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職責是清廉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個“清官情結”。一提起誰是清官，那海瑞和曾國藩絕對是繞不開的兩個名字。他倆都是出了名的不愛錢，但活法兒和結局，那可真是天差地別。

海瑞，這哥們兒清廉得簡直不像個正常人。他當官那會兒，正一品大員一年的俸祿大概是三百多兩銀子，還有各種補貼，按理說日子過得相當滋潤。但海瑞呢？他天天穿的是打補丁的布袍子，吃的是自家仆人在后院種的青菜，一年到頭見不著葷腥。最夸張的是，他老娘七十大壽，他興沖沖地跑去市場買了兩斤肉，這事兒在當時整個官場都成了頭條新聞，大家都當成笑話傳：“嘿，你們聽說了嗎？那個海瑞，居然吃肉了！”

他不光自己苦行僧似的活著，還把這套標準用在了工作上。剛一上任，就立馬在衙門口貼了張大字報，意思就是：“從今天起，我是朝廷的人了，以前家里那套人情往來就免了啊！”不管誰送禮，他一概退還，哪怕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來道賀，送點土特產，他也照樣給你送回去。到他臨死的時候，兵部按規矩送來的柴火錢，他算了算，發現多給了七錢銀子——也就相當于現在幾百塊錢吧——他都堅持要退回去，說這是國家的錢，一分都不能多拿。他官做到南京右僉都御史，相當于現在的南京市高級法院院長，這么大的官，去世后家里就剩下八兩銀子，幾件舊衣服。最后還是朋友們湊錢，才把他的后事給辦了。你說，這清廉得都有點“不近人情”了。

曾國藩，他的清廉又是另一種境界。他當湘軍統帥當了11年，那可是手握重兵、掌管著國家財政大權的人物。湘軍的軍費，說白了就是他自己說了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十多年里，他總共報銷了將近三千萬兩白銀的軍費，這筆錢在當時能買下好幾個省了。但他自己呢？一分錢都沒往自己兜里揣。他去世的時候，家里也就一萬八千兩銀子，這對于一個當了幾十年封疆大吏的人來說，簡直是個奇跡。所以說，論個人操守，曾國藩的清廉一點不輸海瑞。

但是，他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怎么對待別人。

海瑞是典型的“嚴于律己，更嚴于律人”。他不僅自己是一汪清水，也要求周圍所有人都得是清水。1570年，他到南京當巡按，這消息一傳開，南京城里那些屁股不干凈的官員，嚇得魂飛魄散，紛紛找關系托門路請病假、調工作，趕緊跑路。那些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連夜把自家朱漆大門刷成黑色，生怕被海瑞盯上。有一次，他的頂頭上司路過他的轄區，海瑞就用幾盤青菜蘿卜招待，還陰陽怪氣地說：“大人，我們這小地方，廟小容不下您這尊大佛，您的車隊還是早點趕路吧。”把上司噎得滿臉鐵青，飯都沒吃就走了。你想想，這樣的人，在官場上能有朋友嗎？

曾國藩就聰明多了。他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他自己不貪，但他從不要求別人也跟他一樣當苦行僧。同僚家里有紅白喜事，他該隨份子隨份子，禮數周全得很。按規矩要給戶部的辦事人員塞點“好處費”才能順利報銷軍費，他也照給不誤。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要離開北京的時候，他還認認真真地給京城里各個部門的大小官員準備“別敬”，也就是臨別贈禮，生怕哪個環節沒做到位，得罪了人。據說他離京前一晚，還在燈下一筆一劃地核對送禮名單，生怕漏了誰。

簡單說，海瑞的邏輯是：“我干凈，你們也必須干凈！” 而曾國藩的邏輯是：“我干凈，但你們愛怎么著怎么著，我不干涉，只要不影響我的大事就行。”

這種處事方式的不同，直接決定了他倆在官場上的命運。

海瑞的一生，基本就是在“被排擠”中度過的。雖然老百姓愛戴他，但同僚們都把他當成“公敵”。他一輩子最高就做到正二品，還經常被人參奏。有人說他“沽名釣譽”，有人說他“不懂政治”，總之就是怎么看他都不順眼。最后，他想給皇帝上個奏折，建議恢復朱元璋時期的酷刑來懲治貪官，結果直接被御史罵了回去，說他在太平盛世說這種喪氣話，是“不祥之兆”。

曾國藩呢？那簡直是平步青云，官運亨通。在京城做官時，十年之內升了七次官，連跳十級，36歲就成了副部長級干部，這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后來出京帶兵，更是做到了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最后拜為武英殿大學士，也就是咱們常說的“宰相”，成了清朝漢人官員能達到的權力頂峰。為什么？因為他懂得“合群”，他遵守官場的“潛規則”，他給別人留了面子，別人自然也愿意幫他。皇帝想動他的時候，總有朝中大佬站出來替他說話。

一個要求大家一起清廉的人，反而成了孤家寡人；一個自己清廉卻默許別人貪腐的人，反而成了人人敬仰的“中興名臣”。這說明了什么？

這恰恰說明了，到了明清那會兒，整個官場的“自潔系統”已經徹底失靈了。腐敗已經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成了一種被默許的“規矩”。在這種大環境下，海瑞那種“玉石俱焚”的理想主義，注定是行不通的。他就像一塊巨石扔進爛泥塘，除了激起一陣惡臭和漣漪，什么也改變不了，最后只能被爛泥給埋了。

曾國藩呢，他更像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知道這個池塘是臟的，他改變不了，但他可以選擇自己站在一塊干凈的木板上，不把自己弄臟。同時，他還要和池塘里的各種生物打好關系，這樣他才能借用這個池塘的力量，去完成他“平定天下”的大事。

所以老百姓們瘋狂追捧海瑞和曾國藩，恰恰是因為清官太少了，少到成了傳說。在那個權力不受制約的封建時代，國家的命運、百姓的福祉，只能寄托在個別官員的個人道德和良心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悲哀。

結局也印證了這一點。海瑞死后不到半個世紀，明朝亡了；曾國藩死后半個世紀，清朝也亡了。這兩個龐大的帝國，最終都倒在了自己內部那深入骨髓、不可救藥的腐敗上。海瑞用他的一生證明了“理想”在現實面前的無力，而曾國藩則用他的成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那個制度的“荒唐”與“絕望”。他們倆，一個像堂吉訶德，一個像深諳世故的老狐貍，但他們的故事放在一起，共同譜寫了一曲封建王朝官場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