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與祛魅：傳記中的夏洛蒂·勃朗特

談論19世紀女性文學，夏洛蒂·勃朗特絕對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她只活了39歲，但就是在這段并不算長的人生中，她以時間為線，以生命為軸，持續創作，為后世留下了包括《簡·愛》《謝利》在內的經典名著。時至今日，她的人生與寫作，儼然已是“經典中的經典”。無數人仰慕她的生平事跡，追隨她的腳步，書寫她的傳奇人生；更多的人則將她的作品奉為圭臬，字斟句酌地研究考證，探尋她的人生與作品之間的關聯。

畫家里奇蒙筆下時年34歲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

制造偶像：一部荒野女孩的浪漫成長史

在汗牛充棟的夏洛蒂傳記中，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作家蓋斯凱爾夫人創作的《夏洛蒂·勃朗特傳》絕對算得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它出版于1857年，此時，距離夏洛蒂去世僅僅過去了兩年時間。無論從哪種角度來看，蓋斯凱爾夫人都有資格為夏洛蒂立傳。她們生活在相同的年代，對彼時大行其道的哥特小說有著相似的感悟，卻又深深地感受到父權制度對女性寫作的禁錮。

“溫柔”是蓋斯凱爾夫人用來形容夏洛蒂的關鍵詞，她也愿意用“溫柔”的目光凝視她的這位朋友。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831年，夏洛蒂還是一個不滿15歲的姑娘。她“文文靜靜、喜歡沉思”，幾乎從未遠離她從幼年起就居住的英國約克郡哈沃斯村。“她的手和腳是我見過的最小的；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中，那軟軟的感覺就好像我手里握的是一只鳥”。正是靠著這雙柔軟的小手，夏洛蒂撐起了這個家。在兩個姐姐相繼去世后，年幼的她成了家中的大女兒。她不僅熟練地完成了所有家務活，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還像早逝的母親那樣，始終關注弟弟妹妹的成長——和他們一起玩“文學想象性世界”的游戲，更帶著他們在荒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

不過，蓋斯凱爾夫人并不知道在夏洛蒂柔弱文靜的外表下潛藏著多么激烈的情感。她與生俱來的對寫作的執念，終將在未來的某一天如同火山爆發一般，把熾熱的巖漿噴射到整個英倫三島。1836年，20歲的夏洛蒂鼓起勇氣給英國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寫信，告訴他自己對寫作的熱愛。不久后，騷塞在回信中告誡這位未來的女作家，不要為了想象的快樂而忽略女性真正的責任：“文學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婦女的終生事業。她越是恪盡婦女的責任，就越沒有時間從事于文學，哪怕只是把它作為一種才藝或者一種消遣也沒有時間。”

蓋斯凱爾夫人（1810—1865）

即便如此，夏洛蒂并沒有放棄她的文學夢——世界對她抱有多少偏見并不重要。反正，她做什么，不做什么，遵循的都是自己的心。“厭惡也好，受苦也好，從來都不能使她畏縮，不能阻止她走上她認為有責任走好的道路。”于是每天晚上九點，在父親、姨媽睡覺后，她就和兩個妹妹一起，“自由自在地在客廳里來回踱步（像不安的野獸），談論計劃、打算，憧憬未來生活”。毋庸置疑，寫作就是她們未來生活的全部。它就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些注定要隱沒在陰暗中的日子。到了1847年，夏洛蒂采用匿名寫作的方式，用中性化的筆名“柯勒·貝爾”，出版了那本足以震撼整個男權世界的《簡·愛》。

《簡·愛》手稿，署名“柯勒·貝爾”

顯然，蓋斯凱爾夫人并不愿意接受這本書。在她看來，女性并不需要取得太多職業成就，因為最適合她們的位置只能是客廳、廚房、起居室。似乎是為了化解“柯勒·貝爾”膽大妄為的寫作給她帶來的不安，她不厭其煩地描寫那些坐落在荒原上的陰暗小屋，仿佛不凸顯約克郡“與世隔絕”的特性，就無法解釋夏洛蒂的與眾不同。甚至，她還不辭辛勞，動用大量筆墨為柯文橋牧師之女寄宿學校提供給學生的低劣飲食（1825年，八歲的夏洛蒂曾在這里短暫就讀，并因此永遠地失去了兩位姐姐），做出貌似合乎情理的辯護，更有意無意地把夏洛蒂的父親帕特里克·勃朗特塑造為性格怪異的暴君，除了對女兒大加苛責，他什么都不會。

為偶像祛魅：夏洛蒂·勃朗特的真實人生

或許，這就是蓋斯凱爾夫人孜孜追求的“真實”。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真實”卻未必令人滿意。至少，在英國學者、文學評論家盧卡絲塔·米勒看來，《夏洛蒂·勃朗特傳》從來不是“對夏洛蒂真實生活的天真謄寫”。它的問世，反倒為夏洛蒂本該清晰的人生，添加上一層若有若無的面紗。而在后世諸多文學演繹、影視改編的推波助瀾下，面紗變得越來越厚，最終形成了“勃朗特迷思”。

《夏洛蒂·勃朗特傳》，[英]蓋斯凱爾夫人 著，祝慶英 祝文光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大約是為了給愈演愈烈的“迷思”祛魅，米勒創作了《勃朗特迷思》一書。她借用后現代主義文學“元小說”的概念，將這部論著定義為“元傳記”。所謂“元傳記”，說到底就是傳記的傳記。這意味著，米勒并不需要細致入微地闡述夏洛蒂的生平往事。相反，她只需要從面前那些如小山一般厚厚壘起的夏洛蒂的傳記中隨手抽出一冊，抽絲剝繭地加以解析，就足以破除歷代文人、各種文本疊加在這位作家身上的迷霧。

以蓋斯凱爾夫人為例，米勒相信，她并不真正了解夏洛蒂。在她看來，柯勒·貝爾的寫作與夏洛蒂的人生，就像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的軌道”。一方面，她聲稱“柯勒·貝爾”式的寫作多么粗俗，身為賢妻良母的她必須時刻警惕，與書中顯而易見的離經叛道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可憐的單身小姐夏洛蒂糟糕的健康狀況又常常喚起她強烈的保護欲——當她得知夏洛蒂就是柯勒·貝爾的時候，她告訴自己，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寫作。如果不是遭受了太多身體與精神的重創，夏洛蒂大約不會寫出如此令人不安的小說——“只有疾病和痛苦才能解釋她作品中的激情”。

《勃朗特迷思》，[英]盧卡絲塔·米勒 著，白天明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同樣在《夏洛蒂·勃朗特傳》中，蓋斯凱爾夫人有意無意地提到了夏洛蒂對繪畫的喜愛。“她用的是拉斐爾前派的那種精細工整的筆法，而不是拉斐爾前派的那種準確無疑的技巧，因為她憑想象而不是根據事物來畫的。”這番話也可以用來評論這部傳記。事實上，蓋斯凱爾夫人并不像她宣稱的那樣，與夏洛蒂過從甚密。1850年，她在一次聚會上結識了夏洛蒂。而在此之前，她對這位小姐一無所知，更別提要深入夏洛蒂的內心世界，探究她的人生觀，甚至她創作的目的。

在夏洛蒂去世后，蓋斯凱爾夫人接受帕特里克·勃朗特的邀請，著手撰寫這部傳記。她當然希望可以將自己講述的一切都變成可信的現實。但偏偏，資料的匱乏阻止了她的腳步——幾部手稿、若干日記、一些信件，并不足以支撐起一位作家的一生。而傳記的寫作又迫使她“不得不精確并尊重事實”。這對身為小說家的她來說，恰恰是最難的。于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動用自己“難以約束”的想象力，以極具浪漫主義情懷的文筆，從自己的頭腦里“創造”一個全新的夏洛蒂。

此時，再回過頭去看《夏洛蒂·勃朗特傳》，竟不免有了一點反諷的味道。仿佛一腳踏進了某個超現實語境下的烏托邦，誰都不知道書中記錄的究竟是否確有其事，抑或只是某種美好的想象。1831年，蓋斯凱爾夫人并不認識夏洛蒂，又如何能夠將她像鳥一樣柔軟的小手，放進自己的掌心？——與其說這是傳記，倒不如說是徹頭徹尾的虛構。就像這位夫人曾經寫下的那些小說，很美、很浪漫，卻掩飾不住骨子里的虛幻。

《呼嘯山莊》插圖

女性寫作：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唯一的名字

然而，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夏洛蒂·勃朗特傳》的價值。如果沒有它的存在，21世紀的我們大約很難穿越時空，回到歷史中去，親眼見證彼時女性寫作的力量。但不管是制造偶像，還是為偶像祛魅，在那個女性寫作風起云涌的時代，夏洛蒂·勃朗特都不該是唯一的名字——早在1778年，英國女作家范妮·伯尼就以自己的作品拉開了女性寫作的帷幕。彼時，有太多女作家像她一樣持續不斷地寫作，卻不幸被后世遺忘，成了時代的遺珠。

應該如何理解這些作家？美國學者、女作家謝莉·德威斯的論著《不只是簡·奧斯汀》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途徑。從夏洛特·特納·史密斯、瑪麗·魯濱遜，到戴娜·馬洛克·克雷克，德威斯細致入微地講述了七位女作家的人生小傳。她既不刻意制造炫目的偶像光環，也不急于為被忽視的文學前輩鳴冤，而是繞開學術界通常以簡·奧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為中心的議題，將目光投向更深更廣的遠方，恰如其分地還原那些撐起18、19世紀女性寫作天空的中堅力量。

《呼嘯山莊》插圖

比如寫作。在《夏洛蒂·勃朗特傳》里，蓋斯凱爾夫人常常提到寫作。在她看來，家庭才是女性的一切，藝術（或者寫作）不過是暫時的逃避：“當她們被小人國日常煩瑣的照拂之箭壓得太緊時，到藝術的隱蔽世界中尋求庇護是有益于健康的；這讓她們遠離病態……并用藝術的平靜安撫她們。”德威斯的看法恰恰相反，她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寫作并不僅僅是日常生活的簡單調劑。相反，它早已超出了家庭的范疇，既是女性掙脫沉重命運枷鎖的契機，更是對“低到塵埃里”的庸常生活的提升。

《不只是簡·奧斯汀》，[美]謝莉·德威斯 著，史 敏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

以夏洛特·特納·史密斯為例。她生于1749年。在成為人妻之后，這位18世紀的女作家并沒有像童話故事中所說的那樣，“從此過上幸福生活”。她是稱職的母親，在2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育有12名子女。她也是“每位謊話連篇、行為不端的丈夫夢寐以求的好妻子”，無論生活給了她多少磨難（丈夫負債累累，以至被判入獄，之后更被迫離開家鄉，逃亡法國），她始終不離不棄地陪伴在丈夫身邊，哪怕他帶給她的是無止境的煎熬。

還好有了寫作。為了償付巨額債務，夏洛特在陰暗的牢房里開始了她的寫作。1787年，她帶著孩子離家出走，余生奮力寫作，從而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某種程度上，她比夏洛蒂·勃朗特更有資格為彼時的女性代言。在那個女性寫作被視為“生物變異”的年代，她敢于在公開出版的作品里署上自己的真實姓名，而不是半遮半掩地用虛構的筆名，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在她的小說《古堡孤女埃米琳》中有這樣一位女性，面對那個被寵壞了的丈夫，她明明白白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有自己的思想，在可以通過誠實勞動自力更生的情況下，我的思想從不退縮，這比那種男人……能帶給我的好處強太多了！”

《簡·愛》插圖

這番話總是讓人想起《簡·愛》里那段著名的自白。在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夏洛蒂當然不會知道夏洛特·特納·史密斯的名字（哈沃斯的宅子里沒有女作家的書）。但在多年以后，她們卻站在了一起——本質上，她們的寫作如出一轍，都是為各自時代的女性吶喊。就像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說，終其一生，她們“在消逝的光輝和日常的光線間穿行”，就算歷經波折，也要葆有鮮明的個性，既不妥協，也不屈服，直至抵達創作的巔峰。而她們的名字，哪怕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也值得被牢記，被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