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每個展品前駐足半分鐘,看完300件作品需要近三小時,在一些作品邊,還能讀到優美的詩句,這是一個需要花時間慢慢欣賞的展覽——來自盧浮宮的“圖案的奇跡: 盧浮宮印度、伊朗與奧斯曼的藝術杰作”12月13日起在上海浦東美術館對公眾開放。
《藝術澎湃》在開幕現場看到,通過這些展品,不僅得以看到這些帝國在藝術領域的驚人復雜性,也能感受到這幾個國家與文明之間生動而活躍的文化往來,中國藝術對伊斯蘭藝術的影響亦清晰可見。
視頻:“圖案的奇跡: 盧浮宮印度、伊朗與奧斯曼的藝術杰作”展覽現場。 編輯 陸林漢(02:34)
本次展覽遴選300余件館藏精品。展現了近代印度、伊朗、土耳其世界蓬勃的創造力。展覽聚焦16至19世紀曾統治這三片疆域的重要政權——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伊朗的薩法維王朝與卡扎爾王朝,以及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著重呈現帝國間活躍的商貿往來,為藝術帶來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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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此為奧斯曼展廳,位于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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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現場,位于三樓鏡廳。
呈現圖案之美,一秒穿越
“本次展覽突出了植物紋樣、幾何紋樣、裝飾紋樣在時空中的流動與傳播,也呈現了這些紋樣所蘊含的深厚意象與象征含義。”盧浮宮博物館展覽與出版部主任阿利娜·弗朗索瓦-科朗(Aline Fran?ois-Colin)對《藝術澎湃》說:“藝術家的無窮創造力、詩意的表達,以及對形式創新的不懈追求,體現在獨創的幾何紋樣,色彩與明暗之間的微妙互動以及精細絕倫的工藝中。通過這些展品,我們不僅得以看到這些帝國在藝術領域的驚人復雜性,也能意識到這幾個國家之間生動而活躍的文化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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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展廳以赭石色為基調
據悉,展廳設計由此前法國奧賽大展展陳設計師塞西爾·德戈(Cécile Degos)再度操刀,“但設計風格和奧賽完全不一樣了。”浦東美術館館長李旻坤說,“我們在討論展陳方案的時候進行了多次的研究,這些展品應該和當時的歷史和當時的建筑、生活環境結合。所以從這些國度的一些典型的非常有特色的元素中做了一些抓取 ,把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的元素運用在了展廳里邊 ,并且根據三個國度不同的特點進行了顏色的區分。用截然不同但是又相互連貫的設計去展示,讓大家有非常沉浸的感受,好像一秒就穿越到了那個年代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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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展廳
“藝術是互通的,希望能呈現出藝術間的對話。從空間設計上,我們也是凸顯了這三個政權各自的特色。三個廳以三種顏色進行了區隔,引導觀眾情緒,強化對三大文明區的直觀區分。”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努賈伊姆( Souraya Noujaim)說。在步入展廳的走廊上放置了巨大的地理示意圖,不僅標識了印度、伊朗、奧斯曼的疆域,還特別標注了中國的于闐(今和田)與景德鎮這兩個坐標。策展人朱迪思·赫農-雷諾(Judith Henon-Raynaud)形容展覽像“給不同的作品制作了不同的珠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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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觀眾已經找到了適合打卡拍照的角度。
三個廳,三大文明各具特色
展覽以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部分藏品拉開序幕。步入以赭石色為主題的印度廳,精美的玉器匕首與帶有浮雕的鏤空窗屏吸引著觀眾駐足。窗屏上繁復而充滿幾何美感的圖案,成為合影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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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馬首柄的匕首 印度,17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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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屏 印度北部,17世紀 砂巖
自1526年建立開始,莫臥兒帝國在鼎盛時期疆域幾乎覆蓋整個印度次大陸。自古以來,印度憑借地緣優勢,將本土文化和藝術廣泛傳播至各地。建筑師們在融合本土風格與伊朗、中亞藝術影響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建筑美學。莫臥兒建筑往往蘊含著對神圣秩序的隱喻,其具體形式與意義又隨地域和背景不同而演變。在建筑中,對光線的過濾與擴散不僅出于實用,也兼具審美與象征意義。無論是融合了伊朗與中亞影響的賈利窗、體現本土與波斯傳統交融的珍貴玉器和金屬制品,還是歐洲與本地風格“混搭”的各式出口器物,無不彰顯出莫臥兒帝國傳承本源、融匯創新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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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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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詩會飾板 伊朗,17世紀中葉 釉陶 這塊陶板描繪了兩名男青年斗詩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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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與夜鶯”圖案的書籍裝幀,伊朗,1775-1825年。內刻薩迪《果園》詩句。
進入伊朗廳,青花瓷的影響清晰可見。沙阿阿巴斯統治時期,內政穩定推動了貿易繁榮,帝國與歐洲的交流日益密切。他授予歐洲商人關稅豁免權,并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壟斷,支持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發展。來自歐洲和遠東的貨物深刻影響了薩法維王朝的生產,尤其是陶瓷業——當地工匠努力仿制并超越進口的青花瓷與青瓷。當時,掌控香料貿易的荷蘭人將中國瓷器作為重要貨品,稱其為“克拉克瓷”,其名可能源于運輸瓷器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17世紀中葉,隨著中國港口關閉,荷蘭轉而從伊朗的克爾曼等地獲取青花瓷,以填補供應鏈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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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廳
在四樓的奧斯曼廳,觀眾可以看到帝國早期的陶瓷延續了前朝傳統,風格上仍以中國青花瓷的藍白二色為主,裝飾多以葉紋、幾何形狀及源自中國陶瓷的蓮花、牡丹等花卉圖案構成——這些元素在15世紀的土耳其與伊朗藝術中已不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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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紋盤 土耳其,伊茲尼克,約1540-155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妝土上彩繪。
孔雀紋盤是一件重點展品,盤面大部分植物紋飾及色彩搭配在 16世紀40和50年代奧斯曼陶瓷作品中亦屬常見,但存世器皿中鳥類紋飾極為罕見。因此,孔雀紋樣或許別有深意。奧斯曼宮廷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而在波斯文化中,孔雀是王權與威儀的象征。
自16世紀30年代起,陶瓷用色逐漸豐富,構圖更富活力,細長的鋸齒狀葉紋成為主流,并開始引入郁金香、康乃馨、玫瑰等真實花卉。到了16世紀下半葉,色彩愈發明亮,新元素更加突出。奧斯曼陶工常常游走于“寫實”與“風格化”之間。他們依據整體對稱的布局或底層的幾何網格(尤其在釉面陶磚中),對自然形態進行藝術調整,使圖案在滿足裝飾需求的同時,有時更趨近于抽象的表達。
策展方解讀:紋樣如何交融
得益于文化互鑒與交流,異域元素經過重新詮釋與改造,對本土創作產生影響,最終孕育出復合風格的藝術佳作。“一個是書法藝術 ,第二個是植物紋樣 ,比如說自然主義的風格 ,還有就是幾何圖案。”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努賈伊姆( Souraya Noujaim)提到了牡丹、蓮花,以及動物紋樣,比如龍、鳥等,“這些都是東方語匯進入伊斯蘭世界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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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紋飾盆,土耳其,約1480年。此盆內部以鉆藍底留白裝飾,器壁裝飾效仿元代(1271-1368年)青花瓷。其風格化的植物紋與中式花卉紋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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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紋盆 伊朗,15世紀
另外,“商貿往來,特別是絲綢之路以及海陸商貿,對伊斯蘭藝術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她希望觀眾在奧斯曼部分的展廳仔細觀察展品上的云紋、海波紋,很多都是來自東方,它們會出現在珍貴的材質上,比如玉器,從中可以看到圖案的挪用和借鑒。而在伊朗的一些陶器中,用藍色、白色來描繪圖案的手法,與中國瓷器的樣式也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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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龍紋圖案的盤子
但她同時指出,在描繪的流暢性方面還是有所區別,這些圖案流傳到伊斯蘭之后線條更硬一些,這從現場展示的多件龍形圖案上可以看到這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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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廳中的盤子,最左邊為孔雀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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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廳中的盤子圖案,植物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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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枝、郁金香、康乃馨與云紋磚 土耳其,伊茲尼克,約1540-154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妝土上彩繪。
據介紹,展品多數誕生于帝國疆域的交叉地帶,這些地區與歐亞兩大洲都有著深刻的聯結。當展品同臺呈現時,觀眾仿佛可以聽到它們在樣式、技藝與精神層面的對話,并從中領略材料、典籍與紋飾的流入,如何在這些互聯的帝國內催生美學革新。歐洲植物版畫引入莫臥兒帝國,影響了當地的植物紋飾設計;中國瓷器從歐洲和遠東傳入薩法維王朝,為薩法維匠人提供創作靈感。這些跨越大洲的藝術互聯,都將在展覽中得到呈現。
安靜的角落:書法與文具盒
現場還有一套文具被放置在安靜的角落。“書法在裝幀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可以看到兩種風格,一種類似行書,另一種是幾何形的。從裝飾性和傳承性來說,也許是與中國書法的一種‘相遇’,但它們的技巧是不一樣的,中國書法用的是毛筆,伊斯蘭書法用的是蘆葦筆。現在也成為很多研究的主題,2020年-2021年,盧浮宮在阿布扎比做過一個展覽,名為‘龍與鳳’,就呈現了亞洲書法藝術和伊斯蘭書法藝術的聯系。”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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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蘇丹馬哈茂德一世花押的可攜式筆盒與墨水瓶 土耳其,約1730-1754年 銀合金、金、石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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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用具:小刀、用于削蘆葦筆的金屬板、匙、剪刀。土耳其,18-19世紀。鐵、銅、金、象牙、珊瑚、鋼、銀。部分展品為盧浮宮博物館藏品,部分屬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現長期寄存于盧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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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蘭經》抄本 土耳其,16世紀 皮革、墨、金、紙
書寫是一種重要的藝術表現形式。銘文內容曾使用奧斯曼土耳其語、阿拉伯語或波斯語書寫。作為行政語言的奧斯曼土耳其語,常用于官方銘文,其中詩歌體比散文體更受青睞。在諸藝術門類中,書法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由于其獨特的規則和風格,書法講求師承,法度嚴謹。除抄本外,書法常以銘文的形式,依循特定組合方式,呈現于各類創作中,尤其常用于宗教語境。銘文飾帶與幾何圖案或裝飾紋樣結合,為建筑、陶瓷、金屬器皿、玻璃器皿、紡織品錦上添花。除實用性外,書法還兼具裝飾作用,有時更能凸顯象征意義。
復原場景展現昔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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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的宮廷生活場景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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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陳列的一組杯具
在四樓,展覽借鑒了伊斯坦布爾托普卡帕宮等建筑中遺留的裝飾元素,在展廳復原了一間17世紀的宮廷廳堂,陳設包含原始文物,比如陶磚、地毯、展柜中的器物,還有彩繪玻璃窗。左側矮桌用于擺放書寫工具,右側陳列的一組杯具與煙斗,讓人聯想到當時咖啡與煙草的消費,一旁配有盛放多類飲品的容器。背景處則擺放著凈手用的執壺與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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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覽尾聲部分也有一間復原房間,展現了富裕之家的日常生活場景。據介紹,像地毯之類的藝術品,因為其脆弱性,展覽結束之后要進行六年的休眠,有些可能也很難有機會再次展出。
展覽將持續至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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