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回憶錄》出版在即，發現者、研究者黃靜：在個體記憶中照見歷史深處

以筆為炬 照亮和平之路——國家公祭日“出版的力量”特別報道之二

《難民回憶錄》出版在即，發現者、研究者黃靜：

在個體記憶中照見歷史深處

當血淚被時間沖洗，幸存者逐漸凋零，我們該如何銘記歷史？在整理南京大屠殺親歷者吳雁秋《難民回憶錄》手稿的三年間，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館館長黃靜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難民回憶錄》是黃靜于2021年冬在南大文學院圖書館特藏庫中發現的。她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于核心期刊《文學研究》2022年10月版上刊發學術論文《〈難民回憶錄〉的文史價值芻議》。這也是珍本《難民回憶錄》首度公開，使得南京大屠殺再添史料新證。
“每次開車沿著南京長江四橋往北走，眼看飛馳而過的新篁、八百橋、竹鎮……這些早在手稿中熟悉的地名，想象著88年前的‘吳雁秋們’怎樣荷重呼號奔走在不知未來的路上，更能感同身受切膚之痛，繼而產生砥礪前行的愛國之情。”在黃靜看來，這可能是出版《難民回憶錄》的意義所在。
《難民回憶錄》是迄今為止繼《程瑞芳日記》之后發現的第二部普通難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實錄文字。作者吳雁秋于1937年12月初攜家人離開南京城，前往六合避難。然而六合同樣處于南京大屠殺波及的范圍，未能逃離災難的陰影。1938年2月起，他又頻繁往返于南京城和六合之間。
這本手稿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1937年8月15日至1938年3月24日期間，吳雁秋一家人七個半月流亡的經過。“仲夏之初陰雨連綿，在百般無聊中回憶避難，在大江南北遭遇真實情形，非個人身歷其境不得盡情描寫于萬一。”對岸連綿三日的轟炸聲、泛紅的江水、沿途的尸體、茶館中所見所聞……手稿共19137字，全文手書，通過他的記述，真實的戰爭逃亡經歷與災后百姓慘狀得以真實重現。
“手稿最后落款‘雁秋記廿七年三月于五間廳住宅’，可見這本回憶錄與事隔久遠的回憶錄不一樣，與近些年來的幸存者口述史更是不同。它是作者剛剛安頓下來，在記憶猶新時立刻著筆的。”黃靜說，手稿文體介于日記和回憶錄之間，還原現場的真實性要高于其他一般記錄，也是唯一一部書寫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通市民家庭流亡生活日常的作品，可以視為南京大屠殺史的一手資料。
閱讀《難民回憶錄》，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么？
敵人要打進來了，逃還是不逃？母親執意不走，一起留下還是拋下母親逃亡？經濟困頓，需要算計一張船票一頓晚餐的時候，面子與生存孰輕孰重？形勢稍緩，要不要冒險回程探看？……“困境之下，一個中年男人舉步維艱、痛楚掙扎的兩難，貫穿了手稿的始終。”黃靜說，作為一家之主，吳雁秋在每個關頭都必須作出抉擇，而這些選擇將把家庭帶往何處，他卻無從知曉。
吳雁秋當時共育有五個子女，除出生即夭折的幼女外，其余四個子女——延兒、年兒、佩女等，他一直竭力照應庇護。
當時，佩女應該接近成年，作者唯恐女兒遭日兵侵犯，回城時糾結再三，獨留她在鄉下再躲一陣；半個月以后，又親自去接，過江時提前將女兒“藏于船底艙以避風險”。延兒推測為長子，作者凡大事必把他帶在身邊。回到南京后，為維持生計，不僅夫妻倆做小本生意，延兒也要“持香煙沿街吶喊”貼補家用。作者心痛道：“此類兒童逐日奔走往來于途，喊得喉干舌啞，一遇陰雨周身泥污，以半潮半濕之身滿面憔悴，其狀可憫，路人憐惜，父母心酸。”

手稿中寫到“此類兒童逐日奔走往來于途，喊得喉干舌啞，一遇陰雨周身泥污，以半潮半濕之身滿面憔悴，其狀可憫，路人憐惜，父母心酸”。

“即便在那樣艱難的生存環境下，作者最先顧念的仍是子女的童年生活情狀和受教育問題，可見他對子女和家庭的情感觀念。”黃靜說，回憶錄中記述的許多日常可能是我們每個人正在經歷的生活片段——柴米油鹽的計較、一家老小的安危、對明天的惶惑與期盼，歷史的溫度正是從這些細微之處浮現出來。
為什么做此記錄？吳雁秋自述：“此種慘痛歷歷在目，凡屬國人，有刻骨銘心最難忘懷永矢勿諼之紀念。……拙記自序置諸異日永作我子孫勿忘國恥之紀念耳。”字里行間流露出其為國存史、教育后人的歷史責任感。
手稿中提到了當時同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工作、后來在抗戰中編寫了《怎樣爭取最后的勝利》等救亡啟蒙書籍的文化名人劉天囚。吳雁秋用簡短筆墨勾勒出其人物風采：“院中劉天囚君與余同事，此公談吐有佳近于詼諧……公性爽直為人慷慨，待人接物相見以誠。余在此三年受益良多。抗戰時國府西遷，院務在未疏散之前公極力勸余一同赴漢，聲言禍福共之。”
“文字雖短，也足以看出劉天囚的性格為人和不凡見識。”黃靜推測，后來作者有意識地去記錄，應該也有受到劉天囚的影響。
記者了解到，《難民回憶錄》的書稿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后續黃靜計劃進行實地探訪并搜集相關影像資料。該書預計明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學文學院也正攜手圖書館古籍特藏部著手制作手稿復制本，用于以后的相關展陳，讓更多人以最直接的方式觸摸這段歷史。

江南時報記者 錢海盈

攝制 袁宇韜 張睿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