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社媒禁令全球首例，家庭減負少網絡要害，執(zhí)行漏洞仍需警惕

<1> 哈嘍大家好，小銳今天要聊的，是近期席卷全網的澳大利亞針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全面禁令。作為全球首個國家級別的同類舉措，這項政策一經發(fā)布，便在國內輿論場激起強烈反響，不少聲音高呼“趕緊抄作業(yè)”。<2> 根據官方安排，該禁令將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落地實施。屆時，任何未能有效阻止未成年人注冊和使用的社交平臺，將面臨高達5000萬澳元的巨額罰款，折合人民幣約2.32億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3> 可問題是，被廣泛贊譽為“守護青少年”的政策設計，是否真的適合無條件復制？那些看似嚴厲的國內類似規(guī)定，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又暴露出哪些深層矛盾與執(zhí)行困境？

<4> 澳洲禁令的初心 <5> 這項政策出臺的根本出發(fā)點，在于強化對未成年人網絡空間的安全防護。根據澳大利亞政府委托開展的研究顯示，青少年在當前數字生態(tài)中正面臨多重威脅。<6> 包括但不限于接觸暴力、色情等有害信息，遭遇網絡霸凌，以及受到算法驅動下的不良內容誘導等問題，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現實。這正是推動立法的核心動因。

<7> 從適用范圍來看，Facebook、Instagram、TikTok、X（原Twitter）、YouTube等主流社交平臺均被納入監(jiān)管清單，僅允許教育類、心理健康支持類等特定用途的應用獲得豁免。通過設置天價罰則倒逼企業(yè)履行審核義務，體現了政策制定者強烈的規(guī)制意圖。<8> 單就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這一初衷而言，這份政策體現出的責任意識值得肯定。相較于前互聯(lián)網時代的信息封閉性，如今的孩子們幾乎從識字起就能接入海量數據流，不良信息傳播速度更快、滲透更深、影響更廣。<9> 在此背景下，采取適度干預措施確有必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潛在傷害風險。但必須清醒認識到，政策的實際成效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10> 回顧國際上類似嘗試的經驗可以發(fā)現，“全面禁止”往往難以真正切斷風險路徑。比如我國早已建立游戲防沉迷系統(tǒng)，對未成年人的游戲時長與消費行為進行嚴格限制，可現實中通過租號、借號、冒用成人身份等方式繞過監(jiān)管的現象依然普遍。<11> 澳大利亞此次行動更像是以制度姿態(tài)引領改革方向的一種探索性實踐，其長期效果還需依賴年齡識別技術的精準落地、平臺合規(guī)響應的速度、家庭協(xié)同監(jiān)管的配合度等多重機制共同支撐才能顯現。

<12> 全球校園手機禁令潮 <13> 更引人關注的是，除了社交媒體層面的管控，一場覆蓋多國的校園電子設備限制浪潮也正在興起。幾乎與澳洲社媒禁令同步，新加坡宣布自2026年1月起，全國中學在教學時間內全面禁止學生使用手機及其他智能終端。<14>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24年9月發(fā)布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已有四分之一的國家出臺了正式文件，規(guī)范學生在校期間使用電子設備的行為，中國、法國、巴西、俄羅斯等國均位列其中。

<15> 此消息一出，不少國內網友倍感“熟悉”甚至“領先一步”：在限制學生接觸電子產品這件事上，我們部分學校早就走在了世界前列。<16> 實際上，我國關于校園手機管理的頂層設計早在2021年就已明確。當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規(guī)定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

<17> 而在此之前，許多地方學校已自發(fā)推行更為嚴格的管控措施，個別案例甚至走向極端——要求學生當眾砸毀違規(guī)攜帶的手機。<18> 2025年9月8日，河南鄭州新鄭市第二中學發(fā)生一起引發(fā)熱議的事件：教師在處理學生違規(guī)使用手機問題時，安排涉事學生親手砸壞自己的手機，家長雖在現場表示認同并參與監(jiān)督，但該做法隨后被認定為不當處置。

<19> 新鄭市教育局于同年10月13日發(fā)布通報，責令校方向學生及家長公開道歉，對相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并啟動師德師風專項整頓培訓。<20>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的通知中早已強調：“應設立統(tǒng)一保管場所，明確責任人，配備必要的保管裝置”，嚴禁任何形式的體罰或羞辱性懲戒。此類激進手段不僅違背教育倫理，也直接違反了現行管理規(guī)范，根本不具備推廣價值。

<21> 禁令背后的錯位 <22>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許多學校對于電子產品的態(tài)度呈現出明顯的雙重標準與內在矛盾。<23> 一方面將手機視為擾亂課堂秩序、影響學習專注力的“洪水猛獸”，堅決杜絕其進入校園；另一方面卻又把大量教學任務、作業(yè)布置、家校溝通、成績查詢等工作完全依托于智能手機和各類APP，形成了一種荒誕的“電子依賴閉環(huán)”。

<24> 這種割裂最直觀的表現，就是電子作業(yè)的變相轉嫁。盡管教育部2021年的通知中明確要求：“不得用手機布置作業(yè)，不得要求學生利用手機完成作業(yè)”，但現實中仍有大量學校持續(xù)通過微信群發(fā)送整頁試卷圖片、練習題PDF等電子材料，強制家長自行打印。<25> 有時一夜之間就需要打印數十頁資料，導致不少家庭不得不提前購置家用打印機，甚至升級網絡套餐以應對高頻下載需求。

<26> 如今很多孩子剛入學，家長準備的第一件“學習裝備”不再是書包或鉛筆盒，而是打印機。這一現象無情揭穿了所謂“減輕學生負擔”的口號背后的虛偽性。<27> 同時，各類家長群、打卡群、健康監(jiān)測群層出不窮，要求家長每日拍照上傳作業(yè)、錄制視頻提交、實時查看考試排名，更有甚者，一些學校強制推薦購買指定品牌的學習平板，美其名曰“智慧課堂”，實則將本應由學校承擔的教學管理成本，悄然轉移到家庭身上。

<28> 由此催生出一個諷刺的循環(huán)：學生被禁止攜帶手機，家長卻必須24小時在線響應各種電子指令；孩子被剝奪使用數字工具的權利，父母卻被迫成為學校的“遠程助教”。<29> 表面上打著“保護學生注意力”“提升學習效率”的旗號，實際上卻讓無數家庭背負額外的時間壓力與經濟支出。“家庭減負”成為空談，所謂的教育公平也在無形中被削弱。<30> 而這一切亂象的根源，本質上反映了兩種教育理念的激烈碰撞：我們究竟是在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還是僅僅在打造一臺臺高效的“應試機器”？

<31> 回歸本質 <32> 如果真正的目標是促進孩子的全面成長，那么任何禁令都不應停留在“一刀切”的粗放式管理層面，而必須深入區(qū)分使用場景，厘清合理邊界。<33> 這需要家長投入時間陪伴引導，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媒介使用習慣；需要學校制定清晰的操作流程與應急預案，摒棄簡單粗暴的懲罰邏輯；更需要各大平臺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完善內容分級體系、優(yōu)化推薦算法、健全投訴反饋機制，從源頭凈化網絡生態(tài)。

<34> 反之，若一切決策的底層邏輯只是為了提高升學率與考試分數，那事情就會變得異常簡單：凡是可能干擾刷題進度的因素，一律清除即可，無需考慮復雜情境。<35> 在這種思維主導下，讓學生當眾砸手機被視為“震懾有力”的有效手段，因為它能制造恐懼從而減少攜帶行為；要求家長購置打印機、配備學習平板也被認為“合情合理”，畢竟有助于多刷題、快提分。<36> 甚至一些學校的奇葩規(guī)定——如禁止留長發(fā)、禁止穿短裙、禁止男女同學同桌吃飯——本質上都是這種功利導向的延伸：用最省力的方式讓學生服從管理，安心待在應試生產的流水線上。

<37> 這也正是為何國內輿論會對澳洲社媒禁令表現出一邊倒的支持，本質上是找到了一個來自發(fā)達國家的“權威背書”，為現有的嚴控模式增添合法性依據，進一步鞏固“管住就是保護”的敘事框架。<38> 但我們往往選擇性忽略了一個事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涉及一系列復雜議題，例如如何教會他們理性判斷信息真?zhèn)危绾翁嵘龜底炙仞B(yǎng)與自我防護能力，這些問題遠非一句“全部封禁”所能解答。

<39> 真正意義上的未成年人保護，從來不是以“禁”為核心動作，而是在安全守護與成長引導之間尋求動態(tài)平衡。澳洲的禁令提供了一種制度探索的可能性，但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是其背后“識別風險—分類防控—責任共擔”的治理思路，而非照搬其表面形式。<40> 畢竟，比起永久隔絕網絡，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在一個受控環(huán)境中學會正確使用數字工具，逐步建立起獨立思考與信息甄別能力。唯有如此，才是對他們未來人生真正負責任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