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那是一個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年代。各地軍閥們今天聯袂登臺,明日兵戎相見,好不熱鬧。表面上看,他們擁兵自重,風光無限,但翻開他們的賬本,看到的卻是無盡的尷尬與無奈。養活一支軍隊,尤其是一個師級建制,其開銷之巨,足以壓垮一個地方財政,讓一切民生建設淪為泡影。
養兵千日,耗資千金。當時一個滿編師,兵力約在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之間。維系這樣一支隊伍運轉一年,需要花費200萬至300萬銀元。這筆錢究竟是什么概念呢?當時一個中等省份,一年的財政收入往往也就幾百萬到一千萬銀元上下。這意味著,僅僅供養一個師,就可能吞噬掉地方財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這筆巨款如同無底洞,主要是由以下幾部分構成的:首要開支是軍餉,這是維持部隊穩定的基礎。普通士兵月餉大約10塊銀元,一萬名士兵一年就是120萬銀元。軍官的薪水則高出許多,排長月入30銀元,連長60銀元,團長甚至能拿到300銀元。一個師約有六百到七百名軍官,他們一年的總餉銀又需百萬銀元以上。僅此一項,一個師一年就得支出200萬銀元左右,這尚且不包括戰時為激勵士氣發放的額外賞銀。
其次是人吃馬嚼的日常消耗。士兵們的伙食極為粗劣,無非是高粱米、雜糧配咸菜,一日兩餐,僅求果腹。但即便這樣,一萬多人一年消耗的糧食也需20萬銀元左右。此外,軍裝被服也是一筆不小開支,單衣、棉衣、布鞋,一年下來又需二十多萬銀元。
最大的無底洞莫過于武器裝備的采購與維護。張作霖的奉軍常從日本購買步槍、火炮,一批軍火動輒幾十萬銀元。一支步槍價格數十銀元,一個師裝備上萬支步槍加上彈藥,基礎投入就得幾十萬銀元。火炮更是昂貴,一門炮連同炮彈就需數萬銀元。平日里的訓練演習、彈藥消耗、裝備維護,一年又得幾十萬銀元。若是打起仗來,彈藥消耗如同燒錢,一場大規模戰役的彈藥耗費就可能高達百萬銀元。
如此沉重的負擔,對于地方財政而言是難以承受的。以雄踞東北的“東北王”張作霖為例,在其勢力巔峰時期,麾下擁兵三十萬之眾。若以每個師年耗二百余萬銀元計算,二十多個師一年的總軍費就高達五六千萬銀元。而當時奉天省(今遼寧)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在千萬銀元級別,即使傾盡所有,也難以完全滿足這筆龐大軍費。那么,錢從哪里來?軍閥們可謂是“各顯神通”,其手段大多是對地方經濟的竭澤而漁。
最直接的手段是橫征暴斂,加重稅收。田賦是主要的盤剝對象,吳佩孚在河南曾將田賦從一年一征改為一年三征,每畝地年繳銀元飆升數倍。更匪夷所思的是預征,四川的一些軍閥在1932年時,竟已將田賦“預征”到了1978年。此外,還有各種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可謂“雁過拔毛,獸走留皮”。
另一項罪惡的財源是鴉片。許多軍閥強迫或鼓勵農民種植鴉片,然后通過征收“煙稅”或直接專賣牟取暴利。云南軍閥唐繼堯曾規定各縣鴉片種植面積不得低于耕地的30%。張宗昌在山東設立所謂的“戒煙局”,實則強制農民種鴉片并征稅,導致糧食減產,饑荒蔓延,餓殍遍野。這種以毒害國民健康換取軍費的行徑,無疑是飲鴆止渴。
當內部搜刮仍不足時,軍閥們便不惜出賣利權,舉借外債。吳佩孚曾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并以京漢鐵路管理權作抵押。張作霖也多次向日本借款,出讓東北的礦路利權。這些外債不僅利息高昂,更嚴重損害了國家主權,為日后更深重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在軍費這個“吞金獸”的重壓下,建設所需的資金被擠壓得幾乎沒有空間。軍閥并非完全不懂建設的重要性,但在“有兵則有權,有權才有錢”的惡性循環中,任何長遠投資都是一種奢侈。當修一所小學的費用可以用來養一個連的士兵,建一所衛生院的花銷足以購買一百支步槍時,軍閥們的選擇幾乎是注定的:一切向軍事傾斜。
其結果便是民生凋敝,基礎建設嚴重滯后。教育方面,到1930年代,全國小學生入學率仍不足20%,農村地區文盲率極高。醫療資源極度匱乏,全國醫生總數不足萬人,醫院主要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百姓患病只能依靠巫醫或硬抗。基礎設施更是可憐,1927年全國公路里程僅約3萬公里,且多為土路,鐵路建設也基本停滯。
偶爾也有建設嘗試,但往往被戰亂打斷。馮玉祥曾計劃修建信陽至駐馬店的公路,但工程因戰爭而中止,已修好的路段也在炮火中化為戰壕。閻錫山傾力修建的同蒲鐵路,也因軍費被多次挪用,工期一拖再拖,質量低劣。張作霖在東北的建設算是成效相對顯著的,發展了工農業并自建鐵路,但其根本目的仍是為了壯大自身軍事實力,其最終結局——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也宣告了這種依靠軍閥進行區域現代化努力的破產。
巨額軍費不僅壓垮了民生,最終也反噬了軍閥自身和國防。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方投入百萬兵力,五個月內耗資5億銀元。這筆巨款足以讓全國三千萬百姓吃上半年,或修建數千公里公路,或建立萬所小學。但結果卻是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各方勢力大傷元氣。更為致命的是,連年的內部混戰耗盡了國力,嚴重削弱了應對外侮的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因經費不足,裝備陳舊,彈藥匱乏,難以有效抵抗日軍的進攻。張學良后來也反思,為支持中原大戰而挪用的巨額軍費,若用于更新裝備,歷史或許會有不同的走向。
回望那段歷史,軍閥混戰的亂象背后,是經濟規律的冷酷體現。當一個政權的絕大部分資源都被用于維持暴力機器本身時,發展自然無從談起。民國軍閥的賬本,不僅僅是一串串冰冷的數字,更是那個時代國家積貧積弱、人民苦難深重的真實寫照。
它深刻揭示了一個道理:沒有和平與穩定,沒有對民生的高度重視,任何武力的強盛都只是沙灘上的堡壘,終究難以持久。直到新中國成立,將軍費支出降至財政收入的合理比例,省出資金大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改善,才真正打破了這一惡性循環,為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段歷史的教訓,至今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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