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搬遷三次遇險！抗日烽火中，他守護南大上萬冊善本古籍

88年前的9月底，南京淪陷前兩個多月，金陵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里一片忙碌。九十五箱、一萬多冊善本古籍，裝箱、緊急轉運。

不久后，這批善本古籍與整理成冊的“流亡書目”，被鄭重托付給了一位普通人。因為戰火阻隔，這一保管就是十年。十年期間，這批善本古籍兩次搬遷、經歷三次危險。在金陵大學戰時保管員吳煉云先生的守護下，這批珍貴的文獻資料最終平安回到了南京。如今，它們都安然無恙地保存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

臨危受命，一萬多冊善本古籍被鄭重托付

創辦于1930年的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藏有大量史部典籍、地方志與珍貴雜志。1937年9月底，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徐養秋與副所長李小緣預判局勢危急，提前將九十余箱善本古籍經鐵路運至安徽宣城，再轉至屯溪陽湖鎮。

在前往屯溪的路上，這些書因為受潮需要晾曬，經過金大校友程浦云的介紹，其小時同學、在屯溪中學務工的吳煉云成了臨時幫手。

1937年11月，金陵大學決定西遷成都，無法帶走的95箱圖書被徐養秋與李小緣鄭重托付給吳煉云，并將他聘為金陵大學戰時保管員。經過商議，大家決定將書箱運至江西婺源下曉起村的吳煉云岳母家中保存。

臨行前，李小緣用復寫紙書寫了53頁的《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流亡書目》，一式五份分人保管。誰也沒想到，這份書目將成為十年流亡中最重要的“文化契約”。

“根據李小緣先生保存下來的非常翔實的文獻資料，我們才具體了解了‘婺源藏書’的故事。”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主任李丹介紹，古籍特藏部收藏了古籍線裝書近40萬冊，這兩年，同事們在對書庫的深度整理中，發現了《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流亡書目》，通過比照書目，大家發現曾被運走的書如今都還安然無恙地保存在書庫中。

現代快報記者看到，南京大學圖書館現存的兩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流亡書目》上，都明確標注藏書地點為“婺源江灣轉下曉起村從新堂內吳煉云家中”，日期為“民國廿六年（1937）12月15日”。其中，保管員吳煉云手中的那份翻閱痕跡更為明顯。

“這些書，走過了怎樣的流亡之路？”說起“流亡書目”，李丹十分感慨，“在戰爭中，能保全性命于亂世本就不容易，更何況是這些書？”懷著這樣的心情，今年夏天，她選擇從南京出發，行至宣城、屯溪、婺源等地，重走“書籍流亡路”。

“流亡”十年，珍貴文獻資料安然“回家”

當年，晾曬圖書的地址位于屯溪陽湖鎮余家莊的一處院子里。時過境遷，如今李丹只能依稀尋找到大概的方位。隨后，她從余家莊出發，驅車前往江西婺源下曉起村，沿途便是新安江。

1937年12月，吳煉云雇傭工人搬運書籍，從余家莊的碼頭乘船從水路行至江西婺源下曉起村。“下曉起村村口就有一條河，船可以直接抵達這里。”李丹介紹。

然而，下曉起村的平靜并未持續太久。1939年5月，匪患突襲，吳煉云閉門堅守才幸免于難。在書信中經得李小緣同意后，他迅速將書箱轉移至二十里外的里蕉村老家，分散藏在村中五處貧戶隱蔽的房子中。1942年夏秋，日軍轟炸婺源縣城，里蕉村因地處深山躲過一劫。

“為什么選擇遷往江西婺源？先生們考慮得非常周到。”李丹說，下曉起村、里蕉村都在深山之中，自己暑期去的時候，還以為那里沒有人煙。“里蕉村在有公路的情況下，開車需要一個小時，與外面交流十分不方便，因此，也非常安全。”

直至接到運回書籍的通知，吳煉云與李小緣反復商量確定路線。在1947年3月返回南京的途中，這批書籍遇到了第三次危險。鄱陽湖狂風驟起，載書的駁船在漩渦中顛簸，同行的煤船沉沒，幸而書箱安然無恙。

十年流亡，一萬多冊善本古籍終于平安回到了南京。95個箱子在十年間拆分變為100多箱，但“蟲未蛀、鼠未嚙，霉未污”。將書籍運回后，吳煉云撰寫了一份詳細的經過說明，他寫道，“屢遭險而未損失者，殆天不欲喪斯文乎”。

這些善本古籍，是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其中，《歷朝茶馬奏議》是研究明代茶馬交易的重要文獻資料，全世界僅此一部；《南京刑部志》記載了明代嘉靖時期南京刑部法律制度，全世界僅有三部……“他守護下來的是歷史文化，非常有意義。”李丹說。

字里行間，讀懂他對中國文化的堅守

李丹介紹，其實起初的計劃是待次年金陵大學在四川安置好后，便派人來運送圖書至成都。后來，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曾為此籌專項經費、三次發送公函，無奈因戰火被迫中止。

十年間，李小緣與吳煉云往來函件百余封，字里行間滿是信任與責任。

書籍晾曬、搬運、放置……在信中，關于書籍的一應事宜，吳煉云都會匯報給李小緣。李小緣會詢問書籍是否長蟲、發霉，叮囑吳煉云晾曬，他交代不要讓太多人經手。同時，李小緣會關心當地戰爭情況如何？家里人是否安好？米面油是否漲價？這也與李小緣支付的經費相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兩人非常高興地在信件中提到日本投降。如今，這些信件現都保存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李小緣先生將回信都保留了下來，那么寄出去的信件我們如何能知道呢？李小緣先生很有文獻意識，寄出去的信件都會復寫一份保存下來。”李丹說。

十年相守，人在書在。是什么讓吳煉云堅持了十年？在信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1941年吳煉云拒絕了月薪百余元的工作機會，回信說：“蒙吾師之謬舉，毅然決然以全部之菁華付交生手，毫不吾疑……生雖不才，粗聞信義之事，豈忘于心者哉？”

每年春秋兩季，他都會親手開箱晾曬圖書，“卷角如有折皺者摩平之”，甚至特制五六尺高的木架防潮。

“這是關于信任與責任的故事，吳先生在信件中多次提到要報答知己知遇之恩，報答金陵大學先生們的信任。”李丹說，在戰爭時期，一個普通人以十年的堅守和責任，報答先生們對他的信任，令人感動，“這也是中國人骨子里的對文化的堅守。”

李丹希望，把這段塵封的歷史更加鮮活生動地呈現，也希望越來越多人能看到平凡的普通人，在戰爭中、在危急時刻，對中國文化的堅守。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于露/文 顧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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