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藥明年收稅，30年免稅終結，一個時代結束了

一個時代，結束了。

2026年1月1日，一個悄然生效的政策變化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避孕藥品和用具的增值稅免稅政策將被正式取消。

這意味著，從1994年至今，這項持續了30年的稅收優惠即將畫上句號。這一調整不僅意味著避孕用品的成本可能上漲，更折射出國家人口政策在時代變遷中的深刻轉向。

從計劃到鼓勵，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曾經，人口太多的確是個問題。

上世紀70年代，我國面臨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計劃生育也應運而生。作為配套措施之一，避孕藥品和用具被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并通過采購與免費發放，確保廣大育齡人群能夠便捷獲取。

到了1994年，隨著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避孕藥品和用具被正式列入免征增值稅的范疇，進一步降低了人們的獲取成本。

這一策略設計背后，是“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明確導向。

此后，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避孕藥免稅和計劃生育都緊密捆綁，成為國家人口治理的重要工具。每年，財政都會撥款超過5億元用于避孕藥具的采購與發放，通過省市縣鄉村五級的藥具管理機構，構建起覆蓋全國的免費發放網絡。

但隨著人口形勢的變化，這項政策的邏輯也逐漸發生微妙轉變。到了2013年，單獨二孩開始實施，僅僅兩年后，全面二孩正式落地，2021年，三孩又正式推開。生育限制的逐步放寬，也標志著人口從控轉向鼓勵。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避孕藥品和用具的免稅開始顯現出某種“時代錯位”：一方面，國家在鼓勵生育；另一方面，又繼續補貼避孕用品的稅收，這種悖論，終于要在2026年增值稅法的修訂中得到解決。

取消避孕藥增值稅免稅，絕非簡單的稅收調整，背后其實是多重因素交織下的必然選擇。

首先就是生育率持續走低的現實壓力。2022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就已經降至1.07，遠低于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水平。低生育率疊加老齡化加速，導致人口結構失衡，勞動力短缺、養老負擔加重等問題日益嚴峻。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調整避孕策略也成為刺激生育意愿的一種嘗試。

過去避孕藥品的免稅更多是服務計劃生育的，如今，在鼓勵生育的新語境之下，政策工具也需要轉向支持和鼓勵，取消免稅，表面上看是增加了成本，實際上是傳遞出減少避孕依賴，鼓勵生育的信號。

這種信號效應，與國家在生育補貼、托育服務、延長產假等方面的綜合策略形成呼應，共同構建更積極的生育支持體系。

除此之外，增值稅作為國家重要稅種，其調整涉及復雜的利益平衡。在取消免稅之后，避孕藥品和工具的生產與銷售企業也需要按照6%稅率繳納增值稅，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財政收入。

過去30年，公眾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多子多福到少生優生，再到當下的生育自主，個體對家庭規模的選擇更加理性和多元。避孕藥品和用具的普及，不僅保障了健康，也賦予了女性更大的生育自主。

取消免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這種觀念變遷的承認，即生育決策開始回歸個體。

避孕藥免稅的終結，也是我國人口轉型的一個縮影，面對新時代的人口挑戰，我們的治理思路也需要實現根本性突破。

傳統的人口聚焦于出生率調控，未來我們可能會更注重人口質量、結構和分布的優化。通過提升教育水平、促進健康老齡化、引導人口合理流動，最終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避孕藥品30年免稅的終結，不僅是一項稅收的調整，更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性落幕。它標志著我們對人口生育的支持。

不過扭轉低生育率趨勢也絕非一蹴而就，需要以系統性思維來破解復雜難題，未來只有通過創新、服務優化和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夠徹底走出人口困局。

而當下，隨著避孕藥品開始收稅，過去延續30年的人口計劃歷史，可以說真的結束了。

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也意味著另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