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萬假冒奢侈品背后，如何戳破家族式制售迷局？

香奈兒、古馳、路易威登……當這些奢侈品爆款以“骨折價”被大肆銷售，很少有人會想到，背后竟隱藏著一個組織嚴密、以親屬為紐帶的制假售假鏈條。

2025年9月，由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季某某等6人假冒注冊商標案宣判。該案系崇明區迄今涉案金額最大、涉案人數最多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6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至五年九個月不等，并處十五萬元至二百萬元不等的罰金。

電子數據破局，家族式制假網絡浮出水面

案件初查時，涉案成員十余人，交易數據上數百萬條，且關鍵人物到案后對組織架構閃爍其詞，使得偵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承辦檢察官敏銳意識到，傳統“口供突破”模式難以突破困局，遂在提前介入偵查中明確提出“以客觀證據為核心”的偵查導向，引導偵查機關重點梳理電子數據，全力構建嚴密證據鏈條。

檢察人員與偵查人員協同發力，通過對微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物流單據等海量數據的深度研判，針對性訊問態度配合、角色清晰涉案人員，一個以季某某為核心、以其親屬為骨干的家族式制假網絡逐漸浮出水面：季某某總攬全局，負責生產統籌與銷售規劃；其弟專攻技術環節，承擔研發、選料與質檢工作；兒子化身“微商客服”，主導前端銷售推廣；另有專人負責原材料采購、生產車間管理、外包加工對接等環節，形成“研發-生產-倉儲-銷售”的完整犯罪閉環。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假貨啊！”面對鐵證，部分被告人仍心存僥幸，企圖以主觀不明知為由脫罪。關鍵轉折點出現在一份“話術單”上——季某某為應對查處，事先統一口徑，要求同伙在被抓時謊稱“老板是阿凱”“不知道發貨去向”，并將“話術單”分發給了在案員工。這份本想用于串供脫罪的“話術單”，反而成為證明他們“明知故犯”的關鍵證據。最終，承辦檢察官結合涉案產品未獲品牌授權、售價遠低于正品市場價、季某某在微信中直接下達制假指令等多重證據，徹底戳穿“不明知”的謊言。

厘清行為定性，制售一體以一罪整體評價

案件辦理中，一個關鍵法律問題擺在檢察官面前：季某某團伙既存在制造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行為，又實施了銷售行為，應當如何準確定性定罪？

為厘清“制假”與“售假”的內在關聯，準確界定犯罪性質，檢察官一方面持續引導偵查機關補充偵查，另一方面開展自行補充偵查。通過梳理季某某與工廠負責人的微信聊天記錄、銀行轉賬憑證，發現其通過提供皮料、五金和樣板包等方式與他人合作生產假冒奢侈品；結合物流信息與倉庫管理人員證言，則可以證實查獲的倉庫是假冒商品的集中存儲點與發貨樞紐。由此，一條從生產到銷售的完整侵權鏈條被徹底揭露。檢察機關經審查認定，季某某等人深度參與制假環節，銷售的也是同一批侵權商品，其行為本質上是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完整實施過程，應以假冒注冊商標罪一罪整體評價。

深挖犯罪數額，從千萬到四千萬的真相還原

審查起訴階段，最初的審計報告顯示，該團伙銷售假包金額為1000余萬元。但季某某團隊既制假又售假，且犯罪時間跨度長，僅以銷售數額作為定罪量刑依據，是否能全面反映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帶著這一疑問，檢察官對案件證據進行再梳理、再深挖，在數萬條聊天記錄中發現重要線索：工廠主葉某某雇傭的財務人員手機中竟存有2018年以來的全部生產數據，涉及金額高達3000余萬元。此外，季某某與另一工廠主羅某某之間存在頻繁的大額資金轉賬，經核查確認均為制假往來款。檢察機關遂要求補充審計，最終追加認定季某某制假數額至4000余萬元。

制假4000余萬元、售假1000余萬元，二者差異為什么這么大？檢察官通過審查銷售記錄的連續性、收款渠道及交易方式，發現季某某曾更換過銷售手機，導致部分銷售數據缺失。根據司法解釋，“非法經營數額”涵蓋制造、儲存、運輸、銷售等全部環節的侵權產品價值，故依法應以制假數額4000余萬元作為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據。

其間，季某某還辯稱其中六七成為無標“白版包”，不應計入犯罪數額。為核實這一辯解的真實性，檢察官逐一訊問生產一線人員，仔細審查生產臺賬、下單記錄等客觀證據，深入分析生產目的，最終發現“白版包”數量被嚴重夸大。季某某在證據面前不得不承認：“生產少量白版包是為了放在鋪面展示，規避查處，客戶一看款式就知道是對應品牌的仿品”。檢察機關對有充分證據證實的白版包數額予以扣減，確保犯罪數額認定準確。

綜合履職發力，全鏈條打擊與權利保護并重

在準確認定犯罪事實、厘清法律關系的基礎上，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根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認定季某某為全案主犯，其余5名僅領取固定工資、從事輔助性工作的被告人為從犯，并提出減輕處罰量刑建議，做到罰當其責。

“辦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必須堅持全鏈條打擊的理念”承辦檢察官蔡震宇介紹道，“不僅要嚴懲終端銷售環節，更要關注上游侵權商標制造等關鍵環節，依法追訴上下游涉案人員。由此，才能徹底摧毀犯罪網絡，實現對侵權行為的源頭治理。”

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承辦檢察官秉持打擊犯罪與權利保護并重的原則，及時向商標權利人送達相關法律文書，告知相關權利并支持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同時，檢察官耐心向6名被告人釋法說理，闡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律規定及后果。最終，6名被告人均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主動退賠商標權利人經濟損失110余萬元，取得權利人的書面諒解，有效挽回了權利人的經濟損失。

來源 | 新民晚報

作者 | 解敏 通訊員 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