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翻臉威脅中國，德外長訪華卻連聲道謝，歐洲到底想要什么？

7日，剛剛結束訪華行程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法媒采訪時，把話說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中國不幫助歐洲完成再工業化，歐洲將不得不“關上大門”，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而且時間點就鎖在“未來幾個月”。

在他口中，這是歐洲工業的“生死存亡”時刻——一邊是高筑關稅壁壘的美國，一邊是產能全速運轉、產品大規模涌入的中國，歐洲被夾在中間，成了“調整變量”。

表面看，這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關稅威脅”；細看之下，卻更像是一封別具意味的“招商邀請函”。

如果只聽前半句，馬克龍是在放狠話：要學特朗普那一套，不排除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尤其是電動車、光伏產品等領域。

但聽完整段表態就會發現，他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把“中國制造”擋在歐洲門外，而是希望它換一種方式“留下來”。

在接受采訪時，馬克龍明確提出，希望中國企業把先進產能搬到歐洲來，在歐洲本土建廠生產，打著“歐洲制造”的標識再走向市場：一方面創造就業、帶動地方稅收，另一方面在統計上緩解歐方的貿易逆差壓力。

換句話說，關稅大棒在臺前晃動，后臺真正擺上的，是一張“市場換投資”的舊劇本，只不過角色和方向，與三四十年前已經完全倒置。

當年，是歐洲帶著技術和資本來到中國，分享中國的市場紅利；

如今，歐洲希望中國帶著技術和資本去歐洲，幫它重建高端工業體系。對某些歐洲精英來說，全球產業鏈的“王座”理所應當屬于自己，如今被中國在電動車、光伏、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全面趕上、甚至趕超，心理落差難以掩飾。

馬克龍這番話，并不是憑空而來。

一方面，美國在特朗普時期重啟并加碼對華高關稅，重新入主白宮后，又在這一軌道上繼續前行，大量中國出口被擠出美國市場，順勢轉向關稅壁壘相對較低的歐洲。

結果就是，歐洲迎來了某些媒體口中的“第二次中國沖擊”：來自中國的電動車、電池、光伏組件、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等產品大量涌入，價格明顯走低，本就處在轉型關口的歐洲制造業壓力陡增。

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近幾年大幅攀升，有分析指出，自2019年以來，這一逆差增幅接近六成，法國自身的逆差也明顯擴大。

從巴黎到柏林，從底特律式危機的陰影，到能源價格飆升后的工廠“關燈潮”，歐洲領導人越來越頻繁地用“生死存亡”來形容當下的工業處境。馬克龍說，歐洲正在被美中兩股力量擠壓，成了“最糟糕意義上的調整市場”。

恐慌之下，關稅威脅與“招商引資”就被揉合成了一套復雜的政策組合：一邊揚言要“強有力措施”，一邊高調歡迎中國資本和技術入歐。

如果說馬克龍的，是一種戰略層面的公開討價還價，那么剛剛結束北京之行的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則把歐洲內部的矛盾心態，演繹得更為直白。

這位新任外長此行頗多波折：原定10月的訪華行程一度被他本人取消，其間還多次在公開場合炒作涉臺議題，對中國政策口氣尖銳，引發德國國內政商界的不滿。

社民黨議員點名批評這種做法“不是好兆頭”，工商界更是直言，對最大貿易伙伴如此“麥克風外交”，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

在來自國內的壓力與現實經貿需求雙重推動下，瓦德富爾最終在12月8日成行。抵達北京后，他立刻調整了表述重點：一方面強調德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沒有改變，認為這是雙邊關系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把話題集中在稀土、半導體等關鍵供應鏈的“確定性”上，希望中方緩解歐洲制造業的原材料瓶頸。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瓦德富爾在同中方會談后對外表示，中國釋放出愿意優先解決歐洲企業稀土供應短缺的積極信號，并在討論向歐洲企業發放更為通用的稀土出口許可問題。

這番表態，與此前的“強硬聲音”形成鮮明對比。一個月前，他還在強調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如今站在北京，他改口稱“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并希望繼續擴大這一關系。

無論是馬克龍的“威脅式招商”，還是德國外長的“先冷后熱”，本質都折射出一個現實：歐洲在對華政策上，正陷入一種“既要又要”的尷尬。

它一方面想保持所謂“戰略自主”，不愿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另一方面，安全上仍然高度依賴北約，在俄烏危機等問題上離不開華盛頓的背書。

它一方面高喊要“去風險”“降依賴”，減少對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依賴；另一方面，從新能源車到光伏、從稀土到電解槽，再到大批面向中國市場的高端裝備和消費品，又離不開中國這個全球增長貢獻最大、工業體系最完整的合作伙伴。

在這樣的結構性矛盾之下，“市場換投資、市場換技術”的思路再度被搬上桌面——只是這一次，提出者不再是曾被視作“世界工廠”的中國，而是如今面臨再工業化壓力的歐洲。

問題在于，三四十年前，面對西方資本和技術，中國市場有著難以替代的吸引力；而今天，當中國已經擁有完整的產業鏈、高度集成的供應體系和龐大的本土市場時，歐洲能給出的條件是否同樣有吸引力？

能源價格上，烏克蘭危機以來，歐洲工業用能成本遠高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歐洲平均工資是中國的幾倍；產業配套上，很多零部件和中間品仍需從東亞或中國本土調配。歐洲的優勢在于品牌、部分尖端技術、監管環境和歐盟統一大市場，但這些優勢能否抵消成本和配套方面的明顯劣勢，是任何一家中國企業在評估“要不要去歐洲建廠”時繞不過去的問題。

面對歐洲接連不斷的“關稅威脅”“價值說教”與“招商期待”，中方的公開表態，相對克制而穩健。

在會見瓦德富爾時，中國外長王毅開宗明義地說，這次來華，應當是“為合作而來，而不是為吵架而來，是為增進理解信任而來，而不是為擴大分歧而來”，并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絕對不能含糊”。

在更廣闊的多邊場合，中國領導人也頻頻對保護主義發出警示。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面對國際工商界時點名批評不斷加碼的關稅和單邊制裁，指出全球貿易失衡和矛盾，不可能靠“你加我也加”的關稅累積來解決，反而會拖累世界經濟復蘇。

在具體經貿議題上，中方一方面通過完善稀土出口管理，引入更透明、可預期的許可制度；另一方面明確反對以安全名義人為切斷半導體等關鍵產業鏈，呼吁各方尊重企業合法權益，反對行政干預普通商業合作。

這種定力，既來自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龐大的市場規模，也來自對歷史經驗的判斷：過去幾年，全球多輪加征關稅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保護主義很難救活一個落后產業，卻足以拖垮一片市場信心。

馬克龍在采訪中說，如果中國不幫歐洲，等于是“扼殺了自己的客戶”。南華早報+1

從邏輯上講，供需雙方確實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中國出口企業需要歐洲市場，歐洲工業也離不開中國的零部件、設備和消費市場。問題是，當“扼殺”這樣的字眼被用在公共外交語境中時，更像是一種情緒化表達，而不是冷靜的結構性研判。

反過來看，如果歐洲執意在對華經貿上“揮刀自宮”，不斷抬高關稅門檻、人為筑起技術和投資壁壘，首先受到沖擊的，很可能不是中國那些競爭力最強、市場最分散的企業，而是本就成本高企、轉型壓力巨大的歐洲制造業。

從電動車到光伏，再到工業自動化設備，歐洲可以嘗試尋找新的供應來源，但要在短時間內找到一個在規模、成本、產品豐富度上完全替代中國的伙伴，并不現實。

對中國來說，堅持開放合作、穩住自身產業優勢，同時繼續擴大內需、培育新市場，是應對一切外部不確定性的根本之策；對歐洲來說，在競爭中尋找合作空間，而不是在恐慌中加碼對抗，也許才是真正有利于自身工業未來的選擇。

當關稅大棒高高舉起，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懲罰對方”，而是：在這個彼此高度交織的世界里，誰承受得起長期的“互相傷害”。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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