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塑造美國？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文

技術決定論的觀念始終宰制著人們對工業革命的一般認識。技術的革新被看作工業化的主要成因，工業化的整個過程被視為純而又純的技術革命。然而，新的發明、新的工藝流程，以及科學發現的新應用本身并不足以支配生產的變革。如果不能與社會關系的變革——尤其是勞動力組織的變革——結伴而行，技術變革往往會被現有的社會結構消解殆盡。如此一來，技術變革不僅可能與社會變革背道而馳，甚至可能被用來鞏固現有力量與特權的分配。

僅以中世紀的諸般技術改進為例，比如馬軛、風車和鋸木廠等，它們并未顛覆或者削弱封建貴族的統治地位。相比之下，18世紀和19世紀的技術變革則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這是因為后者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專權、打破貿易的重商主義枷鎖、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的出現，以及勞動者與勞動工具的分離等等的組成部分。這些劇變為工廠制度鋪就了基石，使手工生產成了明日黃花，為新型生產創造了全新的、有益于其發展的政治氣候。

在此之后，資本主義者先是剝奪了勞動者的財產，又逐步剝奪了他們的技術知識，最后終于宣布了自己對生產的全盤控制。這是工業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它也是大衛·諾貝爾《技術塑造美國？》這部著作研究的主題。在現代科學的成果被應用于工業生產之前，生產流程首先要被分解為數百道工序，并由不同的工人來完成。這些工人不再對一道工序與另一道工序之間的聯系了然于心，因此無法控制整個生產流程。由此可見，是社會創新為技術創新鋪就了基礎，工業技術的先驅者們同樣在社會工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諾貝爾堅稱，技術只能被視為一種“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職業工程師們不僅應該被視為應用科學的專家，還應該被視為社會關系管理的行家里手。諾貝爾指出了工程師這一職業是如何從車間和學校發源的；這一職業的“學院文化”一派是如何成功地把學歷變成入職的先決條件的；大學培養出來的工程師又是如何用深奧難解的知識取代了經驗法則，并在這一過程中為自己建立起獨占地位的。工程的專業化和工程教育的創辦作為高等知識的一脈獲得了廣泛認可，并在企業和大學之間造就了一條紐帶。

直到今天，這條紐帶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企業得以把生產的一部分次級成本轉移到大學，例如人才培養和基礎研究等——很多大學就是由企業部分或者完全出資贊助的。由于內部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一些早期試驗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這一點在電氣行業尤為突出），它們逐漸讓位給了一種“合作”運動。這種運動把學術與工業訓練糅合在一起，安提亞克大學（Antioch College）就是一個例子。而這本身不過是通向“現代綜合性大學（multiversity）分擔產業責任”這一全面假設的一個中間步驟罷了。

現代管理中的技術知識正在日趨集中，因此，勞動者的技術知識被剝奪就成了現代管理向前發展所產生的一種順理成章的結果。科學管理運動把生產分解為多道流程，讓勞動者淪為機器的附庸，與之相伴的是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數量的極大增長。這一增長是為了從整體上監管生產過程。老派企業家們對企業的絕大部分運營了如指掌，如今，他們紛紛讓位給大學培養出來的產業管理者。后者通常是科班出身的工程師。關于這種從工程師到管理者的轉變，人們往往不由自主地把二者看作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個不同階層，而諾貝爾的分析從根本上摒除了這一誘惑。工程師群體未能形成自己的觀點，這也是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預言“管理者對利潤的追求會與工程師對技術效率的追求發生日益激烈的沖突”時希望看到的。恰恰相反，工程師們心甘情愿地讓自己的專業技能為一整套生產體系服務。從細處來看，這套體系是高效的；然而，從總體大勢來看，它卻是極端浪費和有違理性的。

談到這種橫掃一切的非理性，最典型的例證莫過于工業體系對軍費和戰爭支出的依賴。正如諾貝爾所指出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工程師們并沒有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一場文明的浩劫。在他們眼里，這場大戰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因為它把工程師的種種構想變成了現實——它讓企業、大學和政府結成了更緊密的合作關系。對此，諾貝爾做的并不是道德上的說教，而是描繪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畫面——“一幅仿佛超越現實的戰爭場景：作為這場戰爭的參與者，這些人用一種詭異的輕松心情來感受它的恐怖”；這種戰爭崇拜的發展也許是最富說服力的控訴，一種針對這些人主導的生產體系的控訴。

盡管如此，諾貝爾最后還是把判斷留給了讀者。這部著作對工業社會的批判極盡深刻，然而作者并沒有用左派的虔誠信念來冒犯讀者——就像許多激進學者經常做的那樣。這部著作反映了左派學者新的成熟狀態，這種新的嚴密和超然正在悄然改變整個歷史學界。一些學者的著作，例如卡羅爾·格魯伯（Carol Gruber）的《戰神與智慧女神》（Mars and Minerva）、斯圖爾特·尤恩（Stuart Ewen）的《意識領袖》（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以及大衛·諾貝爾的這部《技術塑造美國？》，都在極大豐富著我們對20世紀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歷史的理解。它們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闡釋。

這部新作的影響力還未得到充分的展現。一旦做到了這一點，它就會把先前諸般解讀的粗陋之處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它還會明白地告訴我們，在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之間人為劃出楚河漢界的傳統做法是多么地徒勞無益。而新近解讀揭示的正是這些發展脈絡的深層統一性：技術變革中暗含的社會變革，美國文化在廣告以及產業與教育的相互依賴作用之下發生的變革。有時，現代社會的高度復雜性本身幾乎麻痹了人們試圖理解它的雄心壯志——最嚴重的時期莫過于20世紀60年代。可是人們一般認為，那是激蕩的十年。到了70年代，理解工業秩序的決心再度復蘇——人們想要揭穿它的種種假象，揭開其神秘面紗。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一復蘇都是70年代最振奮人心的成就之一。

（作者為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本文為《技術塑造美國？》一書推薦序）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