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駐京辦：坐省家人仆役傳信，消息快公文三日

傳遞這些消息的，正是他派在省城的“坐省家人”—— 一群名義上的仆役，實則是清朝官員的 “間諜天團”。按清朝規定，“禁止州縣官在省、府衙門設立坐省、坐府家人”，怕的就是通風報信、結黨營私?？啥砒P治常年派駐，這些家人的情報網，比官府驛站還厲害。

這些“仆役間諜”有多牛？他們的情報能幫官員省下幾十萬，甚至能定官員仕途，朝廷的禁令根本管不住。

杜鳳治剛任廣寧知縣時，為了收稅的事跟當地紳士鬧矛盾，紳士組團去省里告狀。這事關鍵看省憲態度——布政使郭祥瑞想嚴懲紳士，按察使蔣超伯和郭不對付，所以站邊紳士，讞局總辦嚴先佑跟著蔣超伯走。要是結果對紳士寬，杜鳳治可能丟官。

就在他焦頭爛額時，坐省家人李芳通過督署熟人，打探到總督瑞麟傳見嚴先佑、蔣超伯的細節：“總督拍桌子罵嚴先佑偏袒紳士，明說支持郭布政使”。拿到這情報，杜鳳治心里有了底，直接按郭祥瑞的意思辦，最后不僅沒被問責，還贏了官司。

總督瑞麟病重到去世的幾個月里，坐省家人給杜鳳治發了無數消息，既有“總督今日進食少許，太醫言病情無好轉”的病情通報，也有“某官員已去總督府探望，欲攀附”的動向，甚至有“民間傳言新總督是英翰，不日將赴粵”的小道消息。杜鳳治靠著這些情報，提前調整策略：“少應酬，多辦公，避免站錯隊”，順利避開了權力真空期的坑。

更絕的是，坐省家人還能幫著省錢。光緒元年，杜鳳治署理羅定知州，新總督來粵，各地官都想去省城拜年拉關系。坐省家人趕緊報信：“向來四直州不用上省拜年，就廣府六大縣去，你不用來，來了白白多花幾百兩銀（相當于現在幾十萬），還討不到好”。杜鳳治聽了，還真沒去，最后新總督不僅沒怪罪，還夸他 “務實不張揚”。

除了坐省家人，杜鳳治還有“聽事家人”，專門盯上司動向。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三，布政使要祭祀南海神廟，杜鳳治必須去碼頭送行。那天是督撫衙門辦公日，他清早去督署報事后，趕緊回縣署吃早飯，剛端碗就聽聽事家人來報“藩臺傳伺候”，立馬放下筷子趕去——要是沒這家人，他遲到就是“大不敬”，輕則被罵，重則影響升遷。

“坐省家人” 為啥能拿到這么多情報？因為他們的情報網，早就滲透到了官場的各個角落，無孔不入。

第三個渠道是民間茶館酒肆。

官的動向、政策變化，總會先在民間傳開。坐省家人逛茶館、聽評書、跟小販聊天，連謠言都記下來——官場“無風不起浪”，提前知道就能應對。

瑞麟病重時，坐省家人從茶館聽到“新總督可能是英翰”，趕緊報給杜鳳治。杜鳳治提前按這個消息準備，特意從羅定選了兩盆罕見的“墨菊”送去，英翰果然大喜，當面夸他“懂心意”，后續辦差格外順利。

朝廷早有規矩，可州縣官為啥敢明著違反？關鍵是官員真離不開這些情報——純屬剛需。

晚清官場復雜，“官官相護又官官相防”，一步踏錯就可能丟官。杜鳳治自己說：“沒坐省家人，就像少了左右手，官場動向啥都不知道，遲早栽跟頭”。

沒有家人探消息，官員就像瞎子摸象，不知道上司態度、同僚動向、民間反應，很容易在斗爭中出局。

再加上法不責眾。幾乎所有州縣官都派坐省家人，成了潛規則。你不派，別人派，你就吃虧；大家都派，朝廷也管不過來。

杜鳳治在廣寧、四會、羅定任上都派駐了，從沒被問責。有次按察使郭祥瑞問他“有沒有派家人在省城”，杜鳳治實說，郭祥瑞也只說“小心點，別被抓把柄”——因為郭祥瑞自己也派家人在京城探消息。

可以想見，在無數個夜晚，杜鳳治坐在廣寧縣衙亦或羅定州衙的后堂里，就著一盞孤燈，仔細閱讀從省城加急送來的密信。窗外是茫茫夜色，信紙上卻勾勒出總督衙門的體溫、同僚幕后的密謀、乃至王朝權力的每一次細微脈動。他憑借這些，做出了一個又一個關乎前程的決定。

這套系統再高效，也挽救不了它寄生的軀體。因為它生于信任的廢墟，也終將隨著這廢墟一同崩塌。杜鳳治們越是精于此道，就越深陷于人人自危的囚徒困境。當“信息”成為最稀缺、最危險的資源時，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包括那位坐在龍椅上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