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天安門廣場黑紗低垂,身在人群中的胡詩學抬頭望著半旗。誰也想不到,十三年后,正是這個普通士兵出身的青年,會以“古月”之名站在人民大會堂的水晶吊燈下,成為萬人簇擁的焦點。
古月1937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少年時隨家人輾轉(zhuǎn)入伍,干過汽車兵,也在團宣傳隊打過鑼鼓。那張帶著幾分江漢水鄉(xiāng)俊朗的臉,退伍后被八一電影制片廠看中,先讓他在幕后遞場記,轉(zhuǎn)眼就被推上了攝影棚。1978年,攝制組需要一個能出鏡五分鐘的“青年毛澤東”,他第一次試裝,濃眉斜眼,大家對視一眼:像。試完妝,他回到宿舍,仔細照鏡子,“有幾分神似,可還遠著呢。”
為了這張臉,他鉆進圖書館,把毛主席七卷本選集反復抄寫;湖南口音不地道,就找湖南老鄉(xiāng)連練三個月;連抽煙姿勢都比著老照片,一幀幀慢放。有人問他:“一舉一動真用得著這么較勁?”他擺擺手,“觀眾認不認,就看細節(jié)。”
1981年,《西安事變》上映,銀幕上的毛主席抬手揮筆,僅是一個特寫鏡頭,現(xiàn)場響起掌聲。可獎杯榜上,古月沒能留下名字。片場有人勸他看開點,他卻在燈下繼續(xù)翻筆記,“沒拿到獎,說明我還差火候。”
盛夏的一次夜戲,他牙齦化膿,臉腫得像面包。導演猶豫要不要換人,他索性在廁所用鉗子拔掉壞牙,塞上紗布繼續(xù)開機。燈光師回憶那一夜:“臺詞一句沒錯,他忍著疼,眼神都穩(w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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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zhuǎn)折,落在1989年的《開國大典》。影片殺青前,他到韶山、到中南海老干部局,挨個請教主席生活細節(jié);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練習走路的起落步幅,鞋底磨穿兩層。《開國大典》上映,引發(fā)排隊潮,古月把片尾票號剪下夾在日記里。年底百花獎公布,最佳男主角寫著“古月”,他卻沒在現(xiàn)場領(lǐng)獎——下一個劇組已開拍。
9月30日夜,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國慶40周年國宴,古月隨著電影界代表抵達西側(cè)門。他知道自己能來,全因那個角色,心里打定主意“少說話、多敬酒”。廳內(nèi)空氣混雜花香與茅臺味,服務生剛添完杯,幾位海外僑胞認出他:“Chairman Mao!Photo please!”他笑著比出OK,一連合了七八張。
大廳另一端,楊尚昆和弟弟楊白冰并肩而入。尚昆與古月在片場見過面,楊白冰卻是頭一回近距離相逢。走到跟前,楊白冰忽然腳跟一并,沖古月鄭重敬了個軍禮,神情一本正經(jīng)。閃光燈咔嚓定格,賓客都愣住。古月心里“咯噔”,忙側(cè)身還禮,小聲說出三個字:“不敢當。”楊白冰哈哈大笑,擺手道:“拍得好,讓人恍惚,你辛苦了!”一句玩笑緩解了氣氛,周圍賓客也隨之笑聲四起。
席間短暫停電,大廳瞬間安靜。有人低聲問他:“假如主席真的在場,會說什么?”他輕輕放下酒杯,“主席喜歡問的是人民吃飽沒。”一旁的老新聞記者悄悄記下這句話,第二天刊登在《解放軍報》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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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結(jié)束已近凌晨,回駐地的車里,同行演員感慨:“今晚你成‘活的主席’了。”他搖頭:“敬禮開個玩笑,提醒我別飄。人家敬的是歷史,不是我這張臉。”
翌年春天,古月再度進組,這回演的是《毛澤東在重慶》。他依舊每天六點出門跑步,晚上練字到手酸。助手忍不住問:“都多少部了,累不累?”他把鋼筆帽扣上,“只要鏡頭里有我,就不能糊弄。”
之后十余年,他在《大決戰(zhàn)》《遵義會議》中反復詮釋同一人物。有人擔心觀眾審美疲勞,他卻反常地爽朗:“觀眾會挑刺,我先把刺拔了。”2004年夏,《走向太陽》開機,已近花甲的古月仍堅持吊威亞,爬雪山過草地,一場雨戲拍完發(fā)燒四十度。醫(yī)生勸他休息,他答一句“先把鏡頭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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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日,他在貴州外景地意外離世。遺體告別那天,許多群眾不約而同把白菊插在相機包里——這是他們記憶里的“主席”。影片制片人站在門口,總結(jié)古月的生平,只說了兩個字:“敬業(yè)。”沒人再添一句,似乎多說都是打擾。
古月留在底片中的身影,還在各地影院循環(huán)。那場國宴的玩笑如今被傳作趣談,卻也成為演員與角色距離的注腳——近到能亂真,遠到要自省。歷史本身不會開玩笑,古月用畢生精力提醒觀眾:銀幕之外,人物終歸要落到真實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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