轉型計劃，包括NEOM未來城、紅海旅游項目、Qiddiya娛樂城等多個超大型工程，每年需要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投入。在內部轉型與外部投資之間，沙特的財政空間其實相當有限。然而，將這些投資簡單理解為“取悅美國”是片面的。沙特的真實意圖在于通過資本撬動美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云計算、數據中心等領域的尖端技術，為其經濟多元化戰略提供技術支撐。這些投資本質上是沙特主動嫁接數字經濟動脈的戰略布局，目標是降低對石油收入的結構性依賴，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從這個角度看，投資的“戰略價值”遠大于“財務回報”，是沙特為經濟轉型支付給全球科技產業主導者的入場費。

二、美技術出口存多重障礙

F-35隱形戰機的出售承諾是此次訪問的重要成果，但其落地面臨的障礙遠比表面復雜。首先是法律層面的剛性約束：美國法律明確要求確保以色列在中東地區保持“軍事質量優勢”。以色列政府已公開表示強烈反對向沙特出售F-35，并試圖將軍售與沙以關系正常化進行“捆綁”——只有在沙特同意與以色列建交的前提下，以色列才可能不阻撓軍售。這實際上給軍售設置了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政治前提。其次是執行層面的時間變數。即使軍售最終獲得美國國會和以色列的默許，從簽約到交付通常需要4年左右時間，期間美國政府可能更迭兩次，政策也可能隨之調整。前車之鑒是拜登政府2021年上臺后，曾一度暫停特朗普政府批準的對阿聯酋F-35銷售，雖然最終恢復，但展現了這類交易的政治脆弱性。

在芯片等高端技術出口上，博弈同樣復雜。沙特對AI算力有巨大需求，特別是在建設智慧城市、發展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對美國制造的尖端芯片有明確的技術渴求。但美國在高端芯片出口上面臨多重國內壓力。一方面，先進芯片是美國維持技術霸權的核心資產，芯片法案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限制對手獲得尖端計算能力；另一方面，沙特與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深度合作——從5G網絡到大型基建項目——讓美國擔憂技術外溢和轉移風險。這種矛盾在此次訪問中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雙方達成的協議更多是原則性框架，具體的技術轉讓清單、數量限制、終端用戶監控等細節仍需漫長談判。技術出口在美國內部涉及商務部、國防部、國務院等多個部門的協調，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障礙。

美國授予沙特“非北約主要盟友”地位，表面上看是重大安全承諾，但實質內容相對有限。這一地位主要通過總統行政令授予，未來政府可以相對容易地撤銷，不像正式的防務條約需要國會批準并具有長期法律約束力。沙特真正渴望的是類似美日、美韓那樣經由國會批準的共同防御條約，一旦遭受攻擊能獲得美國的自動軍事援助。但美國國內對在中東承擔新的安全義務普遍持謹慎態度，特別是在“戰略收縮”和“亞太再平衡”的大背景下，國會不太可能批準這類剛性條約。因此，“非北約主要盟友”地位更像是一種“戰略模糊”的產物——給予沙特心理安慰和一定實際便利，如優先采購美制武器、參與聯合軍演、獲得某些軍事技術支持，但避免做出可能被國會和未來政府否決的剛性承諾。

三、美沙關系的范式轉變

傳統的美沙關系建立在相對清晰的交換基礎上：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傘，沙特確保石油供應穩定和維持石油美元體系。這種“安全換石油”的模式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后的數十年里運轉良好，雙方各取所需。但這一關系范式正在經歷深刻轉變。一方面，美國頁巖油革命使其從石油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大幅降低；另一方面，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對中東的安全投入意愿下降。與此同時，沙特也在重新評估這一關系的價值。多個事件削弱了沙特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2019年沙特石油設施遭受襲擊時美國的有限反應，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以及最近卡塔爾作為美國盟友卻在以色列空襲前未獲美方預警等，都讓海灣國家質疑美國的可靠性。

在這種背景下，美沙關系正在轉向更加務實的“利益導向”模式。沙特需要美國的尖端技術來推進“2030愿景”，需要美國資本市場為大型項目融資，需要美國的武器系統來提升軍事能力；美國則需要沙特的資本投資來支持其“再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沙特在穩定油價、平衡全球能源市場方面的合作，也需要沙特在地區事務中分擔更多安全成本。雙方的關系更像是“競爭性合作伙伴”——既有深度的相互需要，也有各自的戰略自主訴求，還有潛在的利益沖突。這種關系比傳統盟友關系更加脆弱，更依賴于具體交易的達成，也更容易因政治風向變化而波動。沙特近年來推動外交多元化的努力——從與中國簽署全面戰略伙伴協議，到在伊朗問題上展現獨立立場，再到與俄羅斯在OPEC+框架內的協調——都反映了這種關系轉型的現實。

四、沙以建交陷入僵局

沙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問題，是理解此次訪問的另一個關鍵維度。沙特已明確將“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并獲得以色列承認”作為與以色列建交的絕對前提。這并非僅僅是外交辭令，而是有深厚的國內民意基礎。根據多項民調，超過96%的沙特民眾反對在沒有巴勒斯坦建國的情況下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作為伊斯蘭世界兩大圣地的守護者，沙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任何讓步都將嚴重損害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合法性和政治影響力。但以色列現政府的立場同樣強硬。內塔尼亞胡政府公開反對巴勒斯坦建國，其執政聯盟中的極右翼勢力更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領土讓步。這一根本性矛盾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沙特未同意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情況下，仍然推動對沙軍售和投資協議，這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妥協。傳統上，美國一直試圖將對海灣國家的安全承諾與推動阿以和解進程掛鉤，以實現“一石二鳥”的戰略目標。但此次訪問顯示，面對沙特的堅定立場和現實需要，美國選擇了“脫鉤處理”——先推進經濟和軍事合作，再次將沙以建交降格為長期目標而非前提條件。這既反映了美國在中東影響力的相對下降，也暴露了其中東政策的結構性困境：在維護以色列安全、推動地區和平、保持與海灣國家合作三個目標之間，美國越來越難以實現平衡，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不可能三角。對沙特而言，這一僵局雖然限制了其從美國獲得最大安全承諾的可能，卻也為其保持戰略自主提供了空間——它可以在不犧牲核心原則的前提下，繼續從美國獲取技術和武器，同時在其他方向拓展外交空間。

五、地區安全正在重構

此次訪問也折射出中東地區安全架構的深層重構。美國正在推動一種“離岸平衡”戰略：不再像過去那樣直接深度介入地區沖突，而是試圖構建一個由地區盟友組成的“伙伴網絡”，讓這些國家承擔更多“前沿安全責任”。美國則專注于提供關鍵技術、武器系統和戰略支持，在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等“上層設計”領域保持控制。通過軍售和技術控制，美國試圖掌握“最終發牌權”，在必要時介入，但避免常態化的軍事存在和直接卷入。這種戰略轉變既是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結果，也是對中東地區復雜性和干預成本的現實反應。

對沙特而言，這種轉變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于，美國安全承諾的“含金量”下降，沙特需要更多依靠自身能力和地區合作來維護安全；機遇在于，美國的戰略收縮為沙特提升地區影響力、實現戰略自主創造了空間。沙特近年來的外交實踐清晰展現了這種“平衡術”。在經濟領域，沙特積極推進“向東看”戰略，與中國等遠東國家在能源、基建、制造業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以獲取性價比更高的技術和產能；在安全領域，沙特除了深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也在探索多元化路徑，如與巴基斯坦簽署防務協議，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對話，在也門、敘利亞等問題上展現更加獨立的立場。這種“東西平衡”戰略的本質，是沙特在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為自身安全和發展購買的“保險”——通過對美國的巨額投資換取技術和有限安全保障，同時通過與其他大國的合作對沖風險，避免完全依附于任何單一力量。

這種戰略也反映在沙特對民用核能等敏感領域的布局上。此次訪問中，美沙在民用核能領域達成合作協議，這對沙特能源多元化和技術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引發外界特別是以色列對核擴散的擔憂。沙特一方面尋求美國在核技術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俄羅斯、韓國等國保持對話，通過多元化供應商選擇來增強談判籌碼，避免在關鍵技術上受制于人。這種多頭下注的策略雖然增加了協調成本，卻為沙特在大國博弈中保持靈活性提供了基礎。

結語

沙特王儲此次訪美所達成的一系列協議，表面上延續了美沙傳統伙伴關系的框架，實質上卻標志著這一關系正在經歷范式轉變。從“安全換石油”的傳統聯盟，到“資本換技術”的交易型伙伴，雙方關系的性質、內涵和穩定性都在發生深刻變化。萬億投資的宣言與其說是真金白銀的承諾，不如說是雙方為各自國內政治需要和戰略焦慮提供的一劑“強心針”。技術出口的重重障礙，沙以建交的結構性僵局，以及美國安全承諾的“戰略模糊”，都揭示了這場高調外交秀背后的深層困境。

更深層次上，這次訪問折射的是中東秩序的歷史性轉型。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正在讓位于更加多元、更具競爭性的地區格局。在這個新格局中，傳統的聯盟關系被更加靈活的伙伴網絡所取代，意識形態紐帶被實用主義的利益交換所稀釋，地區國家的戰略自主性顯著提升。沙特的“平衡術”只是這一趨勢的一個縮影。它既映射了中等強國在大國競爭時代的生存智慧，也預示了未來中東乃至全球秩序演變的方向：不是某個大國的絕對主導，而是多個力量中心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與制衡。在這個意義上，萬億投資背后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于具體協議能否落實，而在于它所象征的秩序轉型本身——一個更加不確定、更加流動，但也可能更加均衡的中東正在形成。對于各方而言，如何在這種新常態下找到穩定與發展的路徑，才是真正的考驗。■

文章來源于“鳳凰新聞”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